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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蝇》的成功使萨特倍受鼓舞，他又开始构思新的剧本。就像上次写作一样，这个剧本也是为初出道的女演员写的。万达这时也在迪兰戏校学习表演。《苍蝇》演出时，迪兰曾让她在其中扮演一个小角色。万达不甘心只是跑跑龙套，也想演一回主角。而在《苍蝇》中演俄瑞斯忒斯母亲的黑头发奥尔加同一个药厂厂长结了婚。这位厂长想让自己的夫人在戏剧方面更有发展，建议萨特为她和万达写一个剧本。厂长要求剧本易于排演，可以在全国巡回演出，全部费用由他一力承担。
萨特同意这个方案。一部只包括两、三个人物的独幕短剧，这个设想对萨特很有吸引力。他一下子想到一个封闭环境中的场景：在长时间的轰炸之时，一群人被关闭在地窖里。这激发了他的灵感，他决定把角色从头到尾安排在地窖中。他还决定对这两、三位演员一视同仁，不特别优待哪一位。他让他们自始至终同时在舞台上面，这样，演员们就不会有厚此薄彼的感觉了。
这个剧本萨特写得十分顺利和轻松。刚开始他将这个剧本定名为《他人》，剧本刊登在《弩弓》上也是用的这个名字。《弩弓》是这个药厂厂长自己办的一个小刊物，一年两期，十分精彩。演出时这个剧更名为《禁闭》。
这个独幕剧的人物和情节大致是：三个人，一男两女，他们死后鬼魂被安排在一个房间里。这个叫加尔散的男人本来是个逃兵，他想否认这一点，想借别人的首肯来确证自己是个英雄，他只得依靠一个叫艾丝黛尔的女人；而艾丝黛尔由于自身的情欲，是一个离了男人就没法活的女人，她只得依靠这个加尔散；还有一个女同性恋者伊内丝非得找一个女人为对象不可，她只得找艾丝黛尔。他们三人（确切地说应该是三魂），每一个人都需要其中另一个人，而每一个又都妨碍另外两个人彼此依靠，最后终于没有任何一个人达到自己的愿望，所以，加尔散最后感叹地说：“我明白了，地狱并不是别的什么，他人就是地狱！”
自从这个戏剧公演之后，“他人就是地狱”这句话就流传开来，成为萨特最为人熟知的一句话了。人们认为这句话集中概括了萨特关于一个人与他人关系的思想，对之印象很深。然而也就是这一句话，人们对它的误解也最大。为了让人们正确理解这句话以及他的思想，后来萨特对此专门有一个讲话：
写这个剧本较深远的考虑是，我想表达一个思想：他人就是地狱。但“他人就是地狱”这句话总是被误解。人们认为我的意思是，我们同他人的关系总是糟糕的，不当的。但我的意思完全不同。我是说，如果我们同他人的关系被扭曲了，变了质，那么他人只能是地狱。
我同他人的关系之所以很坏，是因为我完全依赖于他人，这样我当然就像在地狱里一样。世上有许多人处在这种地狱般的境况中，因为他们太依赖于他人对自己的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同他人之间不可能有另一种关系，这只是表明所有的他人对我们都是极其重要的。
《禁闭》中的“死人”具有象征意义。我想指出的是，有许多人被禁锢在一连串的陈规陋习之中，因他人对自己的评判而痛苦万分，但他们什么也不想去改变。他人对他们行为的无法改变的评判永无休止地包围着他们，他们是活着的死人。
实际上，因为我们活着，我希望通过这种荒谬的形式揭示自由对于我们的重要性，也就是由不同的行动来改变我们的活动的重要性。不管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是什么样的地狱圈子，我想我们都有砸碎它的自由。如果人们不去砸碎它，他们仍然愿意呆在里面，那么他们是自由地判定自己下地狱。
由上所述，同他人的关系、自我禁闭和自由──作为事物几乎无法被想起的另一面的自由──这就是这个戏剧的三个主题。
萨特关于他人的思想，是与他的本体论思想和他关于人的自由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自为的存在，他自己决定自己，自己设计自己。但是，在他人的眼里，这个人只是一个自在的存在，也就是说，是一个物的存在，就像一把椅子、一块石头那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人是对一个人自由的限制甚至否定。
但是人与人的关系还有另一个的方面：一个人的自由必须通过同他人的关系才能实现。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个体是不可能生存的，当然也就谈不上自由什么的。一个人活在世上，他不断地设计自己，不断地作出选择，而任何设计都是在一定的境况、同他人的一定关系中作出的，任何选择也都是在同他人所可能有的种种关系中选择一种。
这样说来，他人对一个人的自由就有着双重意义：既是限制又是条件，既是否定又是否定之否定即更高层次的肯定。如果只看到了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另一个方面，那就不能很好把握同他人的关系，那么，他人就很可能是“地狱”。如果过于强调他人限制和否定自身自由的一面，从而避免同他人打交道，那么一个人的自由只是假想的虚幻的自由，是永远得不到实现的自由，他也就没有真正的自由。如果过于强调他人决定和肯定自身自由的一面，从而过分依赖他人，那么一个人就会由自为的存在变为完全是自在的存在，成为同椅子、石头没有区别的物，这个人的自由也就丧失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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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特看来，一个人的自由在同他人的关系中，既被否定又得到肯定，既被异化了又得到了实现。萨特认为，一个真正要求自由的人，在实现自己自由的同时，要反抗、克服、抛弃对自由的异化。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在把自身的自由当作目的的同时，也要把他人的自由作为目的；在要求自己的自由的同时，也要要求他人的自由；在实现自己的自由的同时，也要实现他人的自由。
但是萨特同时又认为，在一个人同他人的关系中，自由的异化又是不可能完全克服的。自由的实现同自由的异化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在实现自己的自由的同时，就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使自由异化了。那么对待自由的异化的正确态度是，不要因为自由可能的异化而避免同他人打交道，这样就无法实现自由；也不要对他人所造成的自由的异化置之不理，而应该在实现自由的同时尽可能地克服自由的异化。
这样，在萨特那里，在同他人打交道时，一个人自由的实现就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而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地实现自由同时又不断地克服由此带来的异化的过程。人们总是追求着没有异化的自由──这虽然只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但又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目标──而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人也就实现了自己虽然是有限的但又是实实在在的自由。如果一定要用“地狱”的说法来表明人同他人的关系，那么在萨特看来，一个人同他人的关系既不能说完全就是地狱般的关系，也不会就是理想化的天堂般的关系，而宁可说是地狱与天堂的混合物。这里“他人就是地狱”（即他人使一个人的自由异化）的成分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可以尽量减少。这要视一个人自身的努力而定。
1944年6月10日晚《禁闭》首次公演，观众反响热烈，掌声不绝，演出大获成功。萨特先是在侧台观看演出，随后又来到观众中间。《禁闭》在观众中产生巨大影响，几天后，萨特应邀作了一个关于《禁闭》的演讲，剧场人坐得满满的。演讲完了后，导演巴罗、剧作家加缪和科克托还向萨特提了一些问题。散场后，一大群女子要求萨特签名。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转折（1939…1945）：相濡以沫（1）
患难之时见真情。在整个战争期间，在困难的日子里，萨特和波伏瓦相互支持和鼓励，将对方视为自己的精神支柱。萨特应征入伍的当天，是波伏瓦深夜陪他去报到地，并一直送他上火车。在军营里，萨特庆祝了他同波伏瓦互订“两年协议”10周年。他在给波伏瓦的信中说，他本想寄去一片花瓣象征一束花，但这里没有花，只有肥料。他在10月10日的信中表达了对波伏瓦的感激之情：“我的爱，你给了我10年的幸福，我最亲爱的，我要立即再订一个新的10年协议！”
大约在萨特走后一个月，尽管波伏瓦在莫雷尔夫人那里过了一段相当舒服的日子，几乎与战争状态绝缘，却突然产生一种面对现实的紧迫感，强烈地希望去看望萨特。她傻乎乎地去警察局要求探望未婚夫，被遭到拒绝，才知道这是犯禁的。于是她又搞了个假证明，说有个妹妹在马莫蒂厄，患了骨疾，这次被批准了。但这时萨特来了信，他又换了个陌生的地方，而且信被邮检过。波伏瓦的努力化为泡影。
10月中旬，波伏瓦接到萨特来信，他用密码说明自己已被派到布鲁马斯。10月30日，波伏瓦去警察局办了申请手续，又找医生请了一星期的病假。第二天早晨，她登上去南锡的火车，这正好是萨特两个月前坐的那趟车。到南锡警察局后，负责的官员透过眼镜盯着波伏瓦问，她会不会乘机去看男朋友。她赶紧声明自己没有男朋友。这个官员只批准她在布鲁马斯呆24小时。波伏瓦带着极度失望和恼怒上了火车。
在布鲁马斯，波伏瓦设法托一个士兵递给萨特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你把烟斗遗忘在雄鹿餐馆，等着你来取。”萨特一看就知道是波伏瓦的笔迹。从以前波伏瓦的信中，萨特知道她想来看他，但不知道她是否来得了，她临来时给他的电报也没有收到。波伏瓦的突然到来对他无疑是一个意外之喜。他立即请假外出，赶到雄鹿餐馆。
这10年来他们还没有这么长时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