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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权过大，绝不希望有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权臣存在，废相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胡惟庸的独断专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更为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带兵在外，汪广洋只知饮酒吟诗，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尚不突出。但胡惟庸为相七年，擅权乱政，使得朱元璋感得大权旁落，除了剪除别无选择。
早在洪武十一年三月，为了限制丞相的权力，朱元璋就下令凡奏事不得先“关白”中书省。在此之前，凡是各地送给皇帝的奏章都要关白中书省，就是给皇帝一份，同时也要给中书省丞相送一份。接着，又令六部奏事不得关白中书省，这样就大大削弱了中书省的权力。然而即使这样，也还不能令朱元璋满意。
于是就有了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朱元璋接着就宣布裁撤中书省。丞相废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朱元璋大权独揽。秦、汉以来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皇权得到进一步加强。稍后，朱元璋还宣布以后嗣君不许议置丞相，大臣如敢奏请者，处以重刑，并立为祖训。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胡惟庸案就可明白，说胡惟庸独断专行确有其事，但谋反其实是子虚乌有，它只不过是朱元璋废丞相的一个借口。胡惟庸被告称谋叛时，证据并不充足，如果深究下去，胡惟庸可能不会被坐成死罪。因此朱元璋才迅速认定谋逆是实，即行杀掉，连告发的涂节也全不放过，只是为了死无对证，并可以借此另做文章。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后，仍然能时时刻刻感受到李善长的威胁。李善长为功臣之首，虽已退位，但势力还很大，加之与胡惟庸的姻亲故旧关系，始终令朱元璋耿耿于怀。为了巩固帝业，就必须彻底消除这一隐患，因而胡惟庸案不断升级。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虏南倭”，于是又为胡惟庸添上了一个“通倭通虏”的罪名，就是说他勾结蒙古和日本，企图谋反。但是据吴晗先生《胡惟庸党案考》，通倭通虏都是“莫须有”的罪名。胡惟庸事件正像一个传说中的故事，时间越长，故事的范围便越扩大。到后来胡惟庸东通日本高丽，西通卜宠吉儿，南通三佛齐，北通沙漠，东西南北诸夷，无不与胡惟庸叛逆案发生关系。朱元璋在杀胡惟庸若干年后又给他加上这些谋逆罪名，是想借胡案兴起大狱来诛杀文武功臣，以防功臣们日后威胁朱姓子孙。平心而论，胡惟庸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是所谓的“胡党”却未免牵强附会。胡惟庸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望、行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开国功臣李善长也最终被牵连进此案。
有明一代任丞相的只有四人，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有三人被杀。据说徐达也未能善终，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徐达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过几天就死了。
李善长是受祸最惨的，不仅本人被赐死，还被族诛。他死后一年，郎中王国用为其鸣冤，由御史解缙起草《论韩国公冤事状》，疏中论道：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又何必为胡惟庸谋事，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何苦如此！当时正值胡党株连，气氛异常恐怖，很多人担心会招来祸事。但朱元璋看了以后，未作任何批示，可见他也默认是枉杀。
所谓的胡谓庸案只是一个借口，目的就在于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结果是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胡惟庸案实际是一个冤案，明初的冤案又何止这一个？胡案刚刚结束，蓝案又兴起。
蓝玉党案
蓝玉本是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是洪武后期最有名的将领之一，为大将军、凉国公、太子太傅。蓝玉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曾南征云南、北征大漠，平定叛乱，为明初的稳固与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就在蓝玉平叛胜利，于二十五年十二月班师回朝时，等待他的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胡惟庸案刚刚告一段落，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发生了一个案子，叫做蓝玉案。
蓝玉本是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是洪武后期最有名的将领之一，为大将军、凉国公、太子太傅。蓝玉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曾南征云南、北征大漠，平定叛乱，为明初的稳固与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就在蓝玉平叛胜利，于二十五年十二月班师回朝时，等待他的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转年正月初十左右，蓝玉回到南京。二月初八日，早朝即将结束时，突然有人控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企图趁朱元璋出宫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蓝玉被当场逮捕。一天后，朱元璋就下令将他处死，其家人也全部被杀。当时受株连被杀的，列入《逆臣录》的就有一公，十三侯，两伯，两万五千人。为什么蓝玉在刚刚取得平叛胜利时，却因谋反获罪，在入狱第二天就被处死，并且株连如此多的人？这些都成为疑点，而且都与前不久刚刚发生的胡惟庸案极为相似，以至于后人常常把他们并称为胡蓝之狱。
《逆臣录》
《明太祖实录》、《明史》均记载，蓝玉与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桓、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都督黄略、吏都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以及蓝玉的部将等密谋，准备趁皇上举行出耕藉田仪式时，乘机劫驾，以图谋反。二十六年二月，为锦衣卫指挥蒋发现，告蓝玉谋逆。审讯群臣，案情属实，于是蓝玉等伏诛，列侯以下坐蓝玉党灭的不可胜数，详情都列在《逆臣录》中。
《明实录》、《明史》都是以《逆臣录》为依据的，所以《逆臣录》就成为研究蓝玉党案的最原始最基本的文件。《逆臣录》是在蓝玉案发两个多月后，由朱元璋亲自作序，翰林馆臣编辑的，详细记载了蓝党谋反的主要事实，包括试图谋反的具体时间、参与人物、活动地点，言之凿凿，似乎是铁板钉钉，不容置疑。以至于人们虽对朱元璋借端株连，兴起大狱，颇有非议，但却认为蓝玉及其党徒谋反确有其事。谈迁的《国榷》、查继佐的《罪惟录》、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均遵照了《明太祖实录》、《明史》的说法。
朱元璋定胡惟庸案时，曾将案犯的狱词编为《昭示奸党录》，公布于世，不过它失传了。而《逆臣录》却保存下来，其传抄本藏在北京图书馆。《逆臣录》共五卷，选录出近千人的口供，并记载近千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前往蓝玉的公爵府饮酒赴宴、密谋造反的事情。于是，这位曾经为大明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将军，霎时间变成了一个阴谋造反者。蓝玉谋反了吗？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呢？《逆臣录》果真是证实蓝党罪状的依据，还是恰恰说明它正是一桩冤案呢？吕景琳《蓝玉党案考》一文，对目前保存下来的《逆臣录》加以考证，认为《逆臣录》破绽百出，疑窦丛生。
首先，蓝玉并未招供。在这部供词汇编中并没有蓝玉、景川侯曹震的口供，表明两名主犯根本没招供。另据郑晓《异姓诸侯传》载，蓝玉被告谋反时，朱元璋曾召集群臣廷议，蓝玉极力辩护，不肯牵连他人。詹徽恐吓蓝玉，逼蓝玉招供，蓝玉于是大声喊道，詹徽就是我的同党，吓得詹徽只好作罢。供词汇编竟然没有主犯的口供，这个狱词的真实性就颇值得怀疑。
其次，蓝玉在洪武二十五年六月自西北罕东地区南下川西，平定月鲁帖木儿叛乱。八月二十二日，蓝玉的亲家靖宁侯叶昇，以交通胡惟庸罪被处死。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军都督佥事谢熊奉命前往成都，奉旨召取蓝玉回京。据谢熊供词，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凉国公宅第，蓝玉问：“谢都督，你怎么来的？”谢熊说：“我来取大人回京。”蓝玉说：“我知道，必是我亲家靖宁侯胡党事内有我名字，差你来提取。实不瞒你，我如今回家看动静，若是果有这话说，好歹下手做一场。你回去休要泄机，若事成时，大家得安享富贵。”接着，便在四川到处活动，二十六年正月初一二到武昌，初三到九江，初七到安庆，一路上明目张胆地联络谋反事宜，令人咋舌，但随后的活动，更令人瞠目。
蓝玉大约在次年正月初十前后抵达南京，至二月八日被捕，前后不足一个月的时间。据《逆臣录》所载口供，在这一个月当中，上自侯爷、督爷、指挥，下至千百户、总旗小旗，乃至奴仆家丁、贩夫走卒、流氓无赖，都穿梭来往于凉国公府，畅言谋反。粗略统计，有几千人出入蓝府，可谓车水马龙、门庭若市，蓝玉谋反的事京城内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蓝玉既然是铤而走险，密谋反叛，他怎么可能在雄猜好杀的皇帝眼皮下如此张扬？
陈四益在《罗织的证据》一文中对此嘲讽道：由于审讯者心思不够细密，留下了许多破绽。比如，一个名叫蒋富的招供，说是蓝玉出征回来，请他吃酒。在酒席间，蓝玉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都商量定了，你回家后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日后也抬举你一步。”这个“老蒋”是谁呢？只是蓝玉家一个打渔的。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供道，说是因为出征回家，前去拜见，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各置军器，听候接应，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人做。这个张仁孙是谁呢？最初只是乡里一个染匠。蓝玉如果真想谋逆，自然应当十分谨慎，这样杀头灭族的事情，哪里有见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