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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引起历史家好奇心的地方，在于虽出于很不利的条件之下，但她的作为仍能成功。她做皇后２８年，皇太后７后，兹后又以本人名义做皇帝１５年，除了因她自己而产生的问题之外，国家也未遭受过重大的变故。她在６９７年诛来俊臣之后，统治已比较和缓。中宗的复辟，仅有极少量的流血。所称“社稷宗庙陵寝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天地日月寺宇台阁官名并依永淳以前（公元６８２年）故事”，就轻而易举，可见这些名义和外表上的事物，只是武则天作大独裁者的工具，并不是她施政的真髓。
武则天是否丽质天生，今日已无法分辨，一个简捷的说法，则是她的才貌识见都不能为中庸。她即有“掩袖工谗，狐媚惑主”的能力，那也只能算是当初夺取权位的一种手段，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早被她以后的作为所压倒。我们要确定她在历史上的地位，还是要考虑到她的时代和环境。而她的长寿，则比她的相貌及胆识还要重要。
公元７世纪的下半期，可以视作以隋唐宋为门面的“第二帝国”的一段调整与重新配备的时期。第二帝国由拓跋民族强迫的将一些游牧民族的部落改造为农业社会，先组成一个北魏政权的核心，由山西扩大至河南，更贯穿至陕西。其前身经过北魏北齐北周各阶段，都离不开胡人汉人的政权，采取“周礼式”的书面设计控制着极大数量的小自耕农的姿态。所以三长制、均田制、租庸调制及府兵制的着眼，都不外以一种极简单的数学公式管制经理成千万的人口。第二帝国之隋唐，承袭了这体制。它们遇到了最大的问题，一是因为国土扩张，需要将这种原始组织由黄土区域及华北平原，推而用之于地形复杂，土地所有错乱，物产和交通迥异的地区，其行政原则过于简单，而其企图操纵的对象则过于繁复。
其二则是少数民族之酋领与有门第的汉人联婚，经过北朝各阶段，成为一种新型贵族，也有垄断朝政的趋向。旁的人不说，李唐王朝本身，即受这遗传因素的影响。如太宗李世民之文德皇后长孙氏，及高宗之母。她的祖先即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之兄。他家人历经西魏北周公大人的身分，才改姓为长孙。高宗未立之前，李世民之另一位太子李承乾，也是长孙皇后所生。他就喜欢作突厥语，用突厥服服饰，行突厥风俗。武则天自己的母亲杨氏，也与隋杨为一家。隋炀帝尚有一个女儿为李世民之妃。而隋炀帝即出自独孤氏，也是鲜卑大姓。当时朝中人物类此极多。高宗之舅长孙无忌已如上述。这种新型贵族不仅与下面以文官组织编制大量小自耕农的体制格格不入，而且牵涉少数民族因素，更有分化的力量，长孙无忌未倒之前即有人说他是“王莽司马懿之流也”，其原因已非只一端。
又魏晋南北朝以来汉人之世族，“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在各地区造成一种超过政治威权的社会力量，至唐初仍未收声敛迹。太宗令人作《世族志》就希望以他所授官爵压倒“其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昂然以门第自负”的世族。但是他自己手下的大官如魏征、房玄龄和徐茂功仍与这些世族联姻，因之他们“旧望不减”。因之高宗又于６５９年降诏不许１１个世族子弟自为婚姻。
这些条件，概括武则天登场前后的背景，所以她执政５０年，也包括为高宗之后的一段，实在是亟需调整与重新配备的第二帝国相始终。
如此看来，我们更要体味到DenisTwitchett在《剑桥中国史》里所说，太宗李世民的经营实系人身政治，而非体制型的政治。李治与武则天，自称“天皇天后”，才将一个暂时体制，改变而为永久体制。高宗在立武后前已颁布《五经正义》，又于公元６５１年颁布新订的律令格式（根据太宗遗诏，以永徽代贞观律），他和武后又以洛阳为东都，已经有与民更始的姿态。以后更次曲阜，幸孔子庙，诏各州县修建孔子庙，又同时继续南北朝以来的趋势，大规模而有系统的提倡佛教，崇奉老子，造成“三教归一”的体制，在当日算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只是时日久远，我们现在已不容易想象其深切的影响（此点与近代中国受西洋文化影响相似，所注入的新见解，也使一般人士扩大其视界）。
唐朝政治与以前不同之处，则为地方政府亦由中央督导组织，除黔中岭南闽中之外，州县官亦由吏部补授。钱穆提及东汉士人，则说他们道德观念窄狭，讲到唐朝则说“政权之无限止的解放”。虽然一是思想，一是官制，而两者之间不能没有共通的关系，否则就不会在前后之间产生这样一个大的差别。佛教已为少数民族所崇奉，而且既能以智度禅定迎合知识分子，也能以净土往生引导俗众，就容易在“官倍于古，士少于官”的条件下，发生上下混同的功效。道教的虚寂自然，也有大而化之的用意。这许多思想信仰上的因素，都为政府宣扬而普及化才能在雕版印书、教育比较普遍、水上交通展开、士绅阶层活跃的时代内，作为新社会的一种精神上的支持。我们无从“证明”如果没有唐高宗李治与武后的一番安排，唐朝不能继续遣派下级官僚到广泛的地区去上任。只是反过来说，要是这些官僚又都像东汉名士一样，个个以窄狭的道德观念当作社会秩序的根本，并且以私人的意气当作法律执行，则整个组织也就会老早垮台了。
高宗之清处“某反”株留到自己亲属，又继以武后大批残杀帝裔及大臣，即不论公平与否，也不论与他们当时行事的动机是否相关，因而产生的一段结果则是给朝廷贵族阶级一个大打击。有如RichardGuisso所述涉及的有好几百家，官僚中则一般都是京官五品以上，并且子孙又不许参加考试，则在武后主持国政的５０年，中国的上层社会必有一个剧烈的变化。
设铜轨告密，不是我们今日所能称羡的事。只是当日一般官僚，确也是需要整肃。譬如高宗时，刘仁轨言，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富者行钱则免，贫者则征至老弱，有些就逃亡自残（也可以见得府兵制只有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一度有效）。武后初立时广州都督路元睿为南洋来的外商所杀，中国的纪录也都说是因为路的僚属侵渔番舶，向官厅告状的番商反被枷系。又经过武后的一段严厉的惩治，到她末年，还有文昌左丞（内阁总理）宗楚客兄弟犯赃。他们住宅的崇丽使武后的女儿太平公主都叹说：“吾辈乃虚生耳。”而最令人发指的则是河北官军不能抵抗契丹保护人民，一到寇退官厅又抓着百姓以通敌论，动加杀戮，只有狄仁杰才能将这些事情报达武后。所以从各种事迹看来，唐初大规模的组织一种官僚制度，遇到无数技术上的困难，其症结则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更需要纪律。环境和事实都企盼一个大独裁者出现，武则适逢其会。
武则天虽不是首创殿试的人，但是她首先自己出面经常策士，不较门第。她精力又强，很多官僚既被诛杀流放，则必要人补抵，通常也由她自己作主。有人说她在位时代，“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可见得新进人员之多。即以高宗时代的情形而论，官员之入流者１３４００多人，每年吸收新进人员约十分之一。如此给她操纵经营好几十年。则单只人事安排一项，也可见得她力量之大影响之深。
武则天是传统政治非常时期的一个特别人物。我们很容易从她的事迹中看到当日中国之形貌，却不容易在同样情形之下窥测到她的真性格。譬如我们从现存资料就不容易断言她的性生活（与之相反，凯撒琳的性生活则非止传闻，有医生的证据见诸书端）。武之引用张家兄弟，给他们的名义为“控鹤监”和“奉宸令”，有将唐朝典闱女史的官职翻一个面的形势。她甚至可能以为自己以女身为皇帝，又何不置男妾？然则这类事只能由我们揣想。她对朱敬则奉的反应，也有一种倔强的神气，好像说对这些批评，她早已全不在乎。只是她和男性侍从一起时，“嘲笑公卿以为笑乐”，则看出她应付官僚人物半个世纪，已把他们的弱点完全看穿。
武则天制造了一个新的官僚集团。她在成功半由于在高宗时做天后所集下的威势，但是也归功于她实际了解到官僚机构的真正性格。皇帝是文官集团的主席，他（或她）以理想上的至美至善造成神话的传说，用为操纵大权的根据。既为神话则没有人能对之十分认真追究。只是百官都以假为真，或在半假半真之间捧承这出发点，即给绝对皇权以公通的支持，则已使之无可疵求，不能侵犯。在这条件之下，甚至以后为帝以唐为周亦无不可。她以“河图洛书”的神秘安排，“万岁通天”等响亮的年号，再加以“齿落复生”等不会老的奇迹，去培养前述神话。另一方面她也坦白承认归根到底传统政治的真面目，则不外实力。她对吉项说出制马有三物：一铁鞭、二铁过、三匕首。鞭之不服则过其首，过之不服则断其喉。就此她也承认她自己对付不易掌握的臣下也仍不出这套蛮办法。不过那时她已快八十岁。一方面她已感觉地位安全，可以慷慨直言。另一方面也是她经营的新文官集团已经奠定了相当坚固的根基，只要常用铁鞭，间用铁过，不必再多用匕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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