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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清末的王三让参观日本半个多世纪之后，一个美国作家法兰克？吉伯尼研究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所表现出的所谓”日本精神”，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在30年代，日本军队有意强化士兵的国家民族荣誉感，沉浸在中国战场的胜利喜悦里，庆祝着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公众被卷进一场没有止歇的战争狂热中。参加新兵出征送别式的，不仅有兴高采烈的亲人，还有高级官员。每一个家庭都被告知：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在1938年秋季寒冷的一天，裕仁天皇来到靖国神社——这所为祭奠日本战死的亡灵而在东京九段阪建造的宏伟的神道道场。在那里，祭祀神官尖细的嗓音，诵读祈祷词超度亡灵；战死者的家属聚在这里举行祭奠式。由官方控制的英文《日本时报》对那个场面曾经做过如下的描述：‘战死的士兵像神一样进入神社享受祭祀，他们不再是凡人，已经成为帝国的守护神，变成了日本帝国的栋梁。当他们在靖国神社享受祭祀时，既没有军阶，也没有其它标识物，无论将军还是士兵，都不再是军人，而是一根根梁柱；因为他们已经成了国家的支柱，所以能够享受天皇和全体民众的祭奠。’”
法兰克？吉伯尼继续写道：”支持这类祭奠的，是日本军官对‘日本精神’的笃信不移——所有人都必须浸透在这样的精神中；有人断言：军队有了‘日本精神’所以才立于不败之地；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期里，整个国家、全体民众都作这么想是很不寻常的。当这一整套宣传的对象日本士兵开始行动后，就会像一只注满了爱国空气的压力锅，将所有施加到自己身上的残酷和掳杀，发泄到敌人的身上。正是这一点造成了日本军人，从高级军官到低层的下属对于战俘的暴行，随意的、想都不想地发泄凶残，集中体现在巴丹半岛（菲律宾吕宋岛西部）日军敢死队的野蛮和缅甸铁路的恐怖里。这些都是‘日本精神’，都经常的受到帝国日军大本营的鼓励。”很显然，这位美国人眼中的”日本精神”，也就是所谓的”靖国精神”，支撑着它们的主要基础，就是靖国神社系统。
早在二战时，靖国神社的祭祀官铃木曾经撰写过”关于靖国神社”一文，刊登在日本陆军的刊物上，宣称：”归宿在靖国神社里的是靖国精神，或者叫作‘大和魂’，它完全是日本的国民精神，换言之，亦即‘大和魂’永远坐镇在靖国神社里。如果在我们的心中培养这种精神，那么国民之‘大和魂’就能得以充分发挥。”
从靖国精神、日本精神追溯到一脉相承的”大和魂”，正是日本军国主义鼓吹侵略杀戳的精神理论和思想武器。日本军国主义者鼓吹大和魂，主题就是鼓吹大和民族优越论，宣扬大和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应该统治世界，至少应当统治亚洲。就像日本首相吉田茂直到1959年还不忘怀：”如果吹吹牛的话，日本曾经威胁过太平洋一带，西起印度，东至美国，南至澳大利亚，北至苏联……其结果虽然失败了，但总之曾经在这个广阔的地区横行一时。在世界史上，迄今有过这样的伟大的丰功伟绩吗？”这位首相所说不是歉虚，而确是历史事实，只不过称不上丰功伟绩，而是落得最终投降的败局而已。
什么是”大和魂”或”大和精神”？”武土道即大和魂”；这是明治后日本人占主流的认识；只要到靖国神社里走过看过也不难理解：靖国精神所表现的大日本精神，亦即”大和精神”或”大和魂”，它的核心之一无非就是过去的”武士道”而已；虽然帽子可以翻新，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靖国精神”的实质难道不就是那些曾经害人害已的精神垃圾吗？
明治维新实行国家神道，把崇拜天皇与奉行军国主义融为一体，要打造对外侵略的法西斯军队，就须把过去的日本武士改造成大日本帝国皇军。如何塑造”武魂”？如何打造军人精神？武士道便成为天皇和明治政府可以捡起来的最方便最锐利的精神武器。
武士道的精髓是忠君，其次是勇敢；武士的自尊感极强，视名誉重于生命，为了名誉可以不顾一切，甚至于切腹自杀。日本武士所信奉的思想哲学就是有名的一句话：武士道就是对于死亡的觉悟。有一部17世纪日本书《武道初心集》中说：”对于武士来说，最为要紧的思想，即从元旦清晨起到除夕的最后一刻，日日夜夜都必须考虑到的，就是死的观念。”武士为打仗而生，军人的职责也是作战；从一投身武士，或一进入行伍，武者或军人就要时刻面对牺牲，死亡是对武士或军人最大的考验也是必然的归宿，死亡的形式也就被认为是最能体现军人精神和价值的结果。把日本武士或明治军人奉上招魂场的神圣祭坛，给予”奉神”的崇高归宿，既是明治天皇对武士道死亡哲学的顺乎其道的继承，也是明治天皇对武士道死亡精神的有机结合。
一般认为，日本武士产生于八九世纪，”武士”最早见于公元721年元正天皇的一份诏书，提到了武士、武艺，鼓励尚武精神。”武士道”一语，据说是在公元146～1568年的战国时代出现的，可以从日本著名的《平家物语》里找到“弓箭之道”、”兵之道”等说法，那就是日本武土道的发源。
在1221年，幕府平息承久之乱以后，日本的公家和武家二元统治变成为武士的一元统治。镰仓幕府第一代将军源赖朝（114—1199）为了获得武士团的支持，创设”御家人”制度，设立了”侍所”管理武士，把效忠于自己的武士们奉为”御家人”，给予许多经济权益，对有功者除了原来的土地外还另外赏赐”恩给地”。这样，御家人对将军要”尽忠”，将军对御家人要”守信”；作为主君要对从者”恩赏”，作为从者要对主君尽忠”奉公”。两者以共同利益为前提，形成了整个武士阶层忠信相依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武士阶层出现于平安时代，发展于镰仓时代，完成于德川时代，沿着兵——武士——武士团——武家政治这样的轨迹发展过来；在日本历史上最后一个幕府政权时，把平民分为：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4等，一般世袭不变；日本谚语有”花数樱花，人数武士”，武士居于”四民之首”享有佩刀和称姓等特权。从此，专事征战杀伐的日本武士作为一个阶层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镰仓幕府成为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武士政权，足利尊氏1336年建立的室町幕府成为第二个武家政权，德川家康1603年建立的江户幕府成为第三个武家政权，在长达约680年的时间里，逐渐形成了服务于政治统治和社会生活需要的一整套道德规范，亦即武士道。
武士道是什么？即是日本武士建立在封建主从关系基础上的行为道德准则，是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他们眼中的义务和职责；武士道大致包括了三个发展阶段：江户时代前的旧武士道、江户时代的新武士道、明治维新后的近代军人武士道；虽然武士道早已远离了日本国家，但是却根植在日本人的精神深处。
旧武士道，是最简单的为主君杀伐的”武者之习”、”兵之道”，尊君奉已重视主从关系，讲究复仇和殉死，特点是：没有理性不辨是非为主献身，勇猛好斗极端残忍。新武士道，吸收了儒家思想，以复古学派的先驱者山鹿素行的《武教全书》、《武家事记》、《兵法问答》等著作为代表，被称为日本”国民道德的权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谛”，又为他的门生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松阴所发扬。
新武士道，把”安天命”、”尽忠孝”、”讲仁义”等作为修养的内容，把”得主尽忠”作为应尽的本份，灌输”忠于主君”、”不顾身家”、”报恩、克己、面对死亡而不动摇的勇气”，提倡”忠节”、”武勇”、”义理”、”尽忠死难”的精神；为此规定了一整套的规矩和礼法。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4）
吉田松荫在山鹿素行武士道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七规七则”和”忠魂不灭”说，宣扬七生报国永生不死，从此一直为靖国神社所标榜；”七生报国”效忠天皇的口号，对蒙蔽人民充当军国主义的炮灰为天皇效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明治维新进行资本主义改革，但却是在”王政复古”和”尊王讨幕”宗旨下进行的，维新以后，许多武士转变成明治政府的领导者，各级政权几乎都落在武士出身人的手中。虽然名义上武土阶层被取消，随着1876年明治天皇颁布《废刀令》，作为武士身份象征的”武士刀”也被废除，但是武土精神即”武士道”却被利用改头换面进入了更为猖厥的近代军人武士道时期，维新政权从一开始就成为武士道的大本营。
明治维新”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实际所做的是”强兵富国”，把武装力量的建设置于其首。日本改革旧军制，1870年宣布全国陆军采用法国式军制（1878年后后改为德国式军制），海军采用英国式军制，于1873年1月颁布《征兵令》，于1874年建立近代警察制度。日本的近代武装力量，一开始就强调效忠于天皇，被称为”皇军”。1878年，陆军卿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要求军人必须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绝对尊崇服从天皇，宣扬军人精神的”三德”：”忠诚”、”勇敢”、”服从”。1881年建立宪兵制度，1882年以天皇名义发布《军人赦谕》，重申军人要绝对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礼仪”等等，把”武士道”嫁接到近代军队和军人身上，成为日本近代军人的信条。到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号召国民均”应义勇奉公，以辅仁天壤无穷之皇运”，做天皇的”忠良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