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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味沧桑 作者:郝树声-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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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苦,一个男人炮敲了,一个男人揪死了,连个男人都守不住。虽然说不清两个孩子到底是谁的种子,她心里只认定就是孙满仓的。两个孩子又年幼,自己再苦再难也要把他们拉扯大。为了不让孩子们当“带犊儿”(又叫“拖油瓶儿”),受后爹的气,发誓至死不改嫁。 
  有好长的一段日子,无论相好们怎么敲门,她不但不开,还咬牙切齿地骂他们,仿佛立志要给孙满仓守节。由于没有了外来的接济,胡荣花一家三口人的日子越过越差。 
  大约过了半年左右,胡荣花再一次敞开了爱的胸怀。与以往不同的是,她不再是隔一个时期固定一个对象,而是来者不拒,兼收并蓄。条件是相好必须不能空手,凡是不带东西的人,坐上一坐,说说闲话可以,要想上床是根本不可能的,许再大的口愿也不可能让她把裤带解开。也有人“硬上弦”,强拉硬拽的,胡荣花如同愤怒的母狮子,又抓又咬,又哭又骂,让他不能得逞。因此,二孬和丫丫的生活水平要比同龄的孩子们高一大截子,丫丫还把她妈挣来的糖块分给小伙伴们吃。有一次,贵亭叔的孙女刘小芬,拿着一块糖回家给贵亭婶吃。贵亭婶知道了这块糖的来历以后,勃然变色,往粪坑里扔了这块糖,还动手打了自己最疼爱的小孙女。丫丫再一次给小芬糖时,小芬说啥也不要,并且说:“俺奶奶说了,你的糖脏,谁吃了谁的肚子里生虫子!” 
  常言道:“寡妇门前是非多。”几年来,寡妇胡荣花的门前门后,发生了不少是非。终于,这些在寨子里经常传得沸沸扬扬的绯闻,演变成了闹剧和悲剧。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一个时期,主要是对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大队小学里的教师们到了夜里,就被分配到各生产队读报,教唱歌,教背语录。“东方红”、“社会主义好”大人小孩都会唱得滚瓜烂熟。其中唱得最多的,是一首“不忘阶级苦”的歌,旋律比较优美,寨子里、地里到处飘荡着这首歌如泣如诉的旋律: 
  天上布满星, 
  月牙儿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 
  诉苦把冤申…… 
  唱“忆苦歌”的同时,大队里还组织召开了忆苦思甜大会。说是忆苦思甜,其实无甜可思,主要还是忆苦。大会之前,支书刘庆典专门让支委们挑了几个苦大仇深、能说会道的人在会上讲演。  
  刘八爷口才好,就被大队干部荣幸地选中了。会上,他上台绘声绘色地讲了过去受地主老财剥削和压迫的苦难,讲到伤心处,哭得十分哽咽。在一片哀伤的气氛中,台下的男人们个个阴着脸儿,妇女们哭成一片。 
  当讲到他大伯被拉壮丁的惨痛经历时,刘八爷说:“……我伯一看,队伍上几个大兵来抓他,撒腿就跑,后边几个国民党的龟孙子就撵,我伯跑呀跑,跑到了三队下粉条的院子里,后边的枪声炸豆一样地响了起来。我伯知道这里不能躲藏,又翻上了院外的半截墙,刚刚爬了上去,‘砰’一枪,打着了我伯的后腿呀……” 
  男人群里不知谁小声问:“老八,老八,咋没有打着你伯的前腿呀?”一群人哄地笑了起来,气得支书刘庆典拿起一只鞋敲桌子,厉声责骂群众:“笑 啥笑?你们到底有没有阶级立场?谁再笑给我揪上来!”一群人伸伸舌头,谁也不敢再笑了。 
  另一个忆苦对象是周老九,周老九是大队小剧团里唱丑角的,平时说话很惹人发笑,这一次却不搞笑。但他讲的苦处,让人越听越不是味道,竟然诉苦诉起了 1960年饿死人的事情,这可是新社会发生的惨剧。诉这种苦,与刘大爷当政时的政绩分不开,显然有点反动。正讲得带劲儿,支书刘庆典赶紧截住了他的话头,让他下去。周老九小踮脚跑到刘庆典跟前,谦虚地问:“支书,请你批评,我哪点讲得不好?”刘庆典不耐烦地说:“下去,下去!”周老九下去的时候,做了个鬼脸,男人们再一次哄笑起来。 
  各个生产队还组织群众吃了忆苦饭。我们八队队长贵亭叔安排妇女们,到野地里挖了一些叫“刺角芽儿”的野菜。这种野菜吃着有点扎嘴,荒年没有东西吃时,可以用来救命。据说,这东西煞血,现在在大酒店里,当做降血压的补品。当时,我们八队在牛屋院支了一口大锅,加了一些黄豆瓣儿,熬了两大盆少油没盐的菜汤,又蒸了一些玉米面拌些谷糠做成的窝窝头,用的糠不多,吃起来虽然粗糙一些,也比多数群众在家里吃的红薯面窝窝头还要好吃。食堂解散以后,全生产队的人,许多年没有在一起聚餐了,大家聚在一块儿吃的忆苦饭里,好像加入了兴奋剂,男人领着女人,女人带着小孩,你一大碗,我一大碗,不管吃完吃不完,全部采取了抢的手段,还把主攻方向放在主食上,一大箩筐玉米糠窝窝头很快就被抢光了。 
  忆苦活动很有成效,群众的阶级觉悟全面提高,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全大队掀起了大做好人好事的活动。白天,生产队干活根本用不着再敲钟了,人人争先恐后,一个比一个积极,以前一天干完的农活儿,现在不到一晌就能完成。到了夜里,更是做无名英雄的好时机,街道不知谁打扫了,白天干干净净的,道路上的坑坑洼洼也有人垫平整了。地里如果有当天牛把们拉去的农家土肥,夜里准有人偷偷地撒开了;如果有当天砍下来的庄稼秆儿,夜里也一定有人把这些秸秆儿挪到了地边上,方便牛把第二天拉粪、犁地。凡是夜里干的活儿,没有人承认,当然生产队里也不用记工分,都是没有报酬的义务劳动。 
  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就没有人再做好人好事了。大队新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开始揪斗“地富反坏右”这些阶级敌人。最初是把一些戴有地主分子帽子的人拉出来,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后来,就乱了套,只要有一点劣迹的人,都可以突然被红卫兵拉出去揪斗。 
  在大做好人好事的日子里,有几个光棍汉做了好人好事以后,偷偷地去和胡荣花苟合。一般说来,胡荣花好像给他们排了班次,没有碰帮的。 
  这一天,不知怎么啦,已经有人和胡荣花睡下,又去了一个人。这个人用约好的暗号小声敲门,胡荣花一直不开,也不答话。这个人淫心大动,急得抓耳挠腮,越是听不到里边动静越是着急,锲而不舍地敲门,后来改成拍打。时间长了,胡荣花的门哗啦开了,从里边蹿出一条汉子,拉着这个后到的人就往死里狠揍,两个人拉拉扯扯,在胡荣花门前冒着水泡的粪坑里,打成了一团。开始时,两个人都不吭声,只闷声不响地互相击打。胡荣花嫌脏,也没有上前给他们拉架。后来,也不知谁把谁打得痛苦地出了声,这架就打成了明的。正好又有做好人好事的人回来,就趁机多做了一次好人好事,把他们拉开了。两个像泥猴一样的臭人,对劝架的人都说自己是前来捉奸的。人民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没有人肯给他们评理,大家各自回去休息,一夜无话。  
  到了第二天,人们把这场发生在我们寨子里的中国人的相扑运动,当成笑料说了出去,很快传到了大队部。支书刘庆典和其他几个领导,以及红卫兵司令刘继先觉得这么胡闹,尤其发生在革命深入进行的时期,很不像话,就决定煞一煞这股伤风败俗、干扰革命运动大方向的歪风邪气。于是,红卫兵组织就首先拿胡荣花开刀,把她拉出去游街示众。人们敲锣打鼓,前后簇拥,让胡荣花戴了一顶写着“破鞋女人”的高帽子,胸前挂了一串子破鞋,脖子里拴了一条麻绳,让一个孩子牵着,在寨子里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游了一遍。 
  当天晚上,早已没有廉耻心的胡荣花,却忍受不了这番污辱。她在外边被牵着游街时,一直高昂着头,目光直达天边。回到家里,也没有掉一滴眼泪。唱着小曲儿,先将孩子们哄睡了以后,烧了一盆热水,把浑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抹了一身相好们送给她的防止蚊叮虫咬的花露水,换上了多年没有穿过的与孙满仓结婚时的新衣服,嘴里念叨着:“满仓啊满仓,我要找你去了!”站在小凳子上,把那条牵过她的麻绳搭在梁头上,拴着了脖子,两脚一蹬,把小凳子踢翻,“咯咯”地笑了起来,笑着笑着就断了气……  
第13节 红薯  
  胡荣花被贵亭叔他们从梁头上卸下来时,衣着整洁,舌头也没有像其他吊死的人那样伸在外边,灰白的脸色清秀安详。多年以后,人们还说,真是奇怪,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好看的“吊死鬼”。 
  尸体停放在院里她的那两个相好打过架的粪坑前面,用一条新的花格子土布盖着。寨子里的男女老少差不多全来了,看着凄凄惨惨的两个孤儿,挤得水泄不通的人无不动容。妇女们对这个“大众情人”、她们眼中的“瘟神”,早已丝毫没有了往日的嫉恨,人人掬满了同情的眼泪。只有那些斗过她的红卫兵躲得远远的,仿佛做了一件亏心事儿。 
  贵亭叔组织了八队的劳力们,七手八脚地把胡荣花与孙满仓合葬在了一起。然后,两个孩子的安置,成了一个让人头疼的大事儿。元叔的母亲让元叔去给队里的领导们说一说,情愿领养这两个孤儿。贵亭叔说,只要有人出面,就是一种善举,让元叔一家领养,也是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谁知给孙二孬一说,他说什么也不肯去元叔家。他说,自己已经十二岁了,完全可以照顾妹妹,一定要自己过日子,不给别人添麻烦。其实,这小子有一个不肯说出去的小心眼儿,就是嫌元叔家是地主成分。看他的态度这么坚决,队里的干部只得作罢,不再考虑他们的安置问题。虽然如此,孙二孬还是对元叔一家心存感激。多年以后,他从外地回来,总是要到父母和元叔母亲的坟上烧纸,还出钱治疗元婶的大病,对元叔在大学读书的孩子提供经济上的资助。 
  刘八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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