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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文件中找到了依据,坚决顶着,不签合同,也不缴“违约金”。这事儿一直拖到了第二年春上育苗的时候,村里把这些群众逼急了,他们开着小拖拉机,拉上好多人,到乡政府去闹。政府领导吓唬他们,振振有词地说:“让你们签合同你们不签,是违背了区域化种植的政策。签了合同,合同是什么?合同是法律,不落实种烟面积,就是违法行为。违背了政策,违了法,还要聚众闹事儿,更是‘文革’遗风,是无政府主义表现!”
烟农们不吃这一套,你不给解决问题,我们向上闹。于是又和其他村的烟农组成了几百人上访团,开进了县城,围住了县政府的大门。这其中,就有我们村的下台干部刘继先。
县里领导出面,安抚了群众,让他们回去,等候处理结果。随后,县里的领导们狠狠地批评了我们乡领导的做法,责成他们尽快解决矛盾,稳定大局。
已经缴过钱的群众听说官司打赢了,也纷纷找大队干部,要求退钱。村干部说,这钱都上缴了,我们上哪里去退?群众就到乡里要钱,乡里已经把这一笔钱,在年终时给干部、职工和教师们发了工资。吃过饭、拉过屎的事情,乡里又没有印票子机器,窑里倒不出柴火。这事情从此拖了下来,乡亲们知道,闹也是白闹,就没有继续鼓劲儿上访。但是,到了麦季,在村组收缴统筹提留款时,群众以此为理由,顶着不缴,留下了很高的工作茬子。乡干部们明显感到,从此以后,他们推行任何工作,都会遇上强大的阻力。现在的老百姓越来越不听话了,越来越难以管理了。乡村两级干部们,都盼望深化农村改革,强化“统”的功能,重新回到大集体的那个年代。
大集体的回归显然是不可能了,孙丙豪夫妇却从台湾回归大陆了。
第55节 回归
孙丙豪夫妇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时,心情激动得没法形容。涂有青天白日标志和“中华民国”字样的大型客机,是不可能直飞祖国大陆的,而是飞向了香港启德机场。为了转机,两口子不得不在香港,整整逗留了十六个钟头四十七分钟五十一秒,通过了第二次烦琐的验关手续,终于坐在了香港通往郑州的客机上。这架飞机悠悠地转到跑道上,调顺了身子,突然动劲儿,发出了嗡嗡的轰鸣声,机翼闪动着,强力加速,直插蓝天。就在离地的那一刻,孙丙豪看了看手腕上的那块瑞士表,就是上边说的那个时间。
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啊,打扮得像个小姑娘一样,看不出实际年龄的夫人,用小牛角梳子,一遍遍地为孙丙豪梳理着稀疏花白的头发,把孙丙豪抚弄得心情更加亢奋,脑海中一直浮现出当年小妹妹孙转抱着他的腿不让他走的场景,那是多么叫人难割难舍的一幕。人家毛泽东主席为了拯救中华民族,回归故园用了三十二年时间。孙丙豪为了这一天,所用的时间更长,算起来,整整用了四十一年三个月零十七天时间。
妹妹孙转在郑州机场接到了他们,与哥哥相拥大哭,孙丙豪夫人和孙转的丈夫眼含热泪,站在一边一直看着兄妹二人哭足哭够。本来,孙转两口子打算和哥嫂坐公共大巴回到县城,再转车回高楼街,孙丙豪却要包一辆出租车,说这样做,主要是方便带回大大小小的一堆包裹。孙转认为那个司机要价太高,孙丙豪却说不贵不贵,比台湾便宜多了。就这样,他们依然顺着当年孙丙豪和十三军一起逃亡的107国道,迤逦向西南奔去。当然,现在的107国道已经不是土路,而是柏油路面,汽车跑起来,只用了四个多小时,就回到了高楼街。一路上,孙丙豪不住地叹息,变化太大了,远远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
安顿下来后,孙转家比东京还热闹,另两个妹妹和家人早已在这里等候,堂弟孙乃社和儿子当然也少不了在此,他们把阶级斗争中划清的界限,模糊成了最亲的亲人。街上看热闹的邻居们,来了一拨又一拨。县委统战部曹部长,带着县里小报的女记者也闻讯赶来,在高楼乡书记陪同下,与孙丙豪先生接上了头。孙丙豪先生半是感动,半是忐忑不安,不停地向人们打恭,敬请“曹长官自便”。曹部长已经接待过好几批台湾返乡人员,深刻理解从台湾第一次归来人的心情,练就了一套十分熟练的统战手段,与孙丙豪先生商定了陪同孙丙豪回马寨的事宜后,和一干儿人等回到乡机关打牌、喝酒去了。
孙丙豪夫妇给亲戚们分发了携带的礼品,主要是电子表、尼龙丝光袜和打火机,人人都有一份。一群孩子很喜欢这种黑色塑料壳的电子表,从上边的方块液晶显示屏上,一下子就能够读出时间来。还有一种让盲人用的电子表,一按上边的一个三角键,会发出公鸡打鸣的叫声,随后报出即时的时刻。打火机是现在司空见惯的气体打火机,比当时群众用的汽油打火机好多了,一拨齿轮,百发百中。也有十几个防风的电子打火机,按下开关,会蹿出蓝色的火焰,这些主要是送给了曹部长、乡领导和村干部。
让孙丙豪后悔的是,他们把在台湾不用的许多衣服带了回来,满满的三大包袱,满以为这才是最实惠的礼物,谁知亲戚们并不需要这些。孙丙豪看到亲戚们大人小孩衣着光鲜,根本不存在《宝岛日报》上描述的衣衫褴褛、贫穷落后的模样。早知如此,实在没有必要动这么大心思,费这么大劲儿,把一大堆衣物带回来。孙丙豪夫人分发给三家亲戚的红包,厚度略有差别,让另外两个妹妹在肚子里嘀嘀咕咕地猜测起来,她们对小妹妹孙转的过分热情有点嫉妒。这种嫉妒的表情不好遮掩,让孙丙豪太太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第二天,孙丙豪夫妇坐着曹部长带来的白色“伏尔加”汽车,其他亲戚坐着手扶拖拉机,回到了阔别四十一年的马寨村。道路是新修过的,曾经在我们马寨当过小公社党委书记的曹部长,差一点认不得道路。孙丙豪回到老家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去了他父母的坟上,凭吊了那个草色青青的土包子。围绕他们的人们都以为孙丙豪会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的,其实没有,孙丙豪只是面无表情地站在父母的墓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长久地盯着坟墓,呆呆地站立在那里。他夫人急忙让几个外甥折了一些松树枝子,编织了一个花圈,放在了坟墓的下方。
中午,在孙乃社的家里,待了十六桌客,县里来的曹部长、记者和村组干部,还有姓孙的大人小孩,乱哄哄地坐满了半条街。事前,孙丙豪给他乃社叔了一笔不菲的资金,酒席办得比刘庆典那次嫁出刘继苹时还要丰盛。刘庆典知道孙乃社没有什么组织能力,主动当起了“大肇”的角色,帮助维持秩序,安排座位,弄得井井有条。孙丙豪让孙乃社把“乃”字辈、“丙”字辈和“松”字辈的亲属们一个一个地介绍给他,用金派克笔,在一个装帧精美的小本子上,认真地记了下来。记着记着,皱起了眉头,不经意间,说怎么下辈的孩子们名字起得这么乱,很不好记清是哪一辈人。孙乃社得了这话,立刻大声宣布,今后,孙家的后代一定要按“字派” 起名,不能乱套。这个意思传出去以后,其他各种姓氏的人从此都对“字派”重视起来。
席间,根据孙丙豪较早的安排,特意让孙乃社把孙二孬和刚刚在唐都市人民医院工作的孙丫丫叫来,坐在他的身旁。孙二孬兄妹有点拘束,不知道这个堂兄是什么意思。孙丙豪把他们兄妹叫到一边,潸然泪下,对他们说,我们虽然不是血亲,但你们妈妈陪伴过我的父亲,你们两个就是我的亲兄妹。我给你们留下一点钱,你们要好好地过日子。今后,我还会关照和接济你们。这些话,叫孙二孬十分感动,说啥也不接孙丙豪送给他们的花花绿绿的美元。孙二孬说:“大哥,你的心意我们领了,我现在生意越做越大,不缺钱花,只要你在台湾过得好,身体健康,我们在家里就放心了。”孙丙豪执意要把钱送出去,孙二孬只得接了下来,对孙丙豪说:“这样办,这点钱我就给妹妹留着,在唐都市给她买套房子,让她永远记着这是大哥给她的。”孙丫丫也甜甜地叫着这个能够当爷爷的大哥,表示了诚挚的感谢。
也不知是因为孙丙豪的母亲临终时是住在小妹妹孙转家,还是孙转曾经告诉过他两个姐家早年与妈妈划清界限,很少来往的缘故,或者是孙转和他联系上最早,以及其他什么原因,另两个妹妹虽然向哥哥没有少诉说哭穷,说自己家里娶媳妇、盖房子,欠了一屁股的债,孙丙豪都是似听不听的,没有任何表示,这让两个妹妹很失望。而且,孙丙豪夫妇到另两个妹妹家里,只是蜻蜓点水,吃了一顿饭,就赶回了高楼街孙转家里。三个妹妹之间就生了不少嫌隙,别别扭扭地生分了好几年。到了孙丙豪第二次返乡,为父母立碑的时候,那是又过了七八年以后的事情。各家的家境都比孙丙豪第一次回来时好多了,亲情到底是占上风的,姊妹们依然相互走动,所有不冒烟儿的恩怨,消解得无影无踪。
卸去了浓浓乡愁的孙丙豪,感触最深的是家乡的巨大变化。孙丙豪想,百年以后,能让孩子们把自己的骨灰送回来,埋在父母的脚下,才能了却自己最后的夙愿。
第56节 生意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老百姓的生活确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不再以红薯为主食了,一年四季吃的都是白面。在高楼乡高中读书的学生们,连粮食都不用带,拿一个乡粮站办的面粉厂存粮条子,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一点,让杜思宝他们那一代人感慨万千,自叹弗如。因为在他们到高楼乡上初中的那阵子,每周都要回家背红薯,近二十里地,脖颈压得红红的,两天都缓不过来劲儿。到了学校,红薯就是主食,学生们用网兜兜着,或者用粗铁丝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