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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明治33）5月：跟随八国联军进攻中国
1901年（明治34）11月：第29回合祀祭（新规合祀：1282柱）
1904年（明治37）2月：日俄戦争
1904年（明治37）5月：第30回合祀祭（新规合祀：89柱）
1905年（明治38）5月：第31回合祀祭（新规合祀：3万883柱）
1906年（明治39）5月：第32回合祀祭（新规合祀：2万9960柱）
1907年（明治40）5月：第33回合祀祭（新规合祀：2万4657柱）
1908年（明治41）5月：第34回合祀祭（新规合祀：1943柱）
1909年（明治42）5月：第35回合祀祭（新规合祀：817柱）
1910年（明治43）5月：第36回合祀祭（新规合祀：141柱）
1911年（明治44）5月：第37回合祀祭（新规合祀：631柱、以上合计11万8499柱）
1945年（昭和20）8月15日：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戦结束。
1945年（昭和20）10月：GHQ允许战后保留靖国神社
1945年（昭和20）11月19日：战后第一次临时大招魂祭
1945年（昭和20）12月：发布”神道指令”
1946年（昭和21）5月1日：第67回合祀祭（新规合祀：2万6969柱）
1946年（昭和21）9月：靖国神社登记为宗教法人
1947年（昭和22）：合祀祭（新规合祀：5万9337柱）
1955年（昭和30）8月14日：停戦时的自杀者540柱慰灵祭
1956年（昭和31）：合祀祭（新规合祀：11万2609柱）
1957年（昭和32）：合祀祭（新规合祀：47万10柱）
1958年（昭和33）：合祀祭（新规合祀：21万7536柱）
1959年（昭和34）4月：合祀祭（新规合祀：346柱戦犯）
1959年（昭和34）10月4日：合祀祭（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北白川宮永久王）
1959年（昭和34）10月：合祀祭（新规合祀：479柱戦犯）
1978年（昭和53）10月17日：合祀祭（新规合祀：14柱东条英机等A级戦犯，合计1006341柱）
从以上的数字可以看到，从创立到战败投降后的1946年5月，靖国神社里只有不到12万柱位，到1978年10月塞进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时，虽然猛增了约90万也还只有110多万战没者；而目前的战没者数字是246万多，即是说在1978年后的27年里又塞进了约136万亡灵；而且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增加，因为靖国神社一如既往还在争取把台湾甚至其它地方曾经参加日军的战亡者填充进去。（近来，也出现了”第一次”减少的前景，因为2004年以来，已经有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战亡者家属向靖国神社提出要求，要把放在里面的亲人接出去。）
第二部分日本右翼闹剧与麻烦制造的舞台（3）
原来，从1952年起，日本出现了大规模的赦免战犯签名运动，鼓动了4000多万人在日本律师联合会提交的”战犯赦免意见书”上签名，提出的要求为三个：给判死刑战犯减刑，国外的战犯归国，国内的战犯释放。日本政府说是屈服、是顺应、是支持也罢，反正在1952年８月向同盟国各国提出了释放Ｂ、Ｃ级战犯的请求，接着在10月又提出了释放Ａ级战犯的请求。
当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签署后，乘着复杂的国际环境，钻着东西方阵营的空子，日本一旦恢复主权便开始违背曾经的承诺：”日本承认远东国际法庭以及其它同盟国国内法庭对战争罪犯的审判结果，日本政府无权对在日本国内服刑的战犯赦免、减刑和假释。”首先从战争遗族开始撬开了缝隙。
1953年，日本政府推出了《战伤病者战殁者遗族援护法》和《津贴法》，从法律上把战犯遗族视为一般战殁者的遗族，向他们发放遗族养老金、悼念费和补助。认为各级战犯”是在日本丧失主权的时代，被外国单方面判决的，与日本国家的意志无关。日本政府不认定他们是国内法上的犯罪者”，并把被判处死刑战犯的死亡称为”法务死”，后来更进一步统称为”战殁者”，实际上完全篡改了战犯的法律属性推翻了国际法庭作出的判决。
1955年，8月15日的前一天，在天皇宣布终战诏赦后自杀殉皇殉国的540个亡灵被祭进了靖国神社，成为战后合祀侵略战争亡灵的第一例。从殉国的自杀者开始打开大门，实在是不好拒绝，靖国神社非常狡猾地撕开了一个合祀缺口，接着便瞄准上占大多数的一般战亡军人，从人之常情上也说得过去。
246万大军是个基数，巨大的数字芸芸亡灵是壮大声势的，另外更加重要的是把具有代表象征意义的战犯亡灵捧上神坛。为此，首先需要篡改战犯的身份和形象，或者是应庞大的战亡者遗族队伍的要求，或者是迫于战犯遗族的压力，或者是从遗族开始。
到1953年７月，菲律宾在押的日本战犯归国；1954年８月，澳大利亚在押的日本战犯归国，死刑战犯减刑。1955年，日本众议院通过了《战犯释放问题》决议案，1956年３月释放Ａ级战犯，1958年５月，释放了全部Ｂ、Ｃ级战犯。到1958年，被关押和处决的A、B、C（甲、乙、丙）各级战犯统统享受了《津贴法》的待遇，同年，第一批B、C（乙、丙级）战犯亡灵被祭进了靖国神社。
1956年，日本厚生省遗返援护局向地方政府下达了《关于靖国神社合祭事务给予合作的通知》，要求地方政府把选为”合祭”的对象填报”御祭神名单”，寄到靖国神社。这样的行政行为，就等于由日本政府为参加侵略战争的亡灵打开了靖国神社的大门。到1959年和1966年，厚生省又先后向靖国神社提供了东条英机等14名A级战犯和B、C级战犯的名单，发出了《发放祭祀靖国神社未合祀战争判决死亡者名单的问题》文件，接着在1971年下发了《调查旧陆军阵亡者身份等事务的处理要领》等一系列文件。这一切都意味着，早在1966年，日本政府就确定了要把东条英机等A级战犯塞进靖国神社！而且，靖国神社战后增加的那136万亡灵，也是通过日本政府的行为塞进靖国神社的。显然，由政府偷偷地直接操作这些事情，把社会公众完全瞒在鼓里，完全违背了政教分离的日本宪法。
可是，这一切不敢见人的文件，只是到1986年10月14日才被日本的《每日新闻》公之于众，虽然在日本社会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受到了强烈的批判，但是右翼的阴谋已然得逞，他们正躲在角落里偷笑得意呢。
1964年1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还做出过一项非常荒唐的决定，竟然在战争结束近20年后，要为在侵略战争时已经授衔、授勋的大约100万名战殁者补充履行未完的手续，还要为二战中”在功绩上与这些人没有多少差异的约100万名战殁者，也予以授勋”。
原来，作为鼓舞士气的葆奖，日本早在战时就开始了对”战殁者授勋”，只是因为战败投降而不得不中断。等到熬过了最初的困难，不得不低头的日本慢慢的直起腰来，重新回归国际社会后，到经济高速增长国力大增时，一时埋藏在心头的念头便又会冒了出来。1963年8月15日，日本召开了”全国战殁者追悼大会”，接着到1964年4月29日的昭和天皇诞生日，接续起了战时的对战殁者的授勋，侵略战争在他们的心底仿佛并没有结束，又被用这种开倒车的方式延续了起来。
正是根据这个荒唐的决定，日本侵略战争的陆军大将35军司令官铃木宗作，海军大将第六舰队司令官高木武雄，海军大将第九舰队司令官远藤喜一等一批高级将领陆续在1969年至1974年被补充授勋，包括日本对外侵略的高级军官在内的约200万战殁者被追授了勋章，在20多年的战后被奉成了日本的国家英雄。而对于进行这样荒唐的倒算，他们提出的最重要的一条理由是：”如果搁置起来，不仅对遵从国家的命令而献出生命的战殁者之灵非礼，而且还违背国家的道义。”
日本这样的一意孤行，全然不顾国内正义力量的反对、国际公法和世界舆论，自是要为日后的参拜埋下伏笔。一切都在不事声张稍稍地行动，接着到了1979年4月19日，日本《朝日新闻》又爆出了一则消息：早在1978年秋天，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武藤章、山下奉文等14名A级战犯已经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塞进了靖国神社。终于震惊了世界，触怒了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伤害的各国政府和人民。
亡灵的大量增加，无疑是为靖国神社的天平增添了砝码，尤其塞进战犯亡灵，不啻是向和平力量的挑战，在战后和平宪法的限制之下，唯有这个以靖国神社为顶点的靖国系统能够这样公开迅速地恢复了战前的面目，公然为日本右翼搭建起了一座上演闹剧制造麻烦的舞台。
等到被蒙骗了的国际社会醒悟过来的时候，已经有些晚矣，此时面对的已不是日本战犯的”进入”问题，而是祭祀参拜问题了——他们的如意算盘又精心策划到了下一个阴谋阶段。
第二部分日本右翼闹剧与麻烦制造的舞台（4）
上演右翼祭祀闹剧，制造首相参拜政治麻烦
还在战后初期，日本的少数右翼势力就不断地企图为侵略战争翻案，自然选中了靖国神社这块看起来最有利于玩弄这种明堂的地方。从上世纪50年代初祭祀战没者亡灵开始，就不断地围绕靖国神社的祭祀参拜做文章，以实现首相和公职人员参拜为突破口，一步步地积累事实朝着所策划的目标前进。
按照靖国神社的”宗教法人”性质，这里只能从事宗教活动，只是祭祀亡灵的地方。虽然日本语把节日称为”祭”，但是此祭非彼祭，靖国神社的”祭”除了几个法定的节日祭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