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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永乐五年至永乐七年(1407—1409)。在郑和刚回国十几天后,就第二次下西洋了。路线与上次相同,至印度西海岸柯钦及当时中东贸易中心卡利库特。郑和还专程到锡兰,对锡兰山佛寺进行布施,并立碑为文,以做永久纪念。
第三次:永乐七年至永乐九年(1409—1411)。此次仍由刘家港启航,至福建开洋。这次航行以东印度洋为中心,经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再沿印度西海岸北上,到达孟加拉湾。这次途中曾遇险,《明史·郑和传》载: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发兵妄图劫持郑和船只。郑和临危不惧,生擒亚烈苦奈儿及其家属、头目。回国后,献俘于朝,群臣主张杀掉他们,明成祖则宽大为怀,把他们遣放回国,海外闻之,无不感服。
第四次:永乐十一年至永乐十三年(1413—1415)。1413年底东北季风一到,船队启航,航线与以前大体相同,但却远至波斯湾,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大宗船队沿旧航线到古里后,渡阿拉伯海停靠波斯湾口忽鲁谟斯。分宗船队已自苏门答腊出航,扇形向西渡印度洋,访问溜山国(马尔代夫群岛)和东非海岸的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卜剌哇、麻林;向北过阿拉伯海,抵达阿丹、剌撒、祖法儿,自阿丹再分宗进入红海,访问天方国、默伽、默德那。分宗船队航行历时两年,更多的贡使来华。
第五次:永乐十五年至永乐十七年(1417—1419)。这次主力舰队与上次相同, 从东南亚经过印度各港,进入波斯湾。而分舰队则经阿拉伯南岸驶往东非沿海,到达了摩加迪沙、布腊瓦(均属索马里)、阿丹(今也门亚丁)、剌撒(今红海东岸)、忽鲁谟斯、麻林等地。这次出访,满剌加、古里等十九国都遣使朝贡。
第六次: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年(1421—1422)。郑和此次下西洋的主要任务是送忽鲁谟斯等十六国使臣返国。这次所到之处有占城、暹罗、满剌加、榜葛兰(孟加拉)、锡兰、古里、阿丹、祖法儿、剌撒、溜山、柯枝、木骨都束、卜剌哇等地。由于所到国家很多,多是分批、分队而行。主力舰队仍到波斯湾各港,分舰队则周游了东非各港。
第七次:宣德六年至宣德八年(1431—1433)。永乐二十二年(1424),明成祖去世,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仁宗认为下西洋过于浪费,成效不大,属劳民伤财之举,决定停止下西洋的活动。但是未过一年,仁宗病逝,宣宗朱瞻基继位,忆起祖父当年“万方玉帛风云会,一统山河日月明”的盛况,才又派郑和出使西洋。两万七千馀人分乘六十一艘船只,从南京起航出发,航行远达红海。郑和在返航途中病逝,终年六十二岁。由于当时天气酷热,负责航海事务的太监王景弘只得按照郑和的遗愿,根据伊斯兰教的仪式,将郑和的遗体裹上白布,投入茫茫大海中。仅有一撮头发以及一双靴子带回了国内,葬于南京中华门外牛首山下,以供后人凭吊(一说郑和于宣德八年七月初六回到南京,第二年病逝,终年六十四岁,埋葬在南京南面的牛首山)。
大航海的背后
为什么明成祖朱棣会派遣郑和下西洋?流传最广的解释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明史·郑和传》透露了有关信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惠帝即建文帝朱允炆,继承了祖父朱元璋的皇位,成为明朝第二代皇帝。但是朱允炆仅做了四年皇帝,便被他的叔叔朱棣取而代之。“靖难之变”时,宫中一场大火,使得建文帝的下落成了一个谜,有人说他自焚了,也有人说他逃匿当和尚,还有人说他跑到海外,总之是“不知所终”。对于建文帝的失踪,明成祖一直耿耿于怀,听说建文帝有可能流落海外,明成祖就动了到海外寻找的心思,于是便有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然而,当明成祖得知建文帝在云南一带活动后,这个疑问实际已经消除了。因此明成祖几次三番去海外探寻其下落的说法不足为信。
如果说寻找惠帝为虚,那么向海外“示中国富强”、沟通彼此往来则是无可置疑的。当时的明朝,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帝国。在大明朝的东南,是汪洋一片以及一些半开化未开化的岛屿。西北原是帖木耳大帝的领土,帖木耳曾一度希望远征中国,但未能如愿。帖木耳去世后,其继任者势力远不如前,已重新向明朝遣使朝贡。西方的欧洲此时战乱不断,瘟疫流行。印度也已衰落近千年。此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种势力可与大明帝国争锋。明成祖统治下的明帝国无论在经济实力,还是在军事技术方面,都占有绝对的优势。此时农业发展,手工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矿冶、纺织、陶瓷兴盛;造船业,包括罗盘针的使用、航海水手的培养等,都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明成祖朱棣又是一位颇具雄才大略的皇帝,扬威海外、夸示富强、树立声望,已是势在必行。
为了宣扬国威,明成祖还专门昭示:“今遣郑和赉敕普谕朕意,尔等只顺天道,恪守朕言,顺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虏诚来朝,咸锡皆赏。”明成祖之所以能选中郑和,除了认为他勇敢、机灵、有胆略之外,还因为郑和本身是伊斯兰教徒,有利于同西洋各地的教徒进行交往,以实现敦睦外交的愿望。当然也不排除这样一个意图,郑和身为宫廷内官,也可以兼为明皇室从海外采购奇珍异宝。
明成祖的理念通过郑和的远航得到了传播。同行的马欢在《纪行诗》中说:“皇华使者承天敕,宣布纶音往夷域。鲸舟吼浪泛沧溟,远涉洪涛渺无极。”郑和在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中,推行的都是“和平外交”政策,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仅有在锡兰(今斯里兰卡)的一次,那也是在被迫无奈情况下进行的防卫性还击。郑和船队所到之处,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读赏赐”——宣读大明皇帝的敕谕,是为“宣教化”,包括“颁中华正朔,宣敷文教”。所谓“正朔”即中国历法,还包括中国人民对季节、气候的认识和伦理道德、礼仪习俗等。客观上,大航海对外传播了中华文明,输出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郑和远航,“宝船”带往各国的,都是华夏文明瑰宝,无论丝绸、瓷器、药材、工艺品、金属器物等,都十分精良,堪称极品。郑和的船队把它们带到了三十多个国家,对促进各国的文明以及当地经济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现在在海外还流传许多郑和的故事,在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很多地方都保留下了郑和的遗迹,以表达当地人民对这位传播中华文明的先驱的敬意。
郑和的远航带来朝贡的繁荣,当时各国来明使臣络绎不绝,以求得到明朝的庇护,同时还可以得到丰厚的赏赐。据统计,明成祖在位的二十二年中,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三百一十八次,最多的一次有十几个国家的朝贡使团同时来华,出现了“诸番臣充斥于廷”的盛况。勃泥(今文莱)、满剌加、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古麻剌朗(今属菲律宾)等国的国王甚至亲自率团前来,可谓盛况空前。明朝的接待极为隆重,赏赐丰厚。据史书记载,永乐二十二年(1424)三月,满剌加国王率团来华回国时,明成祖在玄武门设宴饯行,赐予金百两、银五百两、钞三万多锭、锦六段、彩段五十八表里、纱罗各二十二匹、绫四十六匹、锦五百多匹、绵布三百多匹、织金罗衣一袭、素罗衣十三袭;赐王妃素罗衣十二袭、绢女衣十七袭,赐其随从衣物不等。隆重的接待和丰厚的赏赐,使得异域各国对明帝国都心悦诚服,有的使臣甚至愿意长留于此。勃泥(今文莱)国王麻那惹加那乃,在访问期间因病客死中国,临终上表,愿“体魄托葬中华”,足见其对中华礼仪文明的景仰。明成祖以王礼将他葬于南京城南石子岗。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国(在今菲律宾苏禄群岛)东王、西王和峒王率家眷官员三百四十多人来访。返程时,途经山东德州,东王不幸染病身亡。明成祖命在德州北部择地厚葬之,并亲书石碑。
即使在明成祖去世后,继位的明宣宗在宣德五年(1430)给郑和的“往谕诸番国”的诏书上也说:“兹特遣太监郑和、王景弘等赍诏往谕,其各敬顺天道,抚辑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仍然在贯彻成祖的旨意“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并且就在这年,郑和船队从福建长乐泛海南下时,特地在长乐南山寺立了一块碑,在碑文中写道“宣德化而柔远人”,表明了远航的意义所在。
带着“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示中国富强”的目的,郑和率领着大明朝的船队,扬帆南下,出现在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的广阔海域。世界南方海域从未出现过如此壮丽的景象:上百艘大船人字形排开,上千面帆张起,旌旗招展,异常绚烂。只有一个富强的帝国,才能支持这样盛大的远航!只有凭借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充足的食物补给,这样的远航才能成为可能。
郑和所处的时代,中国科技成就达到了一个顶峰。著名郑和研究专家郑一钧指出,郑和船队的造船术和航海术,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宋、元两代的造船技术和造船能力,已经为明初造船业的鼎盛奠定了基础。北宋初年,已设有专门的造船机构,名曰“造船务”,当时就可造“楼船百艘”。除了楼船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战船,车船也得到广泛使用。当时海商船大小不等,大的可载五六百人,小的叫“钻风”,有“八橹”或“六橹”,可载百馀人。从南海出发的远洋巨船“浮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重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蔚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