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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斯大林的问题，我报告了自己的看法：
“斯大林同志，这要占去很多时间，造成很大的混乱。没有必要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坦克部队调刊我们开辟的突破口来。我们这里的战事发展顺利，兵力充足，而且我们也能使我们的两个坦克集团军转向柏林。”
说完这些话后，我进一步明确了各坦克集团军将要转弯的方向，并把措森作为方位物。它是柏林以南25公里处的一座小城市。我们都知道这是法西斯德军总参谋部大本营的所在地、
“您是按多大比例尺的地图报告的？”斯大林问道。
“二十万分之一。”
经过短暂的停顿之后（斯大林显然在这段时间里在地图上寻找措森），他回答说：
“很好，希特勒总参谋部大本营设在措森，您知道吗？”
“是的，我知道。”
“很好。”他重复说，“我同意。请把坦克集团军转向柏林。”
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认为定下的决心是唯一正确的。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从东面进攻柏林，正在艰难地突破敌人周密准备的纵深梯次配置防御。在这种条件下，若放弃各坦克集团军从南面经过我们已开辟好的突破口向柏林突击这一大有希望的机动，倒是令人奇怪的。
斯大林提出的让一个方面军的坦克集团军通过另一个方面军开辟好的突破口投入战斗的设想，是一项繁重而费力的任务，而且难以完成。这不仅仅是由于会浪费时间，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出现混乱。白俄罗斯第土方面军本身在另一方向上突破敌防御后可能需要（后来确实需要）坦克集团军。而我们方面军的各坦克集团军在投入突破时，实际上就已经做好了向柏林突击的准备。他们只剩在需要的方向上转弯，或者如我前面所说的“补充转弯”。现在，当他们已经进入战役地区时，这种“补充转弯”已没有什么困难，何况各坦克集团军的首长准备遂行的正是这种任务。
早在战役开始前我就认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向柏林的突击将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进行，而且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应当直接在柏林的前面，即在其逼近处突破敌人的防御。希特勒分子预料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对此他们作的准备最多，可他们对这种情况的可能发生又最心惊胆颤，因此尽一切努力去避免它发生。
我们的突破是在柏林东南较远的地方进行的。在这里，敌人拥有的集团也是强大的，但毕竟没有屈斯特林登陆场前的集团那样强大。我们在突破防御后以各坦克集团军实施的机动，对于敌人来说仅仅是一个可能的方案。
在我们实施出敌不意的迅猛突破，立即把各坦克集团军投入突破之后，我们从南面对柏林的突击给法西斯德军造成的威胁便大大增加了。
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这给希特勒大本营造成了严重影响。但是，敌人剩下的时间太少了，来不及重新部署部队，尤其是来不及在尼斯河地区和柏林外廊之间建立阻止我们前进的某些补充地区。
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当我们从东向两突破敌人防御，接着向北，向柏林急转的时候，在我军前面的许多地方已经没有新的防御地带了，遇到的防御地带都是正面向东设置的，于是我们的部队从它们旁边和之间平安地北进，但是只前进到整个柏林四周的外廊。
斯大林刚一放下话筒，我马上就用高频电话同两个坦克集团军司令员通了话，向他们下达了关于转向柏林的指示。尔后这些指示比较详尽地写进了方面军的训令。该训令大约在3小时后发往大本营和部1人。
在训令起草、下发和收到之前，坦克兵们不能耽误时间，应当不等把收到我的指示写成文书，就争分夺秒地彻夜作战。
在同坦克兵首长谈完话之后，我亲自写好了这份训令。阅为训令对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来说，是柏林战役中的一个转折点，我现在把1945年4月17日夜下达的训令全文抄录如下：
“为了执行最高统帅的命令，我命令：
1．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司令员：于1945年4月17日夜间强渡施普雷河，向费特绍、戈尔森、巴鲁特、泰尔托、柏林南缘总方向发展迅猛进攻。集团军的任务是于1945年4月20日门夜间从南面突入柏林城内。
2．坦克第4集团军司令员：于1945年4月17日夜间在施普伦贝格以北强渡施普雷河，向德雷普考、卡劳、达内、卢肯瓦尔德总方向发展迅猛进攻。集团军的仔务是，于4月20日闩终前攻占贝利茨、特罗因布里岑、卢肯瓦尔德地城。于4月20日夜间攻占波茨坦和柏林西南部。在集团军转向波茨坦口才，特罗因布里岑地城由机械化第5军保障。要向森夫腾贝格、芬斯特瓦尔德、格尔茨贝格方向实施侦察。
3．坦克突击兵团在主要方向上要更大胆更坚决地向前突破。城市和大居民地应当迂回，不要卷入持久的正面战斗。我要求你们清醒地知道，坦克集团军行动的胜利取决于大胆的机动和迅速的行动。
将命令的第三点传达到各军军长和各旅旅长。
4．报告下达号令的执行情况。
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
科涅夫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克赖纽科夫
乌克兰第1方面军参谋长 彼得罗夫
4月17日第00215号。
4月18日2时47分发布。”
4月17日夜间，乌克兰第1方面军近卫坦克第3、第4集团军转向柏林。这一行动经过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共同作战，后来导致了希特勒分子整个柏林集团的被围和柏林的陷落。乌克兰第1方面军各坦克集团军从南面转向柏林，在我看来是一次理所当然的正常机动，它的目的在于，要将敌人歼灭于对它最为不利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乎意料的态势之中。
我相信这次机动一定会成功。
4月18日，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的部队离开施普雷河后，继续向柏林进发。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于我突击集团中央进攻，在当日内渡过了施普雷河，而在该集团军的左右两侧，戈尔多夫和扎多夫的集团军分别于我突破口两翼进行激烈的战斗。
……在叙述战役的尔后进程之前，我想就在这里，在讲完坦克集团军的机动之后，回顾一下过去，认真研究一下我们的坦克兵在战争中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的趋势如何，有哪些现实条件。
在战争过程中，我们实际上不得不几乎重新建立自己的坦克部队。战争前夕，我们拥有一些编制为3个师的机械化军。按照计划，这些机械化军应当是一支强大的力量（每个军满编时为1，000多辆坦克）。但是，在战争初期，这些军的实际情况却非常不利。我们新型的现代化坦克才刚刚投入生产。战前不久，第一批新坦克才部分配齐了几个机械化军。可是，来不及掌握它们，而旧兵器主要是老式轻型坦克，都处于机械磨损和无形损耗的状态。况且，几个机械化军当时才刚刚组建起来，还没有全部配齐技术兵器和装备。
战争一开始，事态的发展相当清楚。在同优势之敌的头几次交战中，我各机械化军损失了几乎全部技术兵器，更为严重的是，我们的指挥干部损失重大。
无论是重新整编还是组建新的机械化军，我们都已经没有必要的兵力兵器、干部和技术装备了。足以说明问题的是，1941年9月底，在德国法西斯军队开始进攻莫斯科的前夕，我们整个西方面军只有45辆现代化坦克。这个事实特别具有代表性，它说明我们当时在前线不得不经受许多困难情况。
1941年夏秋，在严重缺少坦克的条件下，我们自然没有重新组建机械化军，而是组建了一些独立团和坦克营，并且逐步摸索到一种最正确的组织形式——坦克旅。
后来，当我们开始具备物质条件、拥有坦克兵干部时，我们以各坦克旅为基础，着手组建编制成为3个旅的机械化军。每个旅编有60—70辆坦克，1个炮兵营和土个摩托化营。我们这种相当小而灵活的兵团在当时来说是最为适宜的，可以有效地在战场上使用坦克，对其实施准确的指挥，以及组织技术保障和技术装备的维修。
后来，我们在储备了一些干部和技术装备之后，于1942年开始组建坦克和机械化军和集团军。坦克集团军通常下辖3个军，而在个别情况下为2个军。
战争就是战争，因而坦克集团军或坦克军的坦克数量自然在不断变化——不论是在战争的各个阶段，还是在不同的战役中，甚至在战役本身的过程中都是如此。
但是，为了使读者可以想象出敌我双方的实际兵力对比，我提醒读者应该注意的是：例如，当谈到在某次交战中，在我某个坦克集团军的某个地段上与我抗衡的是德军的土个坦克军时，即便是根据“3个坦克军对付1个坦克军”的公式，这也决不是说我们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优势。比如说，到1943年，即德军的极盛时期，德军的一个齐装满员的坦克军下辖3个师，约有坦克600—700辆，也就是说，它的坦克数量跟我们一个坦克集团军的坦克数量大致相等。
既然说到这一点，那么，我要顺便说一下，当我们淡及步兵时，也应对敌我双方军与军、师与师的对比作出相应的修正。德国法西斯一个步兵师的人员编成，在战争中的一个很长时期内约等于我两个步兵师的人员编成。
当然，这一兵力对比在战争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希特勒分子在其部队每次被歼之后，都要十分困难地重建自己的部队。但是，还在1944年，甚至在临近1945年时，这一兵力对比仍然基本保持着那种比例。
现在来谈上几句技术装备的问题。战争开始时，我们使用的绝大多数坦克（Т…26，БТ…5、БТ…7）都是速度快，但装备差，装甲薄；它们容易起火，一般来说在战场上是靠不住的。德国的中型坦克按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