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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控的话传到了米克罗西姆公司。在结果出来以前，公司不让他上班，说他们不想被别人作负面的宣传。
马斯特斯看着他的生活在崩溃。小女儿同他不说话。太太同他不说话。他一个人住在公寓里。经济上有问题。同事们躲着他。不管他转向谁，看到的都是一副指责的面孔。有人建议他去找律师。他心烦意乱，六神无主，自己也开始去看精神病医生了。
他的律师进行了调查；令人不安的细节出现了：那个提出指控的精神病医生在自己的病例中找出的性虐待案的百分比很高。她报告的案例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州里开始怀疑其中有个人偏见的因素存在。可是州里没有任何办法；法律要求所有的案例都必须进行调查。被分派调查此案的那个社会工作人员以前曾因在追查证据不足的案子时表现过分热心而受到过处罚，并且普遍被认为是个缺乏能力的人，可是由于通常的原因，州里无法解雇她。
这项指控从来也没有正式提出过，但最后马斯特斯被说成是在自己女儿上三年级时的那个夏天对她进行了性骚扰。马斯特斯回想之下有了个主意。他找出作废的旧支票，翻出了过去的工作日历。结果表明：那年整个夏天他女儿都在蒙大拿州的一个夏令营里。8月份她回到家里时，马斯特斯正在德国出差，开学以后他才从德国回来。
那年夏天他连见也没见到过他女儿。
马斯特斯的精神病医生觉得，他的女儿所回忆起的时间竟然是性虐待不可能发生的时间，这一情况很有意义。医生的结论是：女儿有一种被丢弃的感觉，并且把这种感觉转换成性虐待的记忆。马斯特斯和妻子女儿当面对质。她们听完了证据，承认说她们一定是把时间搞错了，但依然固执地认为性虐待的确发生过。
不过，马斯特斯那年夏天工作日程安排的事实，使州里停止了此案的调查，米克罗西姆公司恢复了马斯特斯的工作。可是马斯特斯已经错过了一轮晋升的机会，而且一种模糊的偏见意识仍然笼罩着他。他的前途无可挽回地被断送了。太太始终不肯和解，最后起诉离婚。他再也没能看到过自己的小女儿。大女儿在家庭双方的纷争中进退两难，随着时间的过去，见他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马斯特斯一个人过日子，他挣扎着要重建自己的生活，碰到了一次几乎使他送命的心脏病发作。病好以后，他去看了几个朋友，不过现在他的脾气很坏，酒喝得很多，同他呆在一起没什么意思，所以朋友们都躲着他。他老是问这样的问题：我做了什么错事了？我本来该做什么？我怎么才能阻止这件事发生呢？这些问题的答案没人知道。
因为他肯定没法阻止事情的发生。这年头里，不管男人被控告犯了什么罪，大家便都假定他是犯了这种罪。在这样的气候下，马斯特斯是没法阻止这种事情发生的。
男人们自己有时也议论说，要同提出虚假指控的女人打官司，要就这些指控造成的损害追究刑事责任，但都只是说说而已。在说的同时，他们却全都改变了自己的行为。现在有新规矩了，每个男人都知道这些规矩：
在街上不要对孩子微笑，除非你是同太太在一起。不要摸不认识的孩子。不要和别人家的孩子单独呆在一起，哪怕是很短的一会儿。如果一个孩子请你进他或她的房间，不要去，除非有另外一个成人，最好是女的，也在场。在晚会上不要让小女孩坐在你腿上。如果她自己想坐上来，就轻轻把她推开。万一在什么场合看到赤身裸体的小男孩或者小女孩，赶紧地把目光移开，最好是走掉。
为了谨慎起见，对你自己的孩子也要小心，因为一旦婚姻破裂，你太太可能会对你提出指控，那时就会有人从不利于你的角度来检视你往日的行为：“说起来，他真是个亲切的父亲——也许有点太亲切了。”或者：“他同孩子们呆在一起的时间真多，他老是呆在家里……”
这是一个由女人完全不知道的规则与处罚构成的世界。要是苏珊看到一个核子在马路上哭，她就把孩子抱起来。她会不假思索地自动这么做。桑德斯就怎么也不敢，在这年头里他是没胆量这么做的。
工作上当然也有新规矩。桑德斯知道有这样一些男人，他们不愿与女人一道出差，在飞机上不愿和女同事坐在一起，不愿在酒吧里和一个女人喝杯酒，除非有第三者在场。过去桑德斯一直认为这样的谨慎未免有点过分，甚至有点偏执，可现在他就没有把握了。
渡船汽笛的鸣叫声把桑德斯从沉思中唤醒。他抬起头，看到了科尔曼码头上黑色的立桩。天上的云依旧是黑乌乌的，预示着要下雨。他站起身，系好了雨衣的腰带，下楼朝自己的汽车走去。
去调解中心的路上，桑德斯在办公室停了几分钟，以便拿上有关星光驱动器的背景资料，心想这些资料在上午的工作中也许用得着。他意外地看到约翰·康利在他的办公室里，正和辛迪说话。这时的时间是早晨8点15分。
“啊，汤姆，”康利招呼道，“我正在设法安排见你一次。辛迪告诉我说你日程很紧，今天大部分时间可能都不在办公室。”
桑德斯看看辛迪，辛迪的表情很紧张。“是这样，”他说，“起码上午不会在。”
“我只需要几分钟时问。”
桑德斯摆一下手，让他进去。康利进去后，桑德斯便关上了身后的门。
“我正等着明天为我们总经理约翰·马登准备的情况介绍会，”康利说，“我估计到时候你也会发言的。”
桑德斯含糊地点点头。他没听到过有关情况介绍会的任何消息，明天似乎还远着呢。他很难集中起注意力去听康利讲的东西。
“不过他们自然会要求我们就议程上的一些项目表态的，”康利说，“我特别担心的是奥斯汀。”
“奥斯汀？”
“我是指出卖奥斯汀场地的事。”
“明白了。”桑德斯道。这么说来是实有其事了。
“你知道，梅雷迪思·约翰逊很早就力主卖厂，”康利说，“在这场交易的早期酝酿阶段，她最早给我们提出的建议中就包括卖厂这一条。马登担心合并后的资金流动问题；这场交易会增加债务，他为如何给高技术开发提供资金的问题而发愁。约翰逊认为，我们可以卖掉奥斯汀来减轻债务负担。我觉得自己难以判断这样做的利弊，不知道你对此事是怎么看的？”
“卖掉奥斯汀工厂的事吗？”
“是的。现在看来，日立和摩托罗拉两家公司都表示了初步的兴趣，所以工厂可能很快就会给变卖掉。我想梅雷迪思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她同你讨论过这件事吗？”
“没有。”桑德斯道。
“她刚开始上任，可能很多方面都要照应，”康利边说边仔细地注视着桑德斯。“你觉得卖厂的举措如何？”
桑德斯说：“我看不出有什么急迫的理由需要这样做。”
“除了资金流动的问题以外，我想她的理由就是：手提电话制造业已经发展到饱和状态，”康利说道，“作为一门技术，它已经走过了快速发展的阶段，正在向商品阶段接近。高利润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从现在开始，能够有的只是销售额在国外厂商的激烈竞争下逐步的增长。因此，电话不可能代表我们将来的主要财源。当然啦，还有我们到底是否应该在美国从事制造这个问题。数字通讯公司的许多制造项目已经在海外进行了。”
“这些都是事实，”桑德斯说，“可是都不相干。首先，虽然手提电话可能正趋向于达到市场饱和，但是无线通讯这个大的领域却还处在幼年时期。将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无线办公网络和区域间的无线连接。所以说，市场还在扩展，虽然电话不是这样。其次，我要说，无线通讯是我们公司未来利益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保持竞争力的一个办法就是继续制造产品，并把它们卖出去。这一来就会逼着你同自己的客户基地保持联系，不断了解它们今后的兴趣。我是不会现在决定退出的。摩托罗拉和日立看出这儿有生意可做，为什么我们就看不出？再其次，我想我们还有责任——也可以说是社会责任——让高薪技术工作留在美国国内。别的国家并不出口好的工作机会，我们干嘛要这样做？我们每一个有关在海外从事制造的决定都是因为特殊的原因而做出的。我个人希望我们能着手把这些海外工厂迁回到这里来，因为海外制造过程中有许多潜在的成本。不过所有原因当中最重要的还有一条：我们这里虽然主要是个开发部门，负责研制新产品，但我们需要制造。如果说过去的20年时间给过我们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设计和制造是统一的过程。如果你让设计人员同制造人员分家，最终你得到的就是糟糕的设计，下场就像通用汽车公司一样。”
桑德斯停顿了一下，出现了一阵短暂的沉默。他原来并没有打算说得这么重，但话到嘴边就脱口而出了。不过康利听了以后只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这么说来，你认为卖掉奥斯汀对开发部门有损害。”
“这一点毫无疑问。说到底，制造也是一门学科。”
康利在座椅上挪动了一下身子。“你觉得梅雷迪思·约翰逊对这些问题会怎么看？”
“我不知道。”
“因为你瞧，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引出一个相关联的问题，”康利道，“一个同经管人员的判断力有关系的问题。老实说，我已经听到了部门里对她的任命普遍有一些议论，主要是怀疑她对技术部门管理中的问题是否有足够好的把握。”
桑德斯双手一摊：“无可置评。”
“我并不是要你说什么，”康利道，“我估计她有加文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