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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辩方不会放过任何向陪审团展示大量所谓骗人的例子的机会，更何况这些骗人的例子来自于受环境组织资助所做的记录。挑选那些特殊的年代是为了表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埃文斯把她对环保组织的侮辱登记在册。“如果是那样的话，”他说，“我们不许耍什么阴谋，要使用完整的气温记录。最远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西点可以追溯到１８２６年。”
“好的。假如你们使用这期间的数据呢？”
埃文斯这样建议是心中有数的，因为大家都知道，１８５０年左右以来世界变暖的趋势就已经开始了。从那时起，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在变暖，西点的气温会反映这一点的。
詹尼弗似乎也知道这一点，因为她突然显得非常犹豫，并且转过身去，翻着她那一大堆图表，同时眉头紧锁，好像找不到似的。
“你找不到那张图，是吗？”埃文斯说。
“不，不。请相信我，找得到。对了。就是这张。”然后，她把它抽了出来。
埃文斯瞅了一眼，发现她对他打了埋伏。
“正如你所料，这张图很有说服力，”她说，“最近一百七十四年里，西点的平均气温一直没什么变化。１８２６年是五十一华氏度，２０００年还是五十一华氏度。”
“可是，这只是一份记录，”埃文斯很快醒悟过来，说道，“许多记录中的一份而已。几百分之一。几千分之一。”
“你是说其他记录表现出的是另外的趋势？”
“我确信是这样的。特别是你使用的是１８２６年以来的整个记录。”
“你是对的，”她说，“不同的记录确实显示出不一样的趋势。”
埃文斯这才心满意足地坐回去。双手交叉，抱在胸前。
“在一百七十八年里，纽约市的温度上升了五华氏度。”
“阿尔巴尼在一百八十年里下降了零点五华氏度。”
埃文斯耸了耸肩：“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地域差异。”
“可是我想知道，”詹尼弗说，“这些地域差异与全球变暖的理论怎么能吻合呢？根据我们的理解，全球变暖是由所谓的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的增加引起的，二氧化碳使得热量被限制在地球的大气层里，不让它进入太空。你是这样理解的吗？”
“对。”埃文斯说，谢天谢地，不用自己给它下个定义。
“那么，按照这个理论，”詹尼弗说，“大气层本身变暖了，就像在温室里一样吗？”
“是的。”
“而且这些温室气体会影响整个星球。”
“对。”
“我知道二氧化碳——一种我们大家都担心的气体——在世界各地都在以同样的速度增加……”她抽出另一张图。
“对……”
“它对世界各地的影响也许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全球变暖’的原因。”
“正确……”
“可是纽约离阿尔巴尼只有一百四十英里，开车只需三小时就能到达。两个城市的二氧化碳的含量是相同的。然而一个地方变暖了许多，另外一个地方变冷了一点。难道这也算全球变暖的证据吗，”
“天气是地方性的，”埃文斯说，“有些地方变暖，有些地方变冷。以后一直会这样。”
“可是我们谈论的是气候而非天气。一段时间里的大气才称作气候。”
“是的……”
“如果两个地方都变暖了，我同意你的说法，因为只是变暖程度不同而已。然而这两个地方，一个变暖，一个变冷。正如我们所见，西点——位于这两个地点之间——气温仍然没变。”
埃文斯说：“我认为全球变暖理论预言过一些地方会变冷。”
“真的吗？为什么会是那样呢？”
“我不知道，但是我在某个地方看到过。”
“地球整个大气层变暖，会导致一些地方变拎吗？”
“我是这样认为的。”
“按照你现在的想法，你能理解这种说法吗？”
“不太理解，”埃文斯说，“可是你知道气候是很复杂的。”
“你指的是什么呢？”
“我是说，嗯，气候很复杂。实际表现出来的情况往往与你想像的不一样。”
“你说的一点不错，”詹尼弗说，”让我们再回到纽约和阿尔巴尼吧。事实上，这两个地方离得很近，可是它们的气温记录却大相径庭。陪审团会提出质疑。我们所测量的数据结果并不具有全球性。在最近的一百八十五年里，纽约已经变成了拥有八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而阿尔巴尼的人口减少了很多。你不会不承认这一点吧？”
“当然。”埃文斯说。
“我们知道城市热岛效应使得城市比周围乡村地区的温度要高些。”
“是的……”
“这种城市热岛效应是地方效应，应该与全球变暖没有关系吧。”
“是的……”
“那么请你告诉我：你怎么知道纽约气温升高是由于全球变暖而不是由于修筑过多水泥地面和摩天大楼引起的呢？”
“嗯。”埃文斯犹犹豫豫地说，“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可是我知道那是众所周知的。”
“因为如果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变大、变热，就会使全球升温，是不是？”
“我想是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随着全世界城市的膨胀，我们也许就可以说，地表平均温度的升高仅仅是因为城市化，而与全球大气层的效应根本无关。”
“我相信科学家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埃文斯说，“我想他们能回答这个问题。”
“是的，他们能够回答。他们的答案就是用原始数据减去一个数作为城市热岛效应的补偿。”
“噢，你说的没错。”
“对不起，埃文斯先生，你是律师。你肯定知道诉讼案中律师总是要设法确保证据的纯洁性的。”
“是的，但——”
“你肯定不希望任何人对证据作任何改变。”
“是的……”
“可是在这个案子里，证据就是原始气温数据。恰巧锨这些声称全球变暖是世界性危机的科学家们篡改了原始数据。”
“篡改？只是往下调了一点吧。”
“可是辩方要问的问题是，他们往下调够了吗！
“我不知道，”埃文斯说，“这也太专业化了，简直是在吹毛求疵。”
“不能这么说。这是个核心问题。地表平均温度上升是城市化造成的，还是温室气体造成的呢，辩方对此会有一个充分的论据。”詹尼弗说，“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最近几项研究表明，实际上，都市偏见并没有多少豪椽。至少有一项研究表明，观察到的气温变化有一半是因为土地使用问题。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全球气温的升幅还不到十分之三摄氏度。确切地说这还算不上危机。”
埃文斯不再说什么，他在摄像机前尽量装得聪明伶俐。
“当然，”詹尼弗继续说，“这项研究还需要讨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任何人只要对数据作过调整，人们就会断言他们的调整是不正确的。这对辩方是有利的。辩方要阐述的一个更重要的论点就是，我们只允许那些从调整中获得最多好处的人对数据进行调整。”
“你是说气候科学家们没有职业道德吗？”
“我是说让狐狸去给鸡当保安从来就不是什么好的做法。辩护律师这样的做法在医学上就决不允许，比如，医学上需要进行双盲实验没计。”
“因此，你说气候科学家们没有职业道德。”
“不，我的意思是，构建双盲程序是完全有道理的。你看：每个科学家对自已的实验结果都有某种设想，否则他当初根本就不会做那个实验。他有一种期盼。但这种期盼是神秘的——完全是下意识的。你知道有科学偏见的研究吗？”
“不知道。”埃文斯摇了摇头说。
“那好。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群基因相同的老鼠被送到两个不同的实验室进行试验。其中一个实验室被告知，老鼠被驯养得很聪明，穿迷宫会比一般老鼠快。另一个实验室被告知老鼠很愚笨，只能慢慢穿出迷宫。反馈的结果是——一个实验室老鼠速度快，而另一个实验室老鼠速度很慢。可是这些老鼠的基困是相同的。”
“那他们是在胡说。”
“他们说他们没有胡说。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呢，”她说，“又比如，参加民意调查的人被告知，瞧，我们知道民意测验人对调查结果会产生微妙的影响。因此我们都想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你敲门之后，就在有人开门时，你开始读卡片上的文字：‘你好，我在做一项调查，为了不影响你，我把卡片上的文字读一下……等等。’民意测验人除了卡片上的文字以外什么也不说。一组被试者告知，这次问卷调查会获得百分之七十的肯定答案。另一组被告知会得到百分之三十的肯定答案。同样的调查问卷。结果反馈回来了——七十和三十。”
“怎么会呢？”埃文斯说。
“这不重要，”她说，“重要的是，成百上千欢的研究反复证明，期望决定结果。人们总能找到他们认为可以找到的东西。这就是要做双盲实验的原因。为了消除偏见，实验在彼此不认识的人中进行，准备实验的人不认识做实验的人或者分析结果的人。各组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联系。即使他们的配偶和孩子也从没见过面。各组分布在不同的大学，最好是在不同的国家。这就是新药被检验的过程，因为这是阻止偏见浸入的惟一方式。”
“好的……”
“现在我们是在讨论气温数据。必须从方方面面对它进行调整。不只是因为城市热效应的偏见问题，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气象站搬迁了。气象站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