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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威胁是存在的,但并不是近在眼前。她决定和他第二次见面后再做结论。想到这里,她伸手拿过电话拨通了反恐调查部的号码。正在值夜班的朱迪思?斯普拉特接听了电话。
朱迪思是莉兹的老朋友了。十多年前,两人在同一天加入了安全部门,现在她们在反恐分部工作已有六年了。莉兹的才干使她转向了特工管理,而朱迪思敏锐的分析能力及其明察秋毫使她成了一名调查专家。凭借近乎强迫性的坚韧,朱迪思和她的组员对情报联络员提供的情报以及所有进入反恐支队的情报一追到底,从不放过任何一条。他们与海外同事联系频繁,共享线索,提供身份确认,保持联络畅通。调查部是泰晤士大厦里所有反恐行动的依靠,它接收未作评估的情报并让它们变得有意义。
秘密特工(4)
所以现在莉兹要找朱迪思获取涉嫌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英籍亚裔人的材料。莉兹对她简要描述了“杏仁软糖”报告的情况,但没有一个与朱迪思和她的组员目前正在调查的事有联系。抓着朱迪思交给她的那个拉链紧锁的大公文皮包,她坐电梯下到地下车库,挑了一辆停放在那儿的公用车。还有四十五分钟,她往北开,穿过牛津广场上了摄政街,最后,拐进了一些静谧的街道。街道两边那些曾经辉煌的十八世纪老屋现在成了内科医生、牙医、心理医生和其他专科医生的诊疗室,为伦敦富裕的居民和游客提供服务。终于,她穿过一处拱门,拐进了一排被分隔成若干小间的马房。这里灯光暗淡,四周黑黢黢的。它们原本是附属于那些高房大屋的马厩。她按了一下车上的遥控按钮,一间车库的卷门收了上去,她把车径直开进了一间亮着灯的小车库。
车库上面是一间温馨、愉悦的起居室。里面有一对用旧的沙发,联络员们都称那些沙发套为“英国工程部棉布”;一张方形餐桌,几把不知是什么木料做的椅子;一张歪歪扭扭的茶几,上面还有一只相框。这些便是室内的全部家当。在这些接头点你可别想享受什么现代物质文明。它们的存在纯粹出于实用目的,时刻备用。厨房配有煮咖啡、泡茶用的必需品,但绝对不会有食品。十五分钟后,莉兹还在把公文包里的照片往餐桌上摆放的时候,电话响了。
“九十秒,”电话那头的一个声音说,“一切正常。”
门铃一响她就开了门,把“杏仁软糖”领上了楼。
“想喝点什么——也许你想喝杯茶,或者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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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海尔缓缓地摇摇头,表情严肃,没说话却在观察四周的环境。“晚饭吃了吧?”她问,心里却希望他吃过了。
“我现在什么也不要。”他说。
“好吧,那我们就开始吧。我想让你看看这些,不着急,但不要搜肠刮肚地想。通常第一感觉是准确的。”
照片来自各种渠道。效果最好的是那些护照、驾照申请表上照片的复印件。其余那些多数是在监视过程中用暗藏的相机从远处拍摄的,效果较差。索海尔不紧不慢,仔细端详着每一张照片,然后遗憾地摇摇头。十一点的时候他们才看了一半,这时,莉兹突然想起,要是索海尔弄得太晚,他的父母要担心了。“我想今天就到这儿吧,”她说。“其余的明天再看可以吗?”
他点头同意。她说:“那我们还在这儿见面。七点半怎么样?来的方式和今天晚上一样。”她看了看索海尔。他看上去很累。“你得打车回去。我给你叫一辆。”
她去打了个电话,回来时她说:“十分钟后离开。走出这间马房,左转,会有一辆出租车沿街驶过来。靠近时,它会亮起车灯。司机会让你在离家几条街的地方下车。”
她望着这个年轻人,突然对他心生关切,一种近乎母性的柔情。遗憾的是那三个嫌疑人他一个都没看到。但她并没有心灰意冷。很久以前她就明白了,干她这一行的,成功需要时间和耐心,而且它常常会不期而至。
三
麦迪在母亲莫莉向她电话转达了医生的话后回到了贝尔法斯特。除了强忍悲痛她别无他法。肖恩?基尼坚持回家去等待最后一刻的到来。
因此她回到了父母亲住了四十多年的狭小的砖房。房子紧挨着贝尔法斯特市的法尔斯路的路边,和相邻的一排房子一样狭小、没有生气。只有最细心的人才会注意到它的前门异常厚重,百叶窗不仅着了色,而且窗子外又加了一道钢窗。
得知死神将至,全家人聚在一起,就像一队马车围拢在一起抵御外敌,尽管这是个稀松的防御圈,麦迪想。一个女儿两年前死于|乳腺癌,惟一的儿子、也是父亲的挚爱,十五年前在试图逃脱英国军队设置的路障时被枪杀,现在只剩她和她姐姐凯特了。
麦迪回来只是因为她母亲的请求。孩提时代,她对父亲的憎恨就伴随着对母亲的深爱与日俱增。虽然,随着她一天天长大,这种爱也因对母亲的失望而剥蚀了。母亲面对自己丈夫的飞扬跋扈,一直逆来顺受。麦迪完全不理解母亲怎么会心甘情愿地扼杀自己诸多出众的品质——她的音乐才能、对书籍的热爱、在高尔韦耳濡目染的乡村幽默——屈从于她丈夫肖恩斗争至上的要求。
秘密特工(5)
麦迪早就知道,她父亲对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全身心投入给他带来了某种荣誉,但这使得她对他的厌恶有增无减,他对家人的冷酷无情更让她恼恨。然而她从来也说不清她更加鄙视的是父亲那个人还是那场运动。因此,她一有可能就离开了。十八岁时,她离开了家,到都柏林学院学习法律,然后留在那儿工作。
那儿还是有暴力——当然,麦迪一直在逃避。她从来没有自寻烦恼地计算她认识的人中有多少人受伤或被杀害。此外还有她不认识的人,其中很多都是平民,他们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她慢慢相信这个计数永远不会停止。她父亲对自己的“职业生活”守口如瓶,然而,基尼的家人都收听每一次爱尔兰共和军“行动”的新闻,所谓“行动”只是爆炸、枪杀和死亡的代名词。因而,对于他的缄默,家人也只是心照不宣而已,同时会忐忑不安。隐瞒无法抚平死亡给麦迪的童年打上的烙印。她的童年就像一个插满飞镖的怪诞的靶盘。尤其是她弟弟的死亡。他的出生和成长无法摆脱共和军的印记,他还不清楚生命中是否还有其他选择就已丧命于枪口之下。
现在她和母亲、姐姐一连几个小时地坐着,在楼下的小客厅里一杯接一杯地喝茶;楼上,她父亲躺在床上,服用了大量的镇静剂。通过他的同志、战友和朋友这个庞大的关系网络,有消息传出说,肖恩?基尼希望最后见一见自六十年代后期“北爱尔兰问题”再度爆发以来就与他并肩战斗的那些人。请神甫的事情倒是从没有提到过,因为虽然基尼生来就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他惟一的信仰就是坚决效忠爱尔兰共和军。
来访者家里人都认识。柯里?欧道尔、吉米?加里森、谢默斯?赖安,甚至马丁?麦克吉尼斯都在一个深夜露面了。在夜幕的掩护下这些来访者不会有人注意。访客名单简直就是共和军运动参加者的花名册。对一个普通人而言,他们都是长期参加武装斗争的老兵。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因参与暗杀或爆炸行动蹲过监狱,如今只是因为“仁慈星期五协议”中的特赦条款才得以恢复自由。在长期的准军事生涯中,基尼尽量避免受到任何刑事指控,但是在七十年代,他和大多数来访者一样,在梅兹监狱的牢房里被拘禁了一年多。
那些人都是由麦迪领上楼的,因为她母亲觉得频繁地上下楼梯太累人了。他们站在床边,试图和这个他们称为指挥官的人聊上几句。但是麦迪看得出基尼的状况让他们吃惊——饱受病痛的折磨,他那曾经魁梧、壮实的身躯已经变得瘦骨嶙峋。大多数战友都觉察到了他的疲惫,很快以一种不自然但却发自肺腑的诀别结束了拜访。走到楼下时,他们停下脚步和莫莉及麦迪的姐姐凯特简短地说上几句;有时,如果是和基尼特别亲近的人,他们会喝上一小杯威士忌。
麦迪看得出即使是这些简短的来访也极大地消耗着她父亲日渐衰退的精力。当他们草拟的访客名单上的人员都来过后,她松了口气。在这种情形下,她父亲接下来的请求越发令人震惊——一天,他彻夜的疼痛甚至让她认为他再也看不到黎明了,然而,他却提出了那个请求。
“他想见詹姆士?马圭尔!”当她母亲和姐姐在楼下小厨房吃早餐时,麦迪宣布。
“你在开玩笑吧。”凯特狐疑地说。就算同在爱尔兰民族主义的伞盖之下,詹姆士?马圭尔和肖恩?基尼也顶多做到泾渭分明、河水不犯井水,他们对彼此的厌恶只是因为他们对这个事业的投入而暂且收敛。
“我也以为他在说胡话,但到现在为止他已经说了两次了。我不知道说什么。我们不能拒绝父亲的临终请求,是吗?”
她姐姐神情严肃地盯着她。“我上楼跟他谈谈,他肯定是犯糊涂了。”但再次下楼时,她脸上的表情更加严峻了。“他非常坚决。我问他为什么要见马圭尔,他说:‘这你别管,把他给我叫来就行了。’”
当天晚些时候,在基尼一家喝下午茶前一小时左右响起了敲门声。一个瘦削的高个男人走了进来,尽管他和楼上那个濒死的人年龄相仿,但他却依旧健壮。他不像先前来看肖恩?基尼的那些战友那样谨言慎行,也没有和任何一个家人握手。凯特后来告诉麦迪,当她把他领上楼的时候,她发现父亲睡着了——也许这场与宿敌莫名其妙的会面终于还是不会发生吧。但当她转向那位来访者时,他却语气和缓地说:“你好,基尼。”
“进来吧,马圭尔,”声音虽很虚弱但却没有商量。凯特看见她父亲已经睁开了眼。他抬起一只瘦骨嶙峋的手让她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