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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侯君集的问题可就更大了。侯君集在太宗还是秦王的时候就跟随他，四处征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在玄武门事变中，侯君集也是冲锋陷阵，斩关夺将。在武德九年（626）十月太宗重新核定功臣等差的时候，侯君集仅列于裴寂、长孙无忌、王君廓、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长孙顺德、柴绍、罗艺、李孝恭等人之后，而排在李世、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宝、程知节等人之前。贞观时期，侯君集讨吐谷浑，平高昌，功劳更是不小。可是侯君集这个人在打高昌的时候私自搜取了很多宝物，军纪又不严，所以太宗对他有些微词。侯君集又很小心眼，觉得自己功劳这么大，还要受责备，心中忿忿不平。后来他发现太子承乾想对付魏王泰，于是就暗中与之交通，共谋造反。可是就在贞观十七年（643）四月，事情败露了，太子被废，侯君集也被处斩。
这时魏徵才刚刚去世，太宗不由得想起他生前推荐杜、侯等的话。怎么魏徵推荐的人都参与谋反了呢？太宗很是疑惑，于是开始怀疑魏徵私自结党。而又有人告诉太宗，说魏徵将所有进谏的言辞都抄录了一份，并给了负责纪录皇帝言行的起居郎褚遂良。这分明是想让褚遂良把所有内容都记载下来，写入史书，以彰显自己的功劳和君主的过错。太宗听了更不高兴了，于是下令，不把公主嫁给魏徵的儿子了，还派人去将自己写给魏徵的墓碑推倒，以示惩罚。〔马周也是贞观年间有名的大臣，他同样敢于直言进谏。但贞观二十二年（648），马周在去世之前，命家人将自己的奏表全部烧掉，他说不愿以此来彰显君主之恶，为自己赢得美名。这可以说是与魏徵正好相反。两人谁更忠心，也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其实若只是选人不当，太宗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本来嘛，即使是魏徵，也不难免有看走眼的时候。再说魏徵曾是太宗那么看重的人，贡献那么多。如果只是识人不明，太宗也不至于就要停婚仆碑。原因还是在于魏徵的身份。
魏徵是属于山东豪杰这一集团的，对于太宗来说始终不是能依靠的力量。太宗重用魏徵，当然首先是由于他有才干，能帮助他治国，可同时也是想拉拢山东豪杰以牵制山东士族和关陇集团，在统治集团内部实现一种平衡。
停婚仆碑（2）
而魏徵推荐的两个人，杜正伦是山东士族，侯君集是关陇贵族，身份都十分特殊。太宗是担心魏徵和他们结党，那么平衡牵制的局面就被打破了，偏离了自己统治规划的初衷。为此，太宗对这件事才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后来，在贞观十九年（645），太宗出征高丽，战事不顺，屡屡受挫。这时，他又想起了魏徵。一方面太宗也觉得当初是多虑了，没有证据显示魏徵就与他们结党；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出师有所悔恨，怀念魏徵在世时的直言进谏。所以太宗感叹地说道：“如果魏徵还在，朕怎么会有这次辽东之行呢。他一定会劝阻朕的啊！”言罢，马上命人将魏徵的妻子儿女召到驻地，慰问了他们一番。还遣人去魏徵葬处，将原来推倒的碑又立了起来，并以礼祭祀。从此往后，对魏家的恩宠又如同原来一样了。
其实，魏徵受到的待遇的反复，也正体现出太宗内心的矛盾。太宗明白以山东豪杰为首的一般地主正在成长，他们的力量不容忽视，必须好好利用才能将国家治理好。可是太宗作为关陇贵族，又不敢完全依赖他们，在太子废立等国本大事上，最终还是选择了去依靠原本属于自己一个集团的力量。所以太宗虽然重用魏徵，但亲近的却还是长孙无忌一干人等。而聪明如魏徵，怎会不明白呢，故而一开始他就提出愿为良臣而非忠臣。
不过，虽然魏徵与太宗之间有这等微妙的关系，却不失为君臣相得的典范。因为二人有共同的目标，就是将国家治理好，开创出一个自古未有的新局面。为着这一目标，魏徵尽力辅佐太宗，希望自己的君主能像尧舜一样，成为一代圣君。太宗也深深明白，魏徵绝不仅仅只是耍嘴皮子功夫，他虽然表面上只是敢于直言强谏，但他为自己规划的治国方略对江山社稷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他是要将国家引领上一条光明大道。所以太宗才会那么看重魏徵。因为魏徵这面镜子，不仅仅是照见太宗个人的得失，更是照见整个国家的兴衰成败。
捌 房谋杜断
秦王府里的高参（1）
开皇年间，天下刚刚归于一统，海内升平。隋都长安一片繁华景象，大街上人来人往，好不热闹。人群之中，一对父子模样的人边走边看，一瞧就是外地人士。他们大概是走得累了，转了个弯就进到一间酒楼里去了。
酒馆里面热闹依旧，大家都乐呵呵地坐在桌旁喝酒聊天。父子俩挑了个靠边的位子坐了下来。刚刚坐下，就听到旁边桌子上的人说：“打了那么长时间仗，现在终于天下太平了啊。俗话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如今大乱之后，天下归一，可以坐享太平了。”
“是啊，是啊。”一桌子的人都赞同地说。
“爹，他们说得不对。”这个看来只有十几岁的小儿子对父亲悄悄说：“当今皇上本就没有什么功德，只因为是北周近亲，才夺得了皇位。而得位之后，却不为子孙打算，放任兄弟相争，最后更是混淆长幼，改易储君。这样做只会导致祸起萧墙。现在虽然看起来海内承平，但是不久一定会天下大乱的。”
“小儿不可乱说。”当爹的一边制止了他，一边看看左右是否有人注意。但心里他很是惊奇，儿子小小年纪竟然有这种看问题的眼光。
这小儿是谁？他就是后来与杜如晦并称“贞观贤相”的房玄龄。
房玄龄，名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父亲名叫房彦谦，是隋朝的一名地方官。房玄龄从小就特别聪明，爱好读书，博览经史，字写得很漂亮，并作得一手好文章。而且还很有政治远见，能把握时局走向，绝不是个书呆子。十八岁那年，他被本州举为进士，授官羽骑尉。当时的隋吏部侍郎高孝基见过房玄龄后感叹说：“我见过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人能如他一般。这个人将来一定会成大器啊，可惜我看不到他壮志凌云的那一天了。”
不过英雄多坎坷。房玄龄虽然出仕，又受到如此推崇，却一直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后来，还因为杨广即位之初汉王杨谅反叛一事受到牵连，郁郁不得志。
隋炀帝大业末年，果如房玄龄小时所言，天下大乱，群雄蜂起，海内一片沸腾。房玄龄知道自己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
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起兵太原，一路向关中进发。李世民遵循父命，帅军安抚渭北。房玄龄此时正任隰城尉。他凭着卓越的洞察能力，意识到李渊所领导的这支力量，最有可能统一天下，于是他毛遂自荐，走进了李世民的军帐。
却说李世民这日听得有人来投，自然十分高兴。国家正当草创之时，笼络各方面的人才很重要。于是马上吩咐请入营中相见。
“李将军”，因在军中，房玄龄便以将军相称，“在下姓房，名乔龄，齐州人士，愿追随将军，尽微薄之力。”
李世民连忙还礼，他惊异于此人这种开门见山的方式。
二人不由得互相打量一番。房玄龄见李世民虽然年纪轻轻，却不显稚嫩，在那逼人的英气中还透出成熟稳重，心中暗暗称赞，也生出几分欢喜，今日所遇当是明主。而李世民见此人三十岁左右，眉宇间闪出睿智和从容，可见既才华非常又宽容大度，心中也十分高兴。
“先生请坐下详谈。”李世民隐隐感到他们之间必定相得。房玄龄自然乐意，二人仿佛老朋友般，说起话来。
一番长谈过后，两人已经从陌生人变为了知己，真可谓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李世民当即任命房玄龄为记室参军，引为心腹。而房玄龄也是欣喜不已，他不曾想到，能够在此遇见真正了解、重视自己的明主。
他决定尽心竭力，用自己的毕生精力和全部才华，来帮助眼前的这位少年将军。
从此之后，房玄龄开始随李世民四处征战。每到一地，别人都争抢奇玩异宝，独有房玄龄为李世民搜求各种人才，他明白人才乃是无价之宝。房玄龄还与这些人结为挚友，将他们推荐给李世民，令他们为世民效力，壮大了其支持力量。
而李世民也了解房玄龄善于识人并有容人的雅量，能使人人各尽其力而不冲突，所以常常对人说：“我身边有了房玄龄，大家都更加亲密无间了，就如同光武帝身边有了邓禹一样啊。” 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人。史载其少年时从学长安，主动亲附当时也在长安游学的后来成为汉光武帝的刘秀。后来天下乱起，光武帝安抚河北，邓禹又前去效力。光武帝非常高兴，令左右号禹曰邓将军。并常常把邓禹留在身边，同他商议安定天下的大计。而邓禹以他的才华和识见，在光武帝的兴复大业中出谋划策、领兵征战，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李世民把房玄龄称许为光武帝身边的邓禹，是对房玄龄极高的肯定。
秦王府里的高参（2）
而房玄龄也的确不负李世民的称许。他在秦府十年，撰写公文，从不打草稿，或在马上即时而作，而且文字优美顺畅，道理明晰清楚。连高祖都称赞道：“此人又机智又有才华，难怪世民对他委以重任。每次为我儿上书陈事，虽在千里之外，都像当面对谈一样。”玄龄之所以拥有这种令高祖惊叹的能力，不仅仅是因为他聪明、有才华，更是由于他对李世民十分了解，所以才能准确地表达出世民的想法。正是这种了解使房玄龄成为了李世民不可或缺的左右手。
房玄龄更没有辜负李世民的信任，他很快为李世民找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