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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皇太子与诸皇子以及诸子之间的团结。
实际上，康熙帝重新认识到允礽的罪名原多不实。当初，他最怀疑胤礽企图谋杀他，皇太子申诉说：“皇父若说我别样的不是，事事都有，只弑逆的事，我实无此心。”康熙帝听了，不但未斥责皇太子，反而认为说得对，令将胤礽项上的锁链取下（《文献丛编》第3辑，《胤禑胤禟》）。
本来，自废皇太子后，康熙帝就痛惜不已，无日不流涕，寝食不宁。他回想拘禁胤礽那天，“天色忽昏”，十八子胤祄病死；进京前一日，大风旋绕驾前；夜间梦见已故祖母太皇太后，远坐不言，颜色殊不乐，与平时不同；皇后亦以皇太子被冤见梦（《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五）。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月十九日，去南苑行围，忆昔皇太子及诸阿哥随行之时，不禁伤怀。终于在十月二十三日病倒。当日回宫，立即召见胤礽，并将召见胤礽事谕告臣下，谓：“自此以后，不复再提往事。”（《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五）此后经常召见胤礽，每“召见一次，胸中疏快一次”。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一月十五日，康熙帝召科尔沁达尔汉亲王额驸班第、领侍卫内大臣、都统、护军统领、满大学士、尚书等入宫，亲自向他们宣布：“皇太子前因魇魅，以至本性汩没耳。因召至于左右，加意调治，今已痊矣。”命人将御笔朱书，当众宣读。谕旨内容为：
前执允礽时，朕初未尝谋之于人。因理所应行，遂执而拘系之，举国皆以朕所行为是。今每念前事，不释于心，一一细加体察，有相符合者，有全无风影者。况所感心疾，已有渐愈之象，不但诸臣惜之，朕亦惜之。今得渐愈，朕之福也，亦诸臣之福也。朕尝令人护视，仍时加训诲，俾不离朕躬。今朕且不遽立允礽为皇太子，但令尔诸大臣知之而已。允礽断不抱复仇怨，朕可以力保之也。（《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五）这是一份平反昭雪文书，意向已极明白，将要复立胤礽为皇太子。康熙帝召废皇太子、诸皇子及诸王、大臣、都统、护军统领等，进一步澄清事实，说胤礽“虽曾有暴怒捶挞伤人事，并未致人于死，亦未干预国政”，“胤禔所播扬诸事，其中多属虚诬”。接着，当众将胤礽释放。胤礽表示：“皇父谕旨，至圣至明。凡事俱我不善，人始从而陷之杀之。若念人之仇，不改诸恶，天亦不容。”（《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五）
皇太子虽复立，但原有的君储矛盾并未解决，所以很快就又发生了严惩皇太子党的事件。这次抓的是步军统领托合齐。
严惩托合齐托合齐出身卑微，原为安亲王家人，后转为内务府包衣，曾任广善库司库。以其为定嫔之兄、皇十二子允祹之舅，故受到康熙帝信任，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六月出任步军统领。
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二十日，以托合齐有病为由，将其解职；同时任命隆科多为步军统领。托合齐被解职七天后，即十月二十七日，康熙帝在畅春园大西门内箭厅召见诸王、贝勒、文武大臣等，宣称：“诸大臣皆朕擢用之人，受恩五十年矣，其附皇太子者，意将何为也？”于是当场逐个质问刑部尚书齐世武、兵部尚书耿额等。众人矢口否认结党，康熙帝令锁拿候审（《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八）。另外，命将已经解职的步军统领托合齐，拘禁宗人府。
至次年四月，议处户部尚书沈天生等串通户部员外郎伊尔赛等，包揽湖滩河朔事例额外多索银两一案。经刑讯取供：刑部尚书齐世武受贿3000两，步军统领托合齐受贿2400两，兵部尚书耿额受贿1000两。这在贪污大案中本是微不足道的数字，但因有皇太子党一事，处罚特重。这三个人与主犯沈天生、伊尔赛等一样，俱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命将尚书齐世武“以铁钉钉其五体于壁而死”。另据《满洲名臣传·齐世武列传》记载：齐被判绞之后，又改发遣伯都纳，雍正二年（1724年）卒。十月二十九日，议托合齐将其“即行凌迟处死”，不久于监所病故，命将其“剉尸扬灰，不准收葬”。就是将托和齐的尸体剁了、烧了、扬灰了。其罪主要是：胤礽潜通信息，求托合齐等人，借助手中之权势，“保奏”他尽早即帝位（《清圣祖实录》卷二五〇）。这就是说，是皇太子在策划逼皇父尽早让位，因此，康熙帝怒不可遏。
再废太子皇帝与储君之间的矛盾，终于又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康熙帝决定再废皇太子。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九月三十日，康熙帝巡视塞外回京当天，即向诸皇子宣布：“皇太子允礽自复立以来，狂疾未除，大失人心，祖宗弘业断不可托付此人。朕已奏闻皇太后，著将允礽拘执看守。”十月初一，以御笔朱书向诸王、贝勒、大臣等宣谕重新废黜胤礽的理由，主要是：第一，从释放之日，乖戾之心，即行显露；第二，数年以来，狂易之疾，仍然未除；第三，是非莫辨，大失人心；第四，秉性凶残，与恶劣小人结党。
康熙帝要求诸臣：“各当绝念，倾心向主，共享太平。后若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一）十一月十六日，将废皇太子事遣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
康熙帝第二次废黜皇太子，虽然并非如他自己所说“毫不介意，谈笑处之”，但确实不像第一次时那么痛苦。因为他发现，立皇太子就难免有矛盾；不立皇太子可能更好，因为这样可以减少皇储争夺的内斗。数月之后，针对有的官员奏请册立皇太子，康熙帝答复说：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皇帝并未预立皇太子，太宗皇帝亦未预立皇太子。汉唐以来，太子幼冲，尚保无事；若太子年长，其左右群小结党营私，鲜有能无事者。……今众皇子学问、见识，不后于人，但年俱长成，已经分封，其所属人员未有不各庇护其主者，即使立之，能保将来无事乎？（《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皇十四子胤禵 皇十四子胤禵在几位阿哥接连受挫后，积极活动，谋取储位。他讨好大臣，礼贤下士。历史给他提供了一个或吉或凶的机遇。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命胤禵为抚远大将军，征讨策旺阿拉布坦。行前，康熙帝亲往堂子行祭告礼；亲御太和殿授印；胤禵乘马出天安门，诸王、二品以上文武官员都到德胜门外军营送行。胤禵称“大将军王”，用正黄旗纛。胤禟对胤禵说：“早成大功，得立为皇太子。”可见胤禵、胤禟等将这次出征立功，视为争取皇储的机会。但是，康熙帝病故时，胤禵恰巧不在宫廷，胞兄胤禛得以继位。所以胤禵挂大将军印出征，给他命运带来的不是吉兆，而是凶讯。
四、历史经验与沉痛教训
康煕帝晚年因其诸子皇位继承纠葛，心境悲苦，大伤元气，郁结成疾，病情日重。他曾经说：“日后朕躬考终，必至将朕置乾清宫内，尔等束甲相争耳！”这里有个典故，说的是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的故事。齐桓公晚年五个儿子树党争立，桓公刚死，诸子相攻，箭射在尸体上，其尸体在床上67日未入殓，以至蛆虫爬出窗外。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康熙帝终于抱憾而死。
作为一代圣主的康熙帝为什么处理不好储位继承的问题？从他两立两废皇太子的事情上，可以得到哪些启示和经验教训？
第一，没有处理好皇帝与储君的矛盾。当时处于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向中央集权过渡时期，预立储君，包括皇帝、满洲贵族和储君本人都一时无法适应这种新的情况。比如，实行储君制度，就应当坚持储君不御政。皇太子御政，必然引发皇太子与皇帝的权力冲突。皇太子御政，必然从中植成党羽，与皇权相争。康熙帝一方面改革前代的皇位继承制度，建立储君；另一方面又让太子领兵从政，派皇太子和其他皇子参与各种军政事务，其本意是锻炼和培养皇子，让他们为国家建功立业。皇太子权势的增长侵犯和威胁了皇权。无形中朝廷里似乎要出现两个中心，至高无上的皇权受到侵犯。康熙帝事与愿违，陷入旋涡，遭到失败。
第二，没有处理好太子与皇子的矛盾。明朝诸王“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清朝诸王“内襄政本、外领师干”，这样太子与皇子便发生矛盾。康熙帝本意是培养教育皇子，却使他们增长了对权力与财富的欲望。这不依康熙帝的意志为转移，也不是皇太子主观意志所决定的。诸皇子成人之后，赐封世爵，分拨人口，建立府第，设置官署，对内临政，对外领兵。各自所属人员又“各庇护其主”，甚而纠集党羽。这本身就容易与皇权产生某种矛盾。如果设立皇太子，其地位高于诸王，近于皇帝，又必然为诸皇子所不容，使矛盾更趋复杂。康熙帝两立两废皇太子，既是皇帝与储君矛盾，也是太子与皇子矛盾尖锐化的集中表现。
第三，过早立储使得太子日益贪婪骄奢。胤礽一岁立为皇太子，从此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事事、时时、处处与众不同。身边充满了优越、荣耀、奉迎、吹捧，天长日久，目空一切，妄自尊大，骄奢暴戾。康熙帝在位时间又过长。皇太子与幼帝有所不同：皇太子有荣誉地位，而无重担在身；有权力欲望，而无责任感，最容易骄奢不仁。后来雍正帝秘密建储，既是为了防止储君骄奢，也是为了避免皇子彼此厮杀。
第四，皇位继承制度死结。清朝的皇位继承，无论是汉族嫡长继承制，还是满洲贵族公推制，都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也就是没有跳出“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家天下的窠臼。只有推翻帝制，实行共和，历史才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清代立储制，为康熙帝所创，虽思之久远，却事与愿违。这不是康煕帝无能，而是皇位继承制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