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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夜间，方面军坦克集团到达柏林防御外廊，它这天脱离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的距离大约为35公里。
与此同时，在我右翼，戈尔多夫的集团军继续同科特布斯集团进行最顽强的战斗，不仅多次击退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猛烈反扑击，而且还切断了敌人西退的道路，将敌紧逼至施普雷河湾沼泽洼地。
希特勒分子知道自己的处境危险，仍然顽强地坚守科特布斯防御枢纽部。他们十分清楚，这一防御要点和重要道路交叉点一旦被攻陷，这一地殴上的全部防御体系就要崩溃，第9集团军的翼侧就会暴露出来。该集团军仍然正面向东顽强防御：其主力对付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而部分兵力对付我右翼戈尔多夫的集团军。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则不能仅限于合围科特布斯枢纽部。这个枢纽部对我们后方的整个工作起的破坏作用大厉害了。在它未被攻占之前，我们不得不通过乡村道路绕行而过，十分艰难地组织前运燃料和弹药，特别是为各坦克集团军。
这天，我来到戈尔多夫的驻地，进行常说的“教育工作”。我的目的是，增强近卫第3集团军首长尽快消灭科特布斯集团的决心。
对科特布斯枢纽部的总冲击定在第二天，并且计划以大量的航空兵和炮兵支援戈尔多夫的部队。
这天，我方面军其他地段上的情况是这样的：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以两个军的兵力跟着各坦克集团军继续向西进攻，到傍晚前进了30公里。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也以一部分兵力向西推进，而以另一部分兵力协同第13集团军左翼粉碎敌被合围的施普伦贝格集团。
我们想在夜间来临之前消灭施普伦贝格枢纽部之敌。因为左翼的施普伦贝格枢纽部同右翼的科特布斯枢纽部一样，对我们十分不利。为了粉碎施普伦贝格枢纽部之敌，建立了二个最强大的炮兵集团，下辖4个突破炮兵师和强大的集团军厉炮兵。总而言之，应对施普伦贝格实施射击的有1，110门火炮和140门火箭炮。
这天的天气对我们来说不是特别有利，但是我们还是对施普伦贝格枢纽部实施了炮兵突击，又实施了航空兵突击。航空兵一天内出动飞机1，200多架次。在上午11时炮火准备之后，列别坚抖的近卫步兵第23军发起强击，不仅攻占了施普伦贝格，而且还向前推进了5—6公里。
与此同时，扎多夫集团军的近卫步兵第32军和近卫坦克第4军向两推进了20公里。
但是，位于近卫第5集团军左翼并保障该集团军进攻的近卫步兵第34军，不得不把战线拉长了60公里。该军继续与在德累斯顿方向上作战的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和我军科罗捷耶夫的第52集团军，保持紧密的联系。
这天，在扎多夫的集团军的战线上，出现了非常有趣的战役态势。他的一个军向纵深挺进，发展进攻；另一个军强击大筑垒枢纽部，获得成功；还有一个军被迫把战线拉得很长，来保障此次战役。
在谈到这些情况时，我想强调指出的是，正是在当时，我方面军部队的行动不光是在突破口尖端——坦克兵接近柏林的地方，而且在方面军主要突击集团的两翼，都具有急剧机动的性质。
在对摧毁施普伦贝格枢纽部作出评价时，则既应当特别指出这次战斗组织的复杂性，又应当特别指出方面军部队当时已具备迅速摧毁在完成任务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物的能力。我们已经拥有相当强大的现代化兵器，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在不妨碍方面军突击集团基本兵力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摧毁象施普伦贝格这样的支撑点，从而为完成战役总任务扫清继续前进的道路。
然而，光拥有强大的兵器是不够的，应当善于正确地加以运用。我不能不指出，第5集团军司令员扎多夫上将及其以利亚明将军为首的司令部，以及集团军炮兵司令员波卢埃克托夫将军，正好顺利地胜利完成了这一最重要的任务。
在回忆炮兵在施普伦贝格附近的行动时，我不能不讲述这样一件事。
在我军进攻的一个地段上，凡是在敌坦克继续进行反冲击尝试的地方，突破炮兵军军长科罗利科夫将军都要实施猛烈的补充炮火准备。他的观察条件不大好；前面是森林平原，连一个便于设置观察所的合适小高地都没有。然而他遇到了一个工厂。我已记不清是什么工厂了，这倒不要紧。于是，科罗利科夫将军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为了更好地指挥整个炮兵，登上了唯一能观察四周的一个高大工厂烟囱的最顶端。
我驱车来到他的观察所，正赶上他处在完全高不可攀的地方：他带着电话机坐在烟囱的顶端，而指挥射击中心设在下面烟囱附近。
当科罗利科夫微微喘着气从烟囱上爬下来的时候，我忍不住问道：他是怎样爬上去的。他耸了耸肩说道：“元帅同志，情势所迫——你也得学公鸡叫。”
自然，我大声地表示，不赞同他爬到烟囱上去，甚至把他骂了一顿。从形式上看，我当然是对的，但打心眼里钦佩这样的指挥员。如果指挥员的全部优点仅仅在于，他随时准备往哪里都爬，在哪里都表现出勇敢，但却不善于真正指挥部属和指挥战斗，这就是不幸了。
然而，说实在的，如果一个学识渊博、精通本行的指挥员一定想亲眼看到战斗情况，亲自判断所发生的情况的详情，并为此哪怕是愿意爬到工厂的烟囱上去，那么我对这样的指挥员是怀有敬意的。科罗利科夫将军是我方面军最有才能的炮兵之一，他就是这类指挥员中的一员……
如果谈到4月20日我主要突击集团的行动，那么可以说，经过这次行动，我们己深深楔入敌人的配置地域，于日终时分完全切断了德军“维斯瓦”集团军群与“中央”集团军群的联系。这天，德军战线实际上被分割为两个部分。“维斯瓦”集团军群的左翼被逼向北面，为我各坦克集团军的突击所击溃。“中央”集团军群的左翼相应地被逼向南面。
德国法西斯统帅部仍然继续把其防守柏林方面的集团军群称为“维斯瓦”集团军群，尽管这一名称在一切情况都发生变化之后的现在，听起来已经是令人可笑的。
为了补充说明一下所描述的情况，我要引用德军总参谋部一名军官的证词。这份证词载于德军最高统帅部战争日志的第四卷。日志发表时没有说出这位军官的姓名，他这样写道：
“4月20日夜间，我向希特勒报告苏军在科特布斯地域突破防御，它导致了东线的崩溃和柏林的被围，当时我和他两人单独在一起，——这是唯一的一次。在几小时之前，希特勒作出决定，把自己的大本营、最高统帅部司令部，以及陆军和空军的总参谋部……迁往所谓的阿尔卑斯要塞，即迁往贝希特斯加登地域及其以南……希特勒认真听着充满悲观的报告。除了‘背叛’一词之外，他再也找不到对苏军胜利的另一种解释。由于当时没有旁人在场，我鼓起勇气向希特勒问道：‘我的元首，您如此之多地说军事指挥官的背叛，您是否相信真有这样多的背叛？’希特勒向我投来了某种类似同情的目光，这是表示，只有傻瓜才会提出这样愚蠢的问题，于是他说：‘东线的全部失败只能解释为背叛。’我有这样的印象，希特勒对此深信不疑。”
4月20日夜间，希待勒大本营就是这样判断情况的。这里应当补充一点，日记的作者与希特勒之所以能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其实就是因为，按照他的话说，帝国办公厅的所有人都在忙着装运行李，将其运往新的大本营——阿尔卑斯山。
柏林被围的威胁完全变成了现实。尽管希特勒这几天绕道还可以到达贝希特斯加登，可要想从那里指挥处于我军围歼威胁之下的整个法西斯柏林集团作战已是无能为力了。
看来，正是这一使希特勒感到意外的事态发展，打破了他不久前还想拖延战争的企望，最终导致了他留在柏林。
倘若我闭口不谈4月20日这天的困难，那么这天的情况是不完全的。因为正是在这一天，我军进攻第二战役方向——德累斯顿方向上的困难暴露得尤为明显。
在这一方向的中央，情况进展得还不错，我军继续西进。但是，在翼侧格尔利茨地域，敌人由于前几天加强了自己的集团，于科罗捷耶夫的第52集团军正面和斯维尔切夫斯基将军的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左翼转入了疯狂的反冲击。
4月20日，经过这几次反冲击，德军阻止了第52集团军的推进，稍微向北逼退了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的部队，并进至该集团军的后方。总而言之，这里的事态要求方面军首长予以注意。方面军参谋长伊万·叶菲莫维奇·彼得罗夫大将奉我的命令，前往第52集团军和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
我这天在考虑必要的措施时，给方面军司令部制定了初步的方针，而向第5集团军司令员扎多夫暗示，他必须更认真地注意自己的左翼，并节省一些东西留作备用。我对科罗捷耶夫将军感到不满意的是，根据得到的情报，在他的一个次要方向担任防御的军的当面，希特勒匪徒已经开始撤走部队，将其调往另一地方对我实施反突击。我告诉科罗捷耶夫这一情况后，命令他将这个军调去加强自己的主要集团。
最后应当指出，4月20日，向奥特朗总方向进攻的巴拉诺夫将军的骑兵第1军作战极积。当然，该军是和加强其突破能力的坦克一起作战的。
虽然已是战争的最后几天，但就在此时此刻骑兵的行动还是表明，只要情况合适，指挥正确，他们是能够胜利地在敌防御纵深作战的。如果他们遇到的是绵亘的防御正面，加之又处在敌空军的空中威胁之下，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当时骑兵的处境是困难的，我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在柏林战役中，我航空兵已经完全控制的制空权，骑兵上空的这把活动保护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