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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写道：“11 路售票员小姐因高峰时间载客量过多，体力不支。”看了这段话之后，他说：“要注重人！没有把人写出来！你应该写：法兰克·唐纳奥迪逊，一个二十七岁，活力充沛的男人，太太克琳丝，六岁的男孩比尔，五岁的女孩艾美，本来可以组成一个美满的家庭，享受天伦之乐。但是现在，这位男主人，从放暑假到今，从来没机会见到他孩子的面。在他家中的小客厅里，他说：‘我回来时，孩子们都睡了。我搭的是11 路，实行了新的行车表后，我每天都比以往到家时间晚了一个钟头，当然，这是司空见惯的了！’”
说到这里，他换了换语气说：“我说的你懂了吗？公车是人开的，人是万物的主宰，社会上对人的兴趣，远比对公车的兴趣要高得多。你现在就可以去拜访那位法兰克·唐纳奥迪逊先生，把这段报道写得更精彩。”任何无聊乏味的题材，我们都有义务把它改得生动活泼，这是新闻记者的职责。当然，我很努力，并得到了一些读者的支持，许多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来。总编因此大为兴奋，他一向认为读者的来信越多，就越能证明报纸受到重视，付出去的心血就没有白费。而且，也能鼓舞同行，激发出最高的工作效率。
二十一岁之前，我一直在这家报社工作，而且一做就是两年，已经小有名气。国民新闻、邮送日刊，还有其他一些报社，都有意前来挖角，我也觉得已学会了不少东西，该离开SW 三区，到更广阔的社会中打天下了。当时，我还是和苏珊同住一室。苏珊在外交部联络室工作，她的保密功夫可真到家，原来她早已和一个同事恋爱好久了，也许马上要订婚了，但她却一直不透露片言只字。订婚后，她当然很想独住一间屋，这样比较方便。而我，在感情方面却是一片空白。偶尔有朋友来访，也只限于普通朋友之间的友谊。心情好时，我会跟大家一起出去散散步，或聚在一起抽抽烟，喝喝伏特加等，仅此而已。一日三餐，我总是独自一人，简简单单，开个罐头当作一顿饭是常有的事。因此，虽然每天在外面跑来跑去，但生活却刻板单调。我把心思全都寄托在事业上，别的什么也不想。我最崇拜的人，就是象尔西拉·贝法斯，以及贝鲁明卡·贝鲁华斯一样有名的女性同行。我的理想，就是有朝一日象她们一样，受人爱戴，和她们并驾齐驱，这样我就很心满意足了。
第五章 再尝苦果
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哗啦哗啦，敲打在人的心上。早上八点的气象消息，报道了这场暴风雨的受灾情形：九号公路发生了大车祸，有些地方的铁路被水淹没，有些地方汽车泡在水里不能发动了。气象局还说，这场大雨可能还会下上几小时。只要你生活在美国，你往往会发现，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或台风，会使所有的事情都乱成一团。在美国这个工业社会里，一切活动都靠汽车，汽车开不动，生活顿时失去依靠，一些按时进行的工作也会脱节，陷入瘫痪。到处都是混乱一片。车站里人头攒动，人们拼命拔长途电话，问候亲人的安危。有收音机的，也一直打开，期望能收听到一点好的消息。只有我一个人，超然物外，孤独地坐在椅子里，让回忆填满脑子的每一寸空间。
酒已经快喝光了。我又加了些冰块。然后，我掏出烟来点着了一支。收音机正在播放收播前的三十分钟结束音乐。
克尔特最不喜欢听到结束音乐了。他总认为结束音乐带有感伤、颓废的意思在内，欠缺积极性。而且他也总是劝我，不要喝酒、不要抽烟，连口红都不要抹。尽可能多参观一些美术馆，或参加各种音乐会、演奏会等，以陶冶性情，提高修养。这些虽然都属于严肃的东西，但我过去的精神生活一直很苍白，所以我也认真考虑过他的话。德国的生活方式在我们加拿大人看来，虽然有些闷，但却合乎认真的原则。
克尔特·业纳是西德洛伊达通讯社驻伦敦的通讯主任。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在英国寻找一位能帮他处理事务的助理。这位助理必须有能力独立对各种外交问题作适当的处理。另外，还要将德国人感兴趣的消息，从英国的报纸、杂志、周刊等找出来，邮寄回德国。这天晚上，他带我到一家饭店，共进晚餐。他的认真工作态度使我对他颇有好感。他把自己这份工作的重要性，以及他的工作对英、德交流上的贡献，都对我作了详细说明。外表看来，他象个运动员，体型健壮，肌肉发达。那闪亮的金色头发和那双湛蓝的眼睛，使他比实际年龄（三十岁）显得更加年轻。他告诉我，他出生于慕尼黑附近的阿古斯堡，双亲都是医生，他是独子。二战时，他的双亲因偷听盟军的广播，被人告发，遭受逮捕，被关在集中营里，后来被盟军救出。他的高中、大学教育，都是在慕尼黑完成的。毕业后，他就在西德一流报社迪·贝尔特工作，后来因为英文流利，被派到伦敦。他又问我现在正在做什么，我就把明天要交的原稿抽出一部分，给他看。不久我又带了一卷关于自己的资料到他的办公室找他。这人做事真是迅速严密得令人称奇，不待我开口，他就说他已通过咨询社的朋友，把我的资料查得一清二楚了。就这样，一星期后，我就走马上任了，办公室在他的隔壁。每天，我的责任就是处理从咯伊达通讯社发来的电报。一周三十英镑的薪水对我来说是相当丰裕了。更何况我也很喜欢这工作的性质。特别能和波昂总公司常有电报来往，更令我兴奋不已。
每天早晨、傍晚各一次，我把从英国收集来的消息发到德国，赶上各报社的出刊时间。我只会讲英语，德文一窍不通，不过这并不成问题。古尔特写出来的原稿，是用电话发出的，而且说的是德文。我发去的电报则都用英文，到了那儿，自然有人译成德文。久而久之，波昂的总机一听到我的声音，就会用英文和我交谈，他的英文也很不错，和我差不多。这份工作虽然很机械化，但要求的是正确、迅速。我送去的稿件，一般都会被采用，登在德国的报纸上。几天之后，总机员总是把我的文章从德国报纸上剪下来，送到我这儿。因此，每次我把原稿送出去后，就抱着复杂的心情等待成功或是失败。
不久，克尔特已经完全信赖地把一些重要的工作委托我去处理了。一些小事，我更是时常单独去办。一想到德国有将近二十位总编在等待着我的消息，我心里就升起一种满足感。和克拉里昂社那些芝麻小事比起来，我的责任当然大多了。对于克尔特的指示和要求，我都很高兴地去做。这种忙碌的通讯社工作使我觉得很刺激。我的生活就一直这样般充实下去。
不久苏珊结婚了。为了彼此住在一起有个照应，我和克尔特搬到了波兰斯巴里广场附近一栋设备齐全的挺不错的公寓里去了。我们虽同住一套公寓，但并不同房。他是个规规矩矩的人，我们的关系，也仅止于同事，顶多稍亲密一点而已。对于他，我尽可能保持一定距离。有了一次教训，对于男女之间的关系，我已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不再傻里傻气地任人摆布了。这里离我们办公室很近，下班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一起回去，甚而一起吃饭。
为了节省开支，我把他的唱机搬到我屋里来。偶尔他会来我房间，我们一起听音乐，一面兴致勃勃地自制晚餐。碰到这种情形，有时我会自问，我们这么接近，是不是太危险了？顾虑到这层，偶尔我就借口说约了朋友，不跟他一道共度晚上的时光了。这个时期，有些男孩子想动我的脑筋，我总是看他们不顺眼，尽量推辞了。因此，不和克尔特在一起时，我总是一个人吃饭，然后随便看场电影，把时间消磨得差不多了再回去。克尔特是个循规蹈矩的人，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君子之交，互敬互助。这样的日子维持了三个月。
一天，克尔特从德国出差回来，告诉我他订婚了。听了这个消息，我打心眼里替他高兴，另一方面也暗暗羡慕他的未婚妻将得到这样的好丈夫，因为象他这样在和另一女孩朝夕同处一室时，还能洁身自好，忠贞不二，真是太难得了。他说他的未婚妻名叫特鲁迪，和他是青梅竹马的伙伴。他脸上毫不掩饰的喜悦表明，他非常满意这个女孩。这女孩的父亲是汉得尔堡大学的哲学教授。从她的照片来看，她长得眉清目秀，尤其眼睛很大，非常有神，头发梳得光溜溜的，穿了一件合身的阿尔卑斯风格的服装，很时髦。整体看来，是一位温婉、整洁，但又不失精明能干的女孩。
关于自己和特鲁迪之间的事，克尔特都毫不隐瞒地告诉我。甚至把特鲁迪写的来信给我看。怕我看不懂德文，又兴致勃勃地解释给我听，还和我讨论婚后要生几个孩子的问题。他说他打算在伦敦好好干上三年，存够结婚费用。回到波昂后，除了婚礼花费，还要有余钱把房子布置得漂漂亮亮……。
诸如此类的问题，他都和我商量，要我提供意见，好象我是婚姻顾问似的。
一下子，我的年纪似乎很老了，有点老太婆唠唠叼叼的味道，而我自己，也好象把他当成了自己一手带大的娃娃，替他们张罗这个，张罗那个，小心在意的。其实，这些事主要取决于他们自己。我不过是瞎掺和罢了。他们的情书来往越来越密，打得火一般热。终于，连婚后的性生活，克尔特都作了周密的计划，一般人不好开口的男女问题，他都提出来和我商量。可在这种事情上，我有什么资格插嘴呢？要我提供意见，我实在不知从何说起。反而他在这方面的知识，比我了解得更透澈，说的道理头头是道，叫人刮目相看。
蜜月旅行他打算去威尼斯（德国人蜜月旅行几乎都要到威尼斯，好象只有威尼斯才引起他们的兴趣）。在这期间，他打算夜夜把新娘搂在怀里，尽情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