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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法官在这种时候的裁决是很谨慎的，一是要有法律依据，二是要公平。否则的话，就会留下“小辫子”，后患无穷。在整个审判结束之后，只要有这样的“小辫子”，不服的一方就可以提到上诉法庭去，据此推翻审判结果。甚至法官还有可能因此而成为被告，葬送自己的前程。我们就曾经看到过一名女法官在一个案件的审理之后，被该案的被告起诉，反过来自己坐上被告席的。
这一次，在伊藤的判决之下，辛普森的律师团一开局就受了一个不小的挫折。那么为什么辛普森的律师团不惜一切要拼命阻止这些证据上法庭，为什么我会在一开始就觉得辛普森特别“没戏”呢？因为从他们家搜出的证据看上去实在太有力了。比如说，从他卧室的地毯上，拣到有明显血迹的袜子，血迹的基因测试与被害者相同。在树丛里拣到一只浸着血的皮手套，和现场留下的那只刚好成一对。在他的白色福特车里发现有血迹，地面上也有血迹，等等。你说，是不是被告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们的美国朋友迈克在辛普森的律师名单一出来是就说，这下有好戏看了，他们是绝不会放过一丝一毫对被告有利的机会的。我当时真的大不以为然，我说，这么一大堆证据，律师就是有天大的本事，还能让他脱身了不成？迈克说，也许。这个“也许”，在英语里是有百分之五十可能性的意思。我当时没说什么，心里想，走着瞧吧，名律师就能把证据给吃了不成。所以当预审阶段辩护律师提出那些证据是“非法取证”的结果，要求作废，而且眼看着差一点真的给作废了的时候，我才开始提提神，不再对这个案子掉以轻心，因为律师真的把证据一口吃给下去的可能性，我已经看到了。我要留神看看，证据上了堂以后，律师还有什么招数。
真没想到，后面精彩情节迭起，让搞新闻的几乎一直处于兴奋状态。我下封信再接着写，好吗？
祝
一切顺利！
林达
第十一封信
卢兄：你好！
来信收到。你在信中说，你已经在国内的报纸上看到了一些报导，但是从我介绍的辛普森案之中，使你对了解美国的司法制度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很想听我继续讲下去。这使我觉得挺高兴的。你对于美国司法制度中“无罪假定”有兴趣，可是也担心：一个“犯罪事实”是否最终演变成一场“法庭上的游戏”呢？
实际上，我确实应该先讲清楚，“无罪假定”也罢，检方与辩方的公平角逐也罢，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实际上这又回到了最初你所提出的问题：美国人到底有什么样的自由？因为，美国人认为，在法庭正式宣判之前，这个嫌疑犯只是一个“嫌疑”犯。他有可能在最后被铁一样的证据被判罪名成立，因而从一名“嫌疑犯”变为一名“罪犯”，从而失去一个美国公民所应该享有的自由和权利。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通过公平的法庭辩论，最终发现证据不足，使这名“嫌疑犯”洗清不白之冤。“无罪假定”和公平审判，正是为了保护一个普通人能够拥有有洗刷自己的不白之冤的自由和权利。
美国人并不认为被告就已经等于是半个罪犯了。相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嫌疑犯或者说被告，是意味着一个公民正处于一个非常被动和不利的地位。美国的司法制度在寻找罪犯的过程中，首先必须保护一个普通美国人在处于这种不利地位的时候所拥有的自由和基本权利。美国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面临的检查官与警察，往往是代表着美国的地方政府，甚至是联邦政府的的力量，他们有着巨大的财力物力搜罗证据，维持诉讼。而一个普通人处于这样一个特殊地位上，如果还不从制度上加以保护的话，那么，被冤枉，甚至被政府或者执法人员陷害的可能性都是很大的。因此，你可以看到，在十条宪法修正案之中，有五条涉及保护涉嫌案犯的美国公民的权利。
所以，你可以这样说，在美国，审判是一场遵循规则的“法庭上的游戏”，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并没有任何贬义，因为对于他们，这仅仅意味着公正对待一个普通人，尽管他处于“被告”这样一个倒霉的地位。最后犯罪事实是否能确认，还是要看检察官能否拿出充分的，足以说服普通老百姓的证据，陪审团即是老百姓的代表。
你的信中谈到，理论上能够理解的情况，在事实上是否就会遇到问题。更何况，我前面提到的是两个理想状态，即：罪犯被证实有罪，以及嫌疑犯被彻底洗清不白之冤。但是，实际上我们会遇到大量的非理想状态，就是案情是复杂的，判断是困难的。这也是辛普森案的意义。这个复杂的案件就是让所有的人面对一个困难的事实，看一看在这样的情况下，理论是不是仍然起作用，从理论所设计出来的司法制度是否起作用。
所以，我们再回到辛普森这个案子。在审判开始之前，大家都在紧张地等着看检察官会提出什么样的罪名指控，同时寻求什么样的刑罚。因为美国各个州对于各项罪名的确立是有严格的规定的。比如说，一级谋杀罪，二级谋杀罪，误杀罪等，量刑标准当然也不同。我觉得，对于各种罪名的严格定义确实是十分必要的。记得在你寄来的“读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的名字好象叫“把羞耻当羞耻，把罪恶当罪恶”，历数种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情况，我当然都赞同。只是再进一步细究，在多元文化和时代大变迁之中，确有“耻”和“非耻”界限不清的情况，比如说同性恋，耻与非耻即使在美国也仍在争论不休。当然，这不是我提到的那篇文章的讨论范围。我想说的是，在解决这类问题之前，有一个简单问题至少是可以先解决的，就是“把谋杀当谋杀”。这话听上去好象有点怪怪的，可是有时候也挺现实，比如说，你我都见过好多“被迫害致死”这样的词儿，你说那屈死的主儿不是想告也显得缺点条文，显得有点理亏吗？
再说辛普森，如果检察官提出的是“一级谋杀罪”的罪名指控，按照加利弗尼亚州的法律规定，你就一定要提出充分证据，不仅证明嫌疑犯杀了人，还必须证明他是预谋杀人。这是因为，陪审团最后作出的判断并不是“有罪”或是“无罪”，而是“罪名成立”或是“罪名不成立”。如果检方只提出一种指控，陪审团的判定就称为“全肯定或全否定”判定。也就是说，如果你提出的只是“一级谋杀罪”指控，你又只能证明杀人而不能证明预谋，陪审团仍然会说，“一级谋杀罪的罪名不成立”，如果检察官没有提出其它指控，唯一的指控又被否定，案犯就可以回家了。所以，对于检察官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技巧性的问题。如果提出一级谋杀罪的指控，最后罪名成立的话，杀害了两条性命的罪犯就可以得到较重的处罚，比如说，死刑，或者，无期徒刑，不准假释等。但同时，检察官的风险也大得多。如果提二级谋杀罪，即指控他是在争吵之类恼怒中，一时性起无法控制而杀了人，对于检察官来说，寻求“罪名成立”当然压力要小得多，但是，可以寻求的处罚也就轻得多了，不仅刑期较短，而且关一段时间之后案犯就可以设法申请假释了。这对于检察官来说，显然心有不甘。辛普森案的检察官经过再三推敲和权衡，终于对他提出两项一级谋杀罪指控，也就是说，指控他对于被害的两个人都是一级谋杀。
检察官的指控当然是有他们的理由的，他们提出，在夏天戴着皮手套，携带利刃（两人都是被利刃割断脖子而死），穿戴暗色衣帽（现场拣到一顶暗色帽子）以及在现场停放逃脱工具（指辛普森的汽车里发现血迹），这都说明他是有预谋的。当时，我听到检察官寻求的是两项一级谋杀罪的时候，觉得这个指控是有一些疑问的，或者说，检方这样做是有些担风险的。首先是非常偶然地出现在现场的那个年轻人，你很难说服陪审团，说是辛普森是“预谋”要杀他。其次，“如果辛普森是个预谋杀人犯的话，”当时我们所有的美国朋友都在开玩笑地说，“那么，他就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一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想想看，在天天都可以在电视里看到好几个破案故事片的美国，哪一个打算逃脱的预谋杀人犯会用这种方法杀出一地血来，然后带回一大堆证据，撒得自己家里到处都是呢？如果是辛普森干的话，这种情况看上去更象是一种情绪失控的冲动。
另一个问题就是检察官是否要求死刑。在美国，各个州的法律不同，有些州根本就没有死刑。比如说，前年在纽约，有一名黑人在地铁里突然开枪滥杀，造成多名无辜旅客的伤亡。但是由于纽约州当时没有死刑，就只能判处多年监禁。不久之后，该州又恢复了死刑，但是这名罪犯已经不能重新改判了。辛普森案所发生的加利弗尼亚州是有死刑的，但是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检察官必须在审判之前就提出是否寻求死刑，而不是在被告确定有罪之后再考虑这个问题，这也给检察官的决定带来很大难度。因为在美国，是否应该有死刑这回事，一直是一个非常严肃争执久远的议题。有非常多的人反对死刑。
美国有许多人质疑死刑是否人道，是否能真正地遏止犯罪，同时，由死刑的问题还牵扯出许许多多的其他问题，比如，判定死刑的界线，究竟那些人应该处死？社会是否有能力承担死刑犯的庞大上诉费用的问题。因为在美国，要以法律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谨慎的。即使处于死刑，也要允许犯人有充分的再三上诉的机会，因此，每个死刑犯在宣判到执行，其平均等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