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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廖承志公开信之后，到1986年10月，蒋经国的密使沈诚，这个正式身份是香港商人的黄埔第17期毕业生，已经三度北上。沈诚在国民党得势大陆的年代，曾在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担任蒋经国随从参谋，是一位退役少将，他奉蒋经国之命，以香港商人的名义，进出祖国大陆，暗中传递海峡两岸的信息，特别是最后一次，他得到了蒋经国明确指令，要加速与大陆最高领导层的沟通。因此，他得到了会晤邓小平、杨尚昆、叶剑英、邓颖超等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宝贵机会。1987年3月19日，他返回台北，将一封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信函亲手交到蒋经国手上。6天之后，也就是1987年3月25日，蒋经国对杨尚昆的信一番反复研读之后，在慈湖书房召见沈诚时说，他觉得中共是有诚意的，国共两党中央层次对等谈判是可行的。
也就是在1987年下半年，蒋经国下令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大陆工作指导小组，宣布开放对大陆探亲以及解除戒严。12月7日，蒋经国对沈诚说，一月初将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讨论赴北京谈判的人选。
从廖承志的公开信，到杨尚昆的密信，再到蒋经国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海峡两岸开始了国共两党的重新走向接近，然而，历史往往在出乎人们设想的轨道上拐弯，意料之外的事不幸发生了。1988年1月8日，蒋经国突然咯血逝世，蒋经国准备与大陆联系沟通的计划也就随蒋经国的去世而无法实施了。
在蒋经国去世之前，对于台湾的未来发展，他有四点计划，可谓有功有过，但可以看出他非常清楚的思路是，要稳定台湾，就不可回避地必须与大陆开始接触，建立走向统一的态势。第一点是民主化，解严、开放党禁和报禁，全面选举，包括直选所谓的“总统”；第二点是本土化，为了减少与台湾本土居民的矛盾，他考虑到外省人垄断“政权”的时代必将结束，他的想法是对的，但在选人上他看走了眼，扶植了一个后来搞分裂出卖了国民党的土生土长的农经专家李登辉来担任“副总统”，成为他的接班人；第三点是作为“完成前两点的关键”，必须继续提倡民生主义，大幅提升“国民”所得和生活水准，他清楚，不提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国民党就无法继续掌握政权；第四点也是震撼性的，要与大陆“发展工作关系”。可见，前三点是为了稳定台湾，而稳定台湾的最后结果是第四点，也是目的。
蒋氏父子不管如何顽固，对于一个中国，他们没有丝毫动摇过，他们只承认国共兄弟之争，尽管血雨腥风，也决不允许国家分裂。蒋经国也许在生命最后的晕迷中已经回光返照地明白，台湾与大陆的隔断，必将断送国民党本身在台湾的应有生命力和法统合理性。所以，必须最终与大陆走在一起，走一条统一之路。
然而，政治走向与领导人的生老病死竟是如此关系重大，蒋经国回应大陆毕竟太迟缓了，最后的决策也太晚了。他的死来得非常突然，但并非出乎意料之外。他身患严重的糖尿病，数次眼底出血失明，晕厥倒地，但他非常好吃，对糖尿病来说是足以致命的食品，他无所顾忌地照吃不误，还喜欢开怀畅饮，他对劝阻的医生说，“吃不吃是我的事，把血糖降下来是你们医生的事。”就这样，他实际上已经岌岌可危了，但蒋经国本人毫无知觉，自以为身体完全可以撑得下去，在病逝之前，他一方面马不停蹄地准备国民党十三全会的人事案；另一方面与国民党秘书长李焕密商对大陆政策的改变。
蒋经国：“时代在变，潮流在变”（2）
廖承志公开信发表之后5年，一个突出的回应是蒋经国终于开放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这是蒋经国晚年最大的历史功绩之一。在岛内，大陆籍人士大都是国民党1949年退缩台湾的军政人员，他们一代而亡的危险是存在的。因为他们的后代不得回大陆，就只有向四海走散，留在台湾的并不多，就是留在台湾的，也日渐本土化，失去了与大陆的气息相应，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传统势力日渐凋零，国民党政权的本土化已不可避免；晚年的蒋经国，在大陆发出的强有力统一声音和台湾岛内党外运动的呼声及在“台独”声浪的夹击之下，感到形势严峻，不能不考虑与大陆的联系了。因为对于一贯坚持“中国必须统一”的蒋经国和去台的老一代国民党统治集团来说，台湾今后将往何处去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严肃课题，蒋经国作出了有限度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重大决策。分两步实行，第一步是自1987年7月28日起，解除赴港澳观光限制，允许台湾民众以港澳为出境第一站；自1987年11月2日起，允许民众除现役军人和公职人员外，凡血亲、姻亲、三等亲以内，均可申请到大陆探亲，从而迈出了台湾当局调整大陆政策的可喜步伐。此后，台湾当局又逐渐开放大陆非政治性出版物的进口和翻印，有限度开放大陆中药材和农产品的进口，放宽对两岸通邮和经贸往来的限制。
海峡毕竟有了春水涌动。作为对台湾当局的善意回应，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有关部门立即发表谈话表示欢迎，保证台胞来去自由，尽力提供方便和照顾，并进一步敦促台湾当局取消不合理的限制，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10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又公布了对台胞来大陆的接待办法。祖国大陆各地相继建立了台胞接待站。
这样，以廖承志公开信为切入点，在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政策的推动下，经过两岸人民的共同努力，海峡两岸持续了38年的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了。
震惊两岸的“华航事件”
震惊两岸的“华航事件”
1986年5月3日下午3时10分，一架大型波音747货机缓缓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机身上赫然标志着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几个大字。飞机在宽阔的跑道上停稳，机门打开，机长王锡爵从舷梯上走了下来。刚刚得到消息的当地有关负责人正好赶到，心情激动的王锡爵一见到他们，便迫不及待地说：“我要和家人团聚，我要求到祖国大陆定居。”
这便是当时震惊海峡两岸的“华航事件”。然而，这一举动的意义，还远远不限于驾机到大陆本身及一家骨肉的团聚；而是由此之后，在两岸沟通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永载祖国和平统一史册的“华航模式”。
曾经震惊海峡两岸的“华航事件”至今仍常常让人想起，而这一重大事件是如何处理的呢？双方具体的谈判经过怎样？恐怕对许多人来说还是个“谜”。为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抖落其厚厚的尘埃，我挖掘了大量的珍贵史实，并多次采访了原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斯德，他向我介绍了这一事件发生的背景，并回忆自己亲自参与处理“华航事件”谈判的这段历史。
老兵想家驾机回大陆
王锡爵是四川遂宁人，1949年国民党撤退时，离开大陆。刚刚18岁的王锡爵也随国民党的空军幼校迁往台湾。王锡爵毕业后，先在国民党空军服役，当驾驶员；1967年，王锡爵转业到了中华航空公司，在那里担任飞行职务。从大陆到台湾一晃就是37年！
童年的美好记忆，家乡的故土亲人，无时不在他眼前萦绕。他太想家了，想生养自己的父母，想亲如手足的兄弟姐妹。
王锡爵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从事飞行事业以来，他的飞行时间多达2万小时以上，技术高超，经验丰富。王锡爵在台湾成家，生活上比较优越；但是，舒适的生活却难以弥补他思乡的忧愁。每每夜深人静，他常常不能入眠，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深深刺着他的心。有时，他刚刚入睡，却又被噩梦惊醒。躺在床上，他盘算着，父母若还在世，也该有80来岁了。他是不是还安康？他们是不是也在呼唤着这个远离家乡的、不孝的儿子？人生是这样的短暂，看目前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两岸是那样的僵持，“三通”又是那样的遥遥无期。有生之年，他还能不能见到高堂？年迈的双亲还能不能等到那天？一想到这里，他的心情便久久不能平静。
一个大胆的想法闪现在他的心头。
1986年5月3日，56岁的王锡爵执行飞行任务。此次的飞行路线是从泰国曼谷经香港飞往台湾，王锡爵任机长，与他同行的还有副驾驶董光兴及机械师邱明志。他们3人以前常在一个机组执行飞行任务，互相之间配合得都不错。
中午12点53分，载有10万公斤货物的台湾中华航空公司B198货机从曼谷起飞了。飞机在湛蓝的高空沿着A901航线平稳地飞行。
王锡爵坐在驾驶座位上，把握操纵杆，改变航向，向广州飞去。在距离广州不远的上空，王锡爵主动与地面的白云机场联系；得到许可后，飞机安全降落。
当晚，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若、省长叶选平，在广州珠岛宾馆会见并宴请王锡爵，欢迎他驾机飞到祖国大陆。王锡爵激动地说：“我很想念大陆的山河和亲人，现在见到你们很高兴。台湾同胞都盼望两岸能够通商、通邮、通航。”
王锡爵驾机到祖国大陆的消息传到海峡对岸，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台湾当局既恼怒，又无奈。
大陆方面对于这一事件相当重视，立即作出了反应。
5月3日当天，一封电报从北京发到台北：
台北
中华航空公司
你公司的波音747货机一架于5月3日15时10分飞抵广州白云机场。机长王锡爵要求在大陆定居。我局邀请你们尽早派人来北京同我局协商有关飞机、货物和机组其他成员的处理问题。
中国民用航空局
派人去北京，这怎么敢呢？这岂不违反了台湾当局坚持了几十年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中华航空公司作不了主，请示最高当局。最高当局的调子，仍旧是：不正面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