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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灾难性后果。魏泰（约１０５０—１１１０）描写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杨绘让自家唱曲的姑娘们招待客人，客人中有一位喝多了，对一个姑娘做得太过分，226激怒了藏在屏风后面看热闹的妻子。妻子招呼众姬妾打那个姑娘。而那位客人却要求姑娘回来，继续玩笑取乐。杨绘此刻打算结束宴会，但这只不过惹得客人更生气。客人开始动手打杨绘，结果众宾客一拥而上，才把他救出来。
因为得到的对待像妓女一样，妾也就容易像妓女那样为人行事。我们得知，苏轼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源于他发现一个最近刚去世的朋友最宠爱的妾在另一个男人家里招待客人。“不觉掩面号恸，妾乃顾其徒而大笑”。苏轼显然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现实： 妾们经常没事人似的从一个主子转到另一个主子手里。
只有很少的士人写过妾及自己与她们的关系。刘克庄（１１８７—１２６９）声明他出于对妻子的忠诚而纳妾；她死后，出于对她的尊敬，他决定不再续娶。“余年四十二，哭林淑人哀逝者之贤而夭。遂不再婚。既葬淑人，左右无侍巾栉者。或言里中有孤女陈氏，本大族母征，携以适人。长无所归。先亲魏国为余纳之”。刘克庄赞扬比他年轻２４岁的陈氏（１２１１—１２６２），在后来的３５年里照管着所有的家务，记着每一件事，管好每一笔钱财。他不把她当作妾而称她为小儿子的“生母”，也不认为自己是丈夫，只是她的“主君”。
高文虎（１１３４—１２１２）提供了男人与妾的关系最完整的记录。在一封信里高文虎写到，妻子在他３０岁那年，１１６３年去世了，在后来的２７年里，出于为孩子着想，他既没再娶也没纳妾。只不过在１２００年的正月里，他６６岁时，与何氏签订了一个３年的合同。
高文虎说，何氏的职责就是为他熬药、收拾东西，照料他。她经常为他做早饭和晚饭，照管他的衣服： 洗，缝补，按时令变换准备好应季衣服。晚上如果他有点儿咳嗽或睡不着觉，她就起床，升火，为他熬药。她也能读、写，常为他找东西、写回信。她来了一年以后，高文虎退休辞官，到儿子任职的徽州住。他带着何氏，在徽州度过非常和谐的两年，游玩了当地所有著名景点。此后他们就回到高文虎的老家明州（宁波）。
227在这封信里，高文虎有点含糊地透露，无论会引起什么样的猜测，他都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与何氏进行性活动，自己已经老了，不再对常人热衷的事感兴趣。何氏在１１年里没有生孩子，看起来支持了他的声明。但是高家其他成员显然都认为他被何氏迷住了，而且担心他会把家产浪费在她身上。
第十三部分：妾妾 5
高文虎非常喜欢何氏，希望亲眼看到她得到他曾许诺给她的钱财。他写到，问题在于“余身旁无分文，用取于宅库，常有推托牵掣，不应余求”。为了解除这种困境，他决定卖掉家里一块地收获的６００石谷物，但是刚刚卖了五六十石，管理庄园的僧人就告诉他，他的儿子和儿媳打算用卖谷物的钱建一座粮仓。后来，儿子前来劝慰他，说他可以从宅库里支取钱财，哪怕他需要一千贯，也会给他。然而，每次高文虎到宅库去，得到的回答都说现在没有钱。最后，又过了两年，高文虎再次下令卖掉庄园里的谷物，这次卖谷得到１０８０贯钱，其中８００贯是给何氏的。
按照高文虎所写，何氏愿意在他死后作为寡妾住在高家。高文虎深知这件事难以实现，所以到了１２１０年，他认为到了让何氏回娘家的时候了。在信的结尾之处，他概括了何氏应该得到１０００贯钱的正当理由。第一，钱是他的，他为家庭赚到很多钱，而儿子并没有。第二，何氏应该得到这笔钱： 照顾他１１年以来她自己从未要求得到家产，没从宅库支取过钱，也没有干预过家庭财务。甚至何氏穿的衣服都是用高文虎自己的钱做的。因此，用１０００贯钱给她做嫁妆并不过分。如果有人嫉妒，挑起无端的指控，何氏可以把此信做为证据，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
妾在家庭里的边缘位置
妾是家庭里的一员，但是她们在家庭里的地位很不稳固，她们与主人、主人的孩子，甚至与自己生的孩子之间的联系都是脆弱的。
中国作者们惟一详细列出妾与其加入的家庭里其他成员间的联系的地方是对丧服的阐释。已婚女子在婚后为娘家人服丧的义务比原来减低一等，但是几乎要为夫家所有成员（比如丈夫的兄弟、叔伯和本家）服丧，丧期与丈夫一样。这些成员间的义务是双向的，如果妻子去世，别人应当为她服丧。228对比之下，妾就像未婚女人一样，对娘家人还有服丧的义务，虽然实际上可能很少执行。妾对男主人家庭的义务很少。妾只为男主人、女主人和主人的孩子服丧。妾只有在生了孩子以后，男主人和别的女人生的孩子与她之间才有双向的服丧义务（不过与她为他们服的等级不同）。男女主人都不为妾服丧，即便她生了孩子。
更复杂的问题是妾的孩子为她服什么等级的丧。这些孩子为父亲的妻服丧，是在为法律上的母亲服丧，与妻生的孩子一样。但是长久以来的传统，孩子们对法律上的母亲比对与父亲有瓜葛的女人更尊重，后者包括孩子的生母、离婚的出母、奶妈和保姆。这并不是因为孩子只能为一位作为母亲的女人服丧。如果母亲去世，父亲再婚后，继母也去世了，那么儿子应该为每一位法律上的母亲服丧。儿子为身为妾的生母服什么等级的丧，在宋代没有统一认识。张载（１０２０—１０７７）说只有在法律上的母亲活着时，儿子为生母服低一个等级的丧。朱熹在回一封信时说，张载认为，为生母服较低等级的、专为“妾母”制定的丧，这是错误的；她是他的生母，他就应该为她服３年丧。
妾在家里的地位毫无疑问取决于女主人是否健在。即便妻子活着，但是如果她没有能力，妾就可以像家里的女主人那样行动。宋朝末年，朝廷规定，如果妻子病得很重而丈夫又不愿休掉她，男人可以按照通常的婚礼礼仪娶一位“小妻”。但是无论用什么称呼，法律上不是妻的女子都是妾。刘克庄（１１８７—１２６９）的一项判决涉及两个被家人视为身份相当不同的女人——一位在男主人活着时就管理着一切家务，并瞧不起另一位；另一位是主人儿子的妾——但是刘克庄说，因为两位都没有正式结婚（“非礼婚”），因此都不能被当作妻子。有女主人的妾不仅在人身上依附于她，还会失去与孩子间的大部分联系，而由女主人掌控着孩子。妻子的传记经常说她们养大了妾的孩子。但是从未提到这种意思，即她们应该事前请求妾的允许。舒岳祥（１２１７—１３０１）形容他的妻子王氏（１２１２—１２８４）如何“性多容少妬姬。侍生子抚育如己出，寒暑燥湿一皆共之”。很容易想像妾对妻照管她的229孩子怀有什么样的仇恨，绝不会认为是对孩子的爱和慈悲心。
妾的边缘位置可以持续到死后。在父亲、法律上的母亲和生母都死去很久后，韩琦（１００８—１０７５）在新的家族墓地重新安葬了他们。他采取大胆步骤，把身为妾的生母葬在父亲与法律上的母亲的合葬墓的一侧，作为“侍葬”。他声明这样做没有冒犯父母的意思，因为所有的事，比如棺木的质量，下葬的仪式，都是按照比父母低一级的规格办的。考虑到其他人会谴责他失礼，他说有充分、正当的理由捍卫自己，“夫礼非天降地出，本于情而已矣”。
洪迈记录的下面的故事清楚地表现了妾在家庭里的边缘位置：
第十三部分：妾妾 6
朱景先铨，淳熙丙申，主管四川茶马。男逊，买成都张氏女为妾，曰福娘。明年，娶于范氏，以新婚不欲留妾，妾已娠，不肯去，强遣之。又明年，朱被召，以十月旦离成都，福娘欲随东归，不果。后四十日，生一子，小名为寄儿。
朱居姑苏，吴蜀杳隔，彼此不相知闻。庚子岁，逊亡，范妇无出，朱又无他儿，悲痛殊甚。乙巳岁，朱持母丧，后茶马使者王渥少卿遣驶卒赍书致唁，卒乃旧服役左右者。方买福娘时，其妻实为牙侩，因从容言：“福娘自得子之后，甘贫守节，誓不嫁人，其子今已七八岁，从学读书，眉目疏秀，每自称官人，非里巷群儿比也。”
朱虽喜而未深信，其与卒携来者巡检邹圭，亦故吏，呼扣之，尽得其实。即令圭达书王卿及其制帅留尚书，祈致其母子。
这个故事清楚地说明，妾，方便的时候可以有，不方便的时候可以丢掉，如果家庭后来需要她生的孩子，还可把他们要回来。
为母的妾
230生儿子提高了女人在家庭里的地位，不管这个女人是妻子、妾还是婢。对妻子而言，生了儿子就去掉一个可能休弃她的理由。对于妾，生了儿子就可以确立她与主人家庭成员间的亲属关系。对于婢，她得到了升格为妾的机会。进一步而言，如果妻子已经有了孩子，生儿子会使妾卷入与妻子和她的儿子之间更激烈的矛盾冲突当中。司马光写道：“世之兄弟不睦者，多由异母或前后嫡庶更相憎嫉，母既殊情，子亦异党。”
妾的儿子肯定经常发觉自己面临的形势比较混乱，压力比较大。一个妾的儿子毕竟要对两位女人尽孝，而她们之间多半不太和睦。此外，他的父亲会视他的生母为妓女，而他法律上的母亲则认为他妈妈是婢女。不幸的是没有史料可供分析所有这些引起的心理后果。当然妾的孩子们会长大而没有明显的社会和心理的残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高官之一——韩琦，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