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厚兴趣，比如1936年左右出现在柏林的一只大猩猩（第一只在动物园中存活了较长时间的大猩猩）和1973年来到巴黎的大熊猫，但1750~1850年间的那种动物时尚再也不曾出现——并非偶然，这100年也是公众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达到巅峰的一段时期。
无疑，动物园游客的选择反映了他们的偏好：他们总是趋之若鹜地涌向大象、长颈鹿、犀牛和河马这样的大型哺乳动物。因此，这些动物具有更大的“展示”价值。它们的匀称体形、庞大躯体和惊人力量似乎就是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迹。大象最受青睐，因为它们驯服而又温顺，游客可以与它们亲密接触，甚至可以骑上象背。大型猫科动物也受人喜爱，因为它们象征着野性和残酷（人们总是怀疑它们是吃人野兽），集中喻示了对自然的敬畏和征服自然的满足感。爬行动物独具魅力，因为它们的外形、表面上的冷酷和名副其实的威胁令人喜惧参半。受欢迎的动物还有很多，比如仍然鲜为人知的动物、人们认为外形怪异的动物（袋鼠、海狮、霍加狓）和那些似乎在模仿人类的直立行走动物（熊，企鹅，特别是猴子）。
在英国和德国，某些动物俨然变成了国家吉祥物。1826年，住在Exeter’Change的大象丘尼（Chunee）的死引发了一场骚乱；1882年，摄政王公园的大象大块头被卖给美国巴纳姆马戏团招致举国抗议。河马Obaysch（世纪中期）、伦敦的黑猩猩萨莉（Sally，80年代）和曼彻斯特的黑猩猩领事（Consul，90年代）也扮演了类似角色。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德国，一只大猩猩成了柏林动物园的象征，它的形象甚至出现在了动物园的印章上。这些吉祥物的确立既是精心挑选的结果，也与动物园管理层（希望吸引游客）、快速发展的媒体（急需时事热点）和公众之间的一种无声的默契有关。光有新奇性是不够的。像大型猫科动物或爬行动物这样的危险猛兽无法以新奇为卖点，那些看起来平凡无奇的动物（比如长颈鹿）同样不能。正如哈丽雅特·利特沃（HarrietRitvo）所说，尽管狮子已成为大英荣耀的象征，但它并没有成为公认的国家吉祥物，因为它既不能滋养温情，也不能激发想象力。吉祥物大多是体积可观的草食哺乳动物（大块头是最庞大的囚养厚皮类动物），在公众心目中，它们都是温顺的“好动物”，可以与人心灵相通，可以在那个崇尚服从美德的时代燃起和谐共处的希望。可以说，类人猿受人喜爱是因为它们正在将自己欧洲化（黑猩猩萨莉和领事的着装、培育和喂养都是英国式的），象征着将其他民族西方化并将“真正的”文明带给他们的雄心壮志。
每一次调查都表明，公众的偏好在20世纪没有变化。20世纪60和70代对伦敦和巴塞尔儿童的调查所得出的结论与过去并无两样。即使是非洲野生象的大量涌入也没有影响象的地位，因为它开始成为人类无比憧憬的无畏不羁的大自然的象征。人类与动物世界的关系之中存在一种意义深远的趋势，要想让游客满意，动物园不能对它熟视无睹。
19世纪以来，动物园在动物引进上的世俗态度已经破坏了系统化收集活动物的科学理想（假如这种理想真的存在过的话）。一位经常访问动物园的记者1933年对巴黎植物园的一篇报道是这种流行态度的一个典型的反映。该文对动物的外形和皮毛之美着墨甚重，重心集中在美观迷人或容易让人联想起更常见物种的动物上。作者表现出了对动物的饮食、习性、性情和后代的兴趣，特别是那些似乎与人类习惯相同的动物。比如，她对刺豚鼠进行了如下高度拟人化的描写：
观察它们的进食过程是最有趣的事：它们轻巧地抓起我递给它们的水果，然后坐下来，用酷似双手的前爪将水果捧到嘴边；它们用牙尖一点点地轻啃果子，明显在小心翼翼地避免弄脏自己。吃完之后，它们站起身来，摆出一种极富表达力的姿势，向我索要另一块香甜甘美的水果。
作者也偏爱那些喜欢与人类接触的动物——有些动物甚至会配合人类囚禁自己。她认为大象和食蚁兽乐于生活在动物园中，认为河马有一种“自愿接近人类的交际倾向”。
第二篇 控制需要（19世纪）第八章 精彩的大自然（4）
在这种平凡动物占据主流的氛围中，解剖结构（尤其是新到动物的解剖结构）的研究也始终局限于平凡动物——直到19世纪末的摄影术、大众媒体的发展和稍后的电视带来了动物图像的普及，这种态度才有所改变。外表和性情是动物分类的根本标准，摩尼教的分类法（与学术界的看法大相径庭）以好或坏、温和或凶恶的两分法为基础。爬行动物、大型猫科动物和食肉动物一般被归入第二类，因为好食荤腥长久以来一直被看作野蛮和暴力天性的标志。猴子被视作顽劣而又贪婪的动物，往往也被归入此类。草食动物，特别是驯化的草食动物，则属于第一类。这个系统主要应用于哺乳动物，也就是与人类亲缘最近的动物，但并没有真正应用于通常被当成观赏物或食物的鸟类和鱼类。这一系统传达了一些根深蒂固但却常常与现实截然矛盾的古老观念：熊被看作性情温良的动物，但实际上相当危险；引人怜爱的羚羊可能会杀死一个人；而所谓的凶残猛兽美洲虎其实很少攻击人类。
人与动物面对面的相遇并没有颠覆旧观念；相反，囚养方式助长了这些观念。1850年的一本布鲁塞尔旅游指南将鬣狗描述为“邪恶到骨子里”的动物，并对那些认为鬣狗的外表并不反映本性的人大加嘲讽。科学家们并没有积极驳斥这些信念，因为他们的理论仍然以旅行者记述为基础。事实上，有相当多的探险家（往往是猎人）将这些信念应用到了它们所看到的野生动物的身上，这或者是为了支持自己的立场，或者是为了将野生世界的惊险刺激传达给喜好幻想的读者们。大猩猩是一个典型例子。P·杜沙尤（P。duChaillu）或许是第一个观察和描写野生大猩猩的人（在杀死几只大猩猩之前）。1861年，他向世界传达了大猩猩是种凶残野兽的观点——一种将在多年之后的金刚神化中重现端倪的观点。尽管这种认识在达尔文主义如日中天的19世纪后期遭受了一些学者的质疑，但在实地研究于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之前，它一直没有遇到太大的挑战。它的稳固可以用它的象征意义来解释，因为它旨在证明残暴性情和祥和文明之间的严格界限，允许人们将前者确立为一种反面典型，一种为建设更美好的世界而必须要摒弃的丑陋劣性——长久以来，基督教作家和后来的某些哲学家一直在宣扬这种理念。
可见，在动物花园中，公众与动物的关系以吸引和排斥、好奇和恐惧为基础。设置隔栏反映了这种矛盾的情绪——正如一名游客在1798年所写，有了隔栏，人就可以无所顾忌地观赏动物了。各种图画、书籍、设计、计划和档案中永远少不了坚实的搁栅和围栏，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更高安全性的要求促使这类设施成倍增加。冶金术的进步甚至令安全措施更加可靠：1898年时，马赛一个虎笼的栏杆直径仅为17毫米；到1927年，里昂一个象笼的栏杆已粗达35毫米。在某些财力有限的动物园，安全性是唯一的革新动机。动物逃逸会引起恐慌，也会引发流言和幻想，而且逃走的动物通常只有死路一条，即使它只是一只猴子——因为它犯了越界侵入文明空间之罪。在战争时期，人们也会惧怕动物逃逸，大型猫科动物会被锁入兽房甚至惨遭宰杀。
猛兽仍然狂野不羁，“温和”的食草动物往往已经完全驯化，而安置两者的兽笼也有天壤之别。这样的象征意义，像朱尔·于雷（JulesHuret）这样的游客是不会领悟不到的。他这样描述看到大型猫科动物后的感受：
盯着它们那冷酷的双眼，我感受到了一种暴力冲动，它燃起了我的战斗精神……我梦想自己披盔带甲、全副武装，梦想自己冲到这些人类宿敌面前，斩断它们的喉咙，或在一对一的肉搏中勒死它们，就像传奇故事中的英雄。我羡慕那些鞭打它们的驯狮人。
这就是公众的态度总在接触愿望和暴力诱惑之间摇摆不定的原因。游客喜欢给动物喂食便是前者的体现。这种行为在早期的动物花园中便已存在，大多是儿童所为。当人们变得更加富裕，这成了一种相当常见的现象。在1855年的布鲁塞尔，一头熊在一天之内得到了游客送上的500个面包卷；1959年6月19日，安特卫普的一头大象吞吃了1706颗花生、1089片面包、1330块糖果、811块饼干、198瓣桔子、17个苹果、7个冰激凌和1个汉堡包！无论在那时还是现在，这些礼物的意义都是一种矛盾。一方面，它们加强了人类在囚养动物面前的优越感，因为动物似乎在卑躬屈膝地接受嗟来之食，而且它也是一种或多或少有意识的劝诱野生动物臣服于人类的方式。根据1850年的一份巴黎植物园游园指南所说，由于接触了文明化生活，索求食物的大象已经失去了野性。但另一方面，礼物当然也有一种象征意义：作为和平和交流愿望的标志，它们能建立联系，维护友谊。
20世纪的动物心理学研究成果已经证实了大量19世纪文献的观点：习惯于囚养的动物也适应了围观人群，而且某些事物能令某些动物（猴子，大型猫科动物，大型海生哺乳动物，鹿，熊）兴奋，缓解它们的烦躁并增强它们的活力，尽管也有很多动物无动于衷。人与动物的关系发展以同化作用（动物将人当成同类，而人以拟人化方式分析动物）和相互表现为基础，人试图引起动物的注意，如果不被理睬就会感到不悦，而动物的反应是乞求。动物做出乞求动作可能是为了确保自己能不断得到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