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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控制的制空权，骑兵上空的这把活动保护伞是可靠的，可以使骑兵避免各种不愉快的事情。
我给巴拉诺夫的军规定突击方向，还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谢苗·米哈伊诺维奇·布琼尼向我提示的。在易北河对岸巴拉诺夫的军应该前出到的地方，根据得到的情报，有一个我们最大的良种马场，它是德国人从北高加索迁移到那里的。我在给巴拉诺夫下达其他更加重要的战斗任务时，顺便还下达了一个任务：对马场实施专门侦察，旦发现它们的踪迹，就立即完整无损地将其夺回来。
应当说，巴拉诺夫也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于里萨地域渡过易北河，探索到养马场的行踪，完完整整地将它夺了回来。后来，我们将它全部迁回了1942年敌人把它抢走的那个地方。
4月21日
还在4月20日，我就定下决心，把新到的第28集团军投入战斗。该集团军由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卢钦斯基中将指挥。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需要立即将诸兵种合成兵团加强给迅速向柏林进攻的各坦克集团军。第二，需要补充兵力，以便从西南完成对德军第9集团军的台围。
当时，我各坦克集团军已经从南面前出至该集团军的后方。然而，各坦克集团军的突破完全是指向柏林的，也就是说，继续向西北突破，所以他们未能建立可以切断第9集团军可能的退路的向东绵亘正面。再说这也不是他们的任务。如果我这个方面军司令员给他们下达了这种任务，那么必然要削弱两个坦克集团军的突击力量，我也就没有什么兵力可对柏林实施突击了。
戈尔多夫的集团军由于从南面和西南面包围德军第9集团军（后来我们把它称为法兰克福—古本集团）南翼，结果到4月20日傍晚其战线拉得太长了。
不言而喻，戈尔多夫产生了一种担心：他独自一人不能牢固地堵住敌人的集团，这会滑过去的。总而言之，必须立即动用卢钦斯基将军的第28集团军。
第28集团军受命以强行军（搭乘当天夜间拨给他们的方面军汽车）从菲尔斯泰瑙地域出发，跟着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前进。
4月23日日终前，卢钦斯基的集团军第一梯队应当进至措森—巴鲁特地特，即离柏林只有几十公里的地方。同时，两个步兵师也搭乘方面军的汽车，应当于4月21日日终前集中于巴鲁特周围的树林里。
巴鲁特地域封锁了柏林以东大片森林地带的主要出路，这里集结有德军第9集团军的兵力。此外，卢钦斯基的各师到达巴鲁特地域后，就以自己的出现消除了戈尔多夫的近卫第2集团军和当时业已进至柏林外廓的雷巴尔科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之间的缺口。这个缺口相当大，有几十公里。
4月21日，戈尔多夫的集团军继续同顽强抵抗的敌科特布斯集团战斗，该集团实际上已经处于被半合围状态，交通线被切断，并被紧逼至河湾沼泽洼地。
由于对近卫第2集团军司令员拖延消灭该集团的时间感到不满，我给池派去了大量航空兵——轰炸航空兵第4、第6军，歼击航空兵第2军，歼击航空兵第6军一部和近卫强击航空兵第2军进行支援。此外，集团军司令员还奉命动用自己第二梯队的坦克第25军。但是，在消灭科特布斯集团时，戈尔多夫实际上并没有按照指定的用途来使用用该军。
当然，在科特布斯地域，敌人没有强大的反坦克防御，再说地形本身对坦克的行动也不是特别有利。尽管如此，依我看，在科特布跻附近战斗的初期和中期，戈尔多夫行动过分缓慢，对坦克的使用缺乏信心。他有时不甚乐意正确而坚决地运用坦克兵来实施迅速的机动。
可是，不管怎么说，4月21日科特布斯地域的战斗在继续进行。总的来说，战斗进行得还很顺利，尽管速度比较缓慢，不象戈尔多夫的集团军在早晨得到加强之后所预料的那样快。
希特勒统帅部为了摆脱我军突破所造成的恐慌，开始采取紧急措施，竭尽全力要扼止住苏军从南面对柏林的进攻。4月21日这天，为了防守柏林外廓和措森、卢肯瓦尔德、于特博克等城，敌人从柏林各区向我们迎面调来了许多步兵和坦克部队和分队——当时敌人手中所拥有的一切。调动这些部队和分队本身就说明了敌人心急如火，他们不得不以这种心情投入战斗。在调去阻击我坦克兵的另一些部队中，有1个坦克教导营、1个强击炮旅、3个装卸团、2个建筑团、2个飞行员教导队和“弗里德里希·路德维格·扬”步兵师的部队。
我各坦克集团军在一整天内必须多处突破这些部队和原先被粉碎之敌残部的相当顽强的抵抗。可问题难办的是，虽说敌人的部队是仓卒调来的，可他们有经过周密准备的抵抗枢纽部作为依靠，例如措森、库默斯多夫和卢肯瓦尔德。况且，我坦克兵必须在这一地域通过许多障碍物、鹿寨、沟渠、沼泽洼地及其他大大小小的障碍。
尽管如此，到4月21日日终前，我坦克兵粉碎了所有詖调来迎击他们的敌人，直抵柏林的防御外廓，离柏林的南缘只有24公里，实际上己处于希特勒首都的郊区。尤其是达天攻占了韦恩斯多夫，“维斯瓦”集团军群的指挥所不久以前还没在那里。在韦恩斯多夫的战斗中，近卫坦克第了军副军长、两次苏联英雄伊万·伊格纳季耶维奇·雅库鲍夫斯基坦克兵少将中弹负伤，他在战斗中表现出了极大的个人勇敢精神。到傍晚时分，在一些地方也已经切断了柏林的环形路。
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跟随坦克兵前进，信心百倍地继续向西进攻，从后方可靠地保障方面军坦克集团的行动。该集团军这一天前进了20公里。
近卫第5集团军的部分兵力肃清敌施普伦贝格集团的最后残部，而以主力向西进攻。
这天的情况报告，使我们能够得到关于施普伦贝格集团被歼的概念。
该集团编有“警卫元首”坦克师的部队（我记得，在收到这一报告之后，我们开玩笑说，既然元首的警卫已被消灭，现在就只剩他自己了）c坦克第10师、坦克第21师的部队、摩托第125团、步兵第344C、步兵第785团，以及几个高射炮兵团的部队和许多国民突击队营。战场上留下了约5，000名敌官兵的尸体。
近卫第5集团军的部队在消灭施普伦贝格之敌以后，准备以全部兵力向西挺进。但是，由于南面的情况仍然很复杂，不得不稍微扩大近卫第5集团军的进攻地带，将这一地带的界线向西南推移。这样的目的在于，要求近卫第5集团军在进攻时对敌德累斯顿—格尔利茨集团造成威胁，该集团继续对科罗捷耶夫和斯维尔切夫斯基的集团军实施反冲击。
施普伦贝格防御枢纽部之敌的被歼和对科特布斯集团的多次新的坚决突击，对敌人产生了影响。看来，敌人至今仍然指望的在科特布斯和施普伦贝格的翼侧行动来阻止我军的进攻。
现在，希特勒分子由于看到这些尝试是徒劳无益的，开始仓皇将幸存的部队西撤，力图摆脱第13集团军和近卫第5集团军的追击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敌人的退却部队常常处在我坦克集团军和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之间的间隙地，并企图经过这些间隙地溜走，以便同第9集团军在科特布斯以北森林和沼泽中作战的集团会合。科特布斯集团的残部也急于奔向那里。他们实际上已经没有别的道路了。
这天同大本营的通话和前两天一样，一般都很简短——方面军没有收到任何补充的指示。这是很明白的事，因为我们4月17日夜间修正过的行动计划，在决定各坦克集团军转向柏林之后，基本上执行得没有多大偏差。所以我的报告极为简短。
4月21日，我向大本营详细报告说，我们已突入措森地域，与敌部队的战斗还在继续进行，但已经清楚，德国法西斯陆军总参谋部已撤离其原先的驻地。
总参谋部从我们这儿得到了详细而系统的情报，所以几乎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方面军司令部同样也从各集团军那儿得到了系统的情报。
作为一个方面军司令员，我的难处在于，行动是一下子同时在几个方向上展开的，而每一方向都需要注意和指挥。在北部，继续进行着争夺科特布斯的战斗；在中部，在拨除施普伦贝格枢纽部之后，正坚定地向柏林和易北河进攻。然而，在左翼德累斯顿方向上，情况仍然不利，所以这强烈地吸引我撇开主要突击。
况且，在我们的深远后方，也还有一个基地——德军一个被合围于布雷斯劳的相当大的集团。第6集团军司令员格卢兹多夫斯基将军继续在那里进行积极的战役。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当然不想在我们攻占柏林之后拿下布雷斯劳，可是后来的结果还是这样。
我虽然理解这一点，可仍然制止他这样做，有时就索性禁止他实施积极的进攻行动。我的出发点是，只要我们一攻克柏林，随时都可攻占布雷斯劳。但是，尽管这一方针阐述得相当清楚，我还是不得不于夜间一点钟和迟些时候（深夜听完所有其他报告之后）听取格卢兹多斯基将军的当前想法。他仍想在许可的范围内消灭盘踞在布雷斯劳的希特勒匪徒。要知道，虽然我作出了自己的全部指示，但我不能完全忽视第6集团军首长这种可以理解的、十分自然的愿望。
看来，柏林战役是我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所实施的所有战役中的一次最为复杂的战役。因此，方面军首长必须每天每夜研究大量各种不同的问题。好在通信联络没有给我们带来额外的困难，它工作得很好。我们的通信联络是双重进行的，既用无线电又用高频电话。在这些日子里，主要是通过高频电话实施指挥。
每日日终前（这已在方面军形成一种制度，集团军司令员都知道这项制度），每个集团军司令员通常亲自向我报告情况，接着我们一起制订第二天的行动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