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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四月，我在东京接任联合国军最高指挥职务之后，曾发表过这样一个谈话：
“我相信，在军事史上从未有过象今天这样有如此众多的盟国这样和谐地并肩战斗，而且相
互间又这样完全信任、尊重和合作的先例。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些部队（联合国军）的参
战大大提高了联合国军的战斗力。”
最后，从纯军事的角度来看，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七月五日至九月三十日），共产党
人向南朝鲜的突进遭到了抗击并被阻止，侵略军几乎全部被歼。从元旦开始的共产党人的攻
势，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即被迫停止。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第二次撤出南朝鲜首都之后刚
刚三周的时间，联合国军便转入了进攻。这次进攻，除受过几次短时的挫折外，一直持续到
侵略者被统统赶出南朝鲜为止——只有一小块很难防守的南朝鲜领土仍为敌军占领。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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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块北朝鲜领土则为南朝鲜所控制，而且直到今天还在其控制之下。
一九五一年五月，我作为联合国军司令和美国驻远东部队司令报告了自己的如下分析判
断：敌人“再不会具有发动四月二十二日和五月十五日那样强大攻势的能力了”。
大约在同一时间，我给第8集团军及其当时的司令范弗里特将军发出了下面这封信：
“我认为，历史有一天很可能会这样记录：……这支军队向最邪恶的势力进行了挑战，抗击
并击退了这股势力。
它一直威胁着人类争取个人尊严和自由的长期斗争。我相信：很可能，共产主义洪流的
浪头已被你们有力的双臂和坚强的意志所粉碎，这股危险的潮水……已开始消退。”
我希望这就是历史作出的评价。
…………………………
第十章 已汲取的和未汲取的教训——这些教训对于我们寻求和平的意义
如果不认真地将自己在以往战争中汲取的教
训运用于解决今天的军事问题，那么我们不厌其烦地谈论这些教训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
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真细致地分析这些教训，以避免以无法估量的代价重犯我们
曾经为之付出昂贵学费的错误。
有关朝鲜战争的重大错误之一是，我们习惯于将自己的战略建立在分析敌人企图的基础
之上，而未能对我们所掌握的敌人的实力情况给予应有的重视。尽管麦克阿瑟和他的支持者
们知道，红色中国完全能够迅速采取在朝鲜进行干预的威胁行动，但他们还是低估了中国人
的这一威胁。而我们的错误则在于，我们采取行动时依据了这样一种理论，即认为当时“没
有一位神志清醒的司令官”会向鸭绿江以南派兵作战。
今天，我们在东南亚同日益增多的困难作斗争时，令人满意的是，我们似乎更重视我们
知道敌人能够于些什么，而不是我们认为他们准备干些什么。约翰逊总统曾经说过，他相信
红色中国说的话——而我们在朝鲜却未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我深信我们的决策者十分清
楚，如果红色中国人的领导下定了决心，那么红色中国人是能够激怒我们与他们打仗的。他
们的公开言论已清楚地表明：他们对待人类生命的态度，甚至对待他们自己人民生命的态
度，与我们几乎毫无相似之处。我没有参预当前各项计划的研究与制定。但我相信，我们正
在进行准备，以应付红色中国动用其威胁力极大的力量的可能性。只是当我听到有影响的人
物向我们担保中国“不敢”采取这种或那种行动时，我才感到不安。我相信，我们军界的决
策人再也不会由于错误地判断共产党中国人的意图而产生麻痹情绪了。
也许我们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教训，可是，还有一些其他的错误至少我们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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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似乎还要执意坚持下去。在朝鲜战争期间，有些人认为，以空军来切断已投入战斗的敌
军所有增援和补给，就可以创造截断敌人的奇迹。空军并不能创造这种奇迹。这个事实本应
更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曾在朝鲜参加过地面战斗的人都不会轻视我
空军在那里创造的业绩。空军不仅使我们免于灾难，而且，如果没有这支力量的支援，联合
国军是不可能完成其使命的。在越南，空中力量与地面作战的成败同样有着十分密切的关
系。但是，空中力量确实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可是，甚至就连某些身居高位的人至今都还没
有认识到这一点。
这些局限性从未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得那样明显。当时，德国人不顾盟军掌握着无
可争议的空中优势，照样利用少数几个山口向自己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大约二十六个
师提供补给达两年之久，从而使这些师得以维持下去。在朝鲜，我们实际上掌握着整个半岛
的制空权，但是，就连麦克阿瑟本人也承认，我们无法依靠空中轰炸来孤立战场或切断对方
的增援和补给。在越南，迄今为止所发生的情况再次证明了这个教训：轰炸之后，在短短几
天之内，敌人的铁路和桥梁就可修复并重新投入使用，渗透路线也未被切断。可是，我们至
今仍然还可以听到要求进行饱和轰炸的论调。这种论调的支持者们坚持认为，饱和轰炸可以
切断越南北方与南方的联系。
我还怀疑，我们是否从朝鲜战争中汲取了更深一层的教训，即除非协议中带有能够在今
后付诸实施的制裁条文，否则，与共产党签订的各种协议都毫无价值。在朝鲜进行的两年的
艰苦谈判告诉我们：只有在履行协议明显对共产党有利时，或者他们遭受报复的威胁十分明
显、不可忽视时，他们才会履行协议。在东南亚，不论最终能与共产党人达成何种协议，要
将各种具有约束力的制裁条文加进去肯定是极其困难的。然而，我们仍须做好必要时推迟最
终协定的签订、直到将这类条文写进协定的准备。
我们在朝鲜得以避免的一个错误，是坚持在进行谈判之前实现“全面胜利”、“敌人的
无条件投降”乃至“制止侵略行动”。可是，从当前四处可以听到的并且充斥各类公开刊物
的许多口号来看，我不禁怀疑我们的公民是否都已经懂得了有限战争的概念。一场有限战争
并非只是一场尚未全面开展的小规模战争。它是一种根据我国的利益和现时的实力对各种目
标作出具体规定的战争。“无限”的战争，亦即除“胜利”之外没有明确规定地理、政治和
军事目标的战争，可能会无限制地升级，就象那些取得一个胜利之后还需要赢得另一个胜利
来保障前一个胜利的战争一样。坚决要求全力以赴地打赢战争听起来可能很有大丈夫气概，
“捍卫自由”的号召也可能象救世主的福音一样会使我们的热血沸腾。可是，在今天这种时
代，一场全面战争的结局是不可想象的。它很可能意昧着数千年文明的毁灭，连一个能庆祝
胜利的人都不能幸存下来。
我们在确定军事目标时，首先需要认识到，世界上大多数最基本的令人苦恼的问题是并
不适宜用纯军事的办法来解决的。我们与那些嘲弄人的尊严、否认个人自由的意识形态之间
的冲突，必须通过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共同努力来寻求解决办法。这个世界不可能平
静、安定下来，因为占世界总人口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过着相当豪华舒适的生活，而另外三分
之二的人仅仅只知道贫困、肮脏和幻想。
因此，我们确定对外政策的目标必须考虑到这些基本的现实，而且必须明确地阐述这些
目标，以免使这些目标成为隐藏我们自私和唯利是图的目的的十足战争叫嚣。譬如，我很怀
疑某些政府官员所说的这样的话：我们进行越南战争的目标还是表里如一的，即使存在着外
交上很少有诚实可言或者难得赤诚相见这样明显的现象。约翰逊总统所阐述的目标，亦即本
书（一九六七年一月）所列举的他的目标，在我看来似乎不存在模棱两可、闪烁其词之处，而
且，这些目标也是我国政府在不与对方妥协的情况下能够体面地达成的目标。但是，对于一
些掌权的和有影响的其他人士的辩解，即我们在越南的战争目的毫无利己之心，只是一心要
保证那里的人民获得“选择他们自己政府的自由”，我是很怀疑的。不久前，艾森豪威尔总
统将越南的丧失引述为“失去了宝贵的锡矿以及大量的橡胶、稻米供应”。
也许人们可以认为，正是这些东西，而不是“自由”，才是某些人的眼睛死死盯着的真
正目标。那些说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河内停止侵略行径”的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
北京的支持与补给，河内是不能长久坚持下去的。
如果我们相信关于我们目标的后一种说法，实际上就等于认为，我们的目的是迫使河内
和北京不仅要停止支持武装入侵和颠覆越南的行动，而且要停止支持武装入侵和颠覆老挝、
柬埔寨、泰国、缅甸的行动。根据东南亚条约，美国对所有这些国家都承担有义务。这样，
美国自然就得要么公开地，要么通过秘密的外交途径向共产党中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
停止支持活动。对于向红色中国提出最后通牒的任何办法是否明智，我是深表怀疑的。我相
信，目前的中国领导人会拒绝以任何方式向他们提出的任何最后通牒。如果我们被迫扩大军
事行动，以挫败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