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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虽然不觉得怎样，但总受别人嫉妒、羡慕并不是件愉快的事。我感情丰富，自认为带点孤傲和罗曼蒂克，但别人，譬如修道院的姊妹们以及脾气暴躁的斯泰特，就常觉得我又任性又倔强，他说：“葳芙安，女孩子要温柔些，要象棵柳树，不要象棵松树，松树太刚烈，那是男人才该有的气概，而不该是你呵！”
我是法裔加拿大人，出生在距魁北克不远的厄奴奈安海岛以北的一个小城圣·花米由。这个海岛在圣·劳伦斯河流进魁北克海峡的海洋中央，状似一条落难的船，细长形。我是在河边长大的，因此凡是有关户外的运动，如游泳、钓鱼、露营等，我都喜欢。我对父母的印象很模糊，没什么记忆，不过我好象比较喜爱父亲，讨厌母亲。八岁时，蒙特利尔有朋友举行结婚典礼，邀请我父母参加。当时正值战争时期，他们的座机失事，不幸双亡。而同时丧夫，变成未亡人的罗兰斯·杜柔，我的叔母，经法院的判决，成为我的监护人，我就顺理成章地搬到叔母的住处，由她抚养。我和叔母相处得很好，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很喜欢她，而且一直怀着感激的心情。但是我是基督徒，我叔母是新教徒。宗教信仰的不同，使我们不时产生争执。在魁北克，传教士的势力相当强，叔母宗教信仰的不同，使我活在宗教争夺战阴影中。最后，基督教获胜了，我的精神领域终于有了归宿。因此十五岁以前，我一直在犹鲁修里·伊特修道院受教育。修女们管教严格，要求对主非常虔诚，我脑子里灌满了晦涩的宗教史以及各种古怪的神学教义。本来我就对护士和修女没什么好感，但是现在却偏偏要和她们打交道。我几乎要闷死了，只得求救于叔母。她很高兴地把我救出修道院，还说，等到了十六岁，就送我到英国的新娘学校去学习大家闺秀的风范。在这块保守的土地上，她这么做当然引起了强烈的不安。犹鲁修里修道院是魁北克的基督教传教中心，很久以前，魁北克发生过英法之战，当时吃了败仗的法国将军默卡尔木的头盖骨，被当作战利品，放在这座修道院中。而修道院也以此为荣。将近两个世纪了，每次做礼拜，不管白天晚上，跪在头盖骨前的修士修女们总不少于九个人。我的家庭也是属于法裔加拿大人，所以一旦这家的女儿敢于破坏这传统规矩，一定会被当作一桩丑闻来议论。
魁北克这类家庭的儿女们，通常自成一个社交圈——类似秘密团体。这种社交圈组织严密，力量强大，很象日内瓦的Calvin 派别（基督教的一派）。
属于这个派的人，不论男女都很得意地把自己称作“法裔加拿大人”，而且用法语发音。在他们眼里，较为低等的是那些新教徒的加拿大人，还有“奈桑古尼”（指英国移民的子孙）和“奈桑美利坚”（指美国人）。法裔加拿大人最引以为荣的，就是能讲法语，而且能讲两百年以前的移民者方言，但现在的法国人听不懂，因为它混合着法语化的英文——这种关系很象非洲白人的语言及荷兰语之间的关系。这个魁北克派的自以为是，连法国本土人都看不过去，因为这些法裔加拿大人，简直把法国人也都当作外人来看待。我不知自己为何拉拉杂杂的提了这么多无聊事。当然，作为蜜雪儿家的一分子，我对能否打破这种传统并不肯定，但如果身为西西里岛的黑手党的一分子而发生背叛行为，则是犯了滔天大罪，死不足惜。我现在的处境和它相似，因此我不能随便抛弃修道院和魁北克，以防自己落入万人唾骂，走投无路的境地。
叔母很有分寸地替我解决了这些问题。比如，我以前的朋友，都被禁止再和我来往。我当然很生气地抗议，但叔母都一笑置之，大概认为我是个神经质的人，而不予理会。事实上我到了英国之后，还是怀着脱离朋友的负罪感。这感觉使我一直小心翼翼的，无法开朗起来，带着一股英国人所说的殖民地的小家子气。所以一旦进入为年轻女孩儿们设立的新娘学校时，我的恐惧和心理负担则更重了。
在英国，新娘学校大部分都集中在萨宁格代这个地方。奥斯陆之家，就位于萨宁格代区。奥斯陆之家是一座类似维多利亚时代的古老建筑。三楼有许多隔间，共二十五间。每间寝室可容纳两人，我和另一个外国人合住一间。
这位小姐，是黑皮肤的利巴若伊人，腋下长满了密密麻麻的黑色长毛，父亲是百万富翁。最讨厌巧克力和埃及男影星班谢勒。所以，只要碰到有闪闪白牙、浓密胡须、炯炯发亮眼睛、油亮亮头发的男星照片，马上就会被我们抢过去撕掉，唯恐引起她的反感。也许是因为老子有钱，她很傲慢，平时颐指气使，人缘欠佳。这样一来，我就因而得宠，成了宿舍里最受欢迎的人。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友善、欺生的人也比比皆是。有人说话粗野，还带土音；有人欠缺教养，行动粗鲁。有时祸从天降，我常被一些无聊事困扰。再加上我是加拿大人，离乡背井来到这陌生的地方，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确实有些神经过敏，性格又急躁，对某些恶作剧，实在无法忍受。有一次我不客气向那两三个虐待我的人发火。结果他们把我压在床上，拳头如下雨一样打在我身上。有人猛掐我的大腿，有人提了桶水往我头上浇下去。当时我又痛又委曲，失声痛哭，开口求饶。他们犹不死心，还要我保证以后乖乖的听话，不要目中无人。开始我愤愤不平，不过平静之后，也就自然而然地习惯了这种和平协定。即使不情愿，也还是柔顺地开始学习大家要求的“淑女”之道。
休息时间，是工作之余唯一可外出的时间。我喜欢大自然，喜欢户外运动。宿舍里，有个叫苏珊的苏格兰女孩和我一样，也喜爱户外运动，我们俩成了好友。她是独生女，从小缺少玩伴，所以她父母很欢迎我成为她的朋友。
每年夏季，我就到苏格兰她家里去。冬天和春天是滑雪季节，我就和她一起到瑞士、奥地利、意大利等地。我们在新娘学校同时入学，也同时毕业。毕业后，为了参加乌迪帕克饭店举行的舞会，我求叔母代付五百英镑的会费才和苏珊顺利参加了舞会。舞会很无聊，我只和苏珊跳了几次舞。参加的人中虽不乏年轻小伙子，但和我所认识的加拿大人比起来，差得老远。他们全都是软绵绵的小白脸，一点男人气概都没有，而且看起来一副老奸巨滑，工于心计的样子（可是有一个给我印象最坏的男人，却听说是某项国际田径赛的冠军呢）。
就在这段时间，我认识了德立克。
当时我只有十七岁半。我和苏珊两人合租了位于俄尔多·嘉积街的一栋拥有三个房间的屋子。六月底，我们还没找到工作。闷极了，就决定邀几个好友，开个舞会乐一乐，联络联络感情。刚好对面一家房子的主人，要利用暑假到国外旅行。临走托我们看管房子，我们马上想到利用这屋子作为舞场，反正空着也是空着。人的方面不成问题，我们常参加舞会，认识的人很多。
可是经费怎么办？我们俩花钱如流水，所以经常囊空如洗。没办法，只好又打电话给叔母，请她寄一百英镑来。有了钞票就好办事，这下子我们可以风风光光的开个舞会了。我们邀请了差不多三十个人，不过估计能够参加的大概只有二十位。于是我们准备了十八瓶香槟酒，由于高兴，还买了桃红色的好酒，十磅装的罐装酒比较便宜，也买了两罐。同时我们又在街上买了些有大蒜味的佐料，把奶油涂在黑面包上，夹着荷兰胡椒和熏过的鲑鱼片，做成可口的三明治，另外还用乌梅、巧克力调制了类似圣诞大餐时的餐后甜点。
不过真是吃力不讨好，这些餐后甜点大家都不爱吃。等一切食物准备好后，我们把雪白发亮的桌布铺在桌上，把门敞开，屋内，金碧辉煌，七彩缤纷，好象盛大的成人舞会似的。
舞会开得很成功，我这做主人的也觉得自豪。我们邀请的三十位来宾，全都来了，没有一位缺席，甚至有些还自携舞伴，使舞场显得有些拥挤了。
有些人在休息时干脆跑到楼梯上坐，还有些男人，我亲眼所见，他们居然把女孩抱在膝上，在厕所里谈得天花乱堕！音乐声、人声、咀嚼声，屋子里一片喧哗，热闹非凡。大多数朋友都表现得很友善，连平日难处的人，在柔和的灯光下，似乎都显得很可爱。一切都太圆满了。但是，这时发生了美中不足的事：酒没有了！联系感情的酒没有了，被喝光了。这使我没了主张，不知所措地站在桌子边。一个爱恶作剧，专以拆别人台为乐的人，倒完了最后一滴酒后，挥起酒瓶，东摇西晃，大声道：“喂！喂！拿水来，既然没有酒，拿水来！这种差劲的英格兰地方，我一辈子都不会再来了！”众目睽睽之下，我急红了脸，语无伦次地说：“真，真对不起，酒已经喝光，没有酒了。”
这时候靠在墙壁上的一个高高的年轻人及时地替我解了围：“你说什么没有酒呀，你忘啦，在地下室的酒窖里。”说完，一把抓住我的手，连推带拉地把我拖出了门。“跟我来！”他语气果断地说：“这么难得的好气氛，怎么可以眼巴巴让它毁在酒上呢？我们到酒吧去买些酒回来吧。”
我们俩来到酒店，买了两瓶杜松子酒和几颗柠檬。我们争着付钱，最后他付了酒钱，柠檬钱归我付。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他有点头重脚轻，好象喝多了。果然，他解释说，他来参加我们舞会之前，已参加过一个舞会了。
是苏珊的朋友，一对叫诺曼的年轻夫妇带他到我们这个舞会来的。这人又自我介绍，说他叫德立克·马林。我实在没心情和他站在这儿聊天，我急着要赶回去送酒。我们爬上楼梯，还没进门，大家就起劲地欢呼起来，欢迎我们带酒归来。其实这时舞会的高潮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