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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像在我的其他同事的成长中一样，起了很大作用。
乌博列维奇不仅仅是国内战争时期的一位杰出的军事首长。在以后的年代里，当他处于军区司令员岗位的时候，我要说，他都悉心地，能干地、有头脑地致力于战斗训练和战役训练，致力于干部的培养。伊耶罗尼姆·彼得罗维奇能高瞻远瞩。许多指挥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向他学习，并学会了这位卓越的军事首长所具有的丰富的现代经验。他在部队的组织和教育问题上，在首长和司令部工作问题上，在战役战术训练问题上特别内行。
关于师长的作用，我也想讲几句。正像团长一样，他也是诸兵种合同战斗的主要组织者。如果师长不能在战斗中正确使用兵团编成内和配属给他的各兵种，那么，他就不称职。师长善于正确理解和估价其部队作战时所处的总的战役局势是很重要的。在自己的司令部里，师长拥有一批专家，但是，如果不能依靠他们，不运用他们的知识，那么，他自己就不可能胜任向他提出的要求。作为一长制首长，如果不依靠自己的副职，不依靠师政治处主任，不善于在战斗中正确运用政治工作人员这支巨大的力量，那么，他也不称职。
当然，在战争中，师长的职责不能像有些人做的那样，归结为只到所谓“眼睛”——前进观察所去，而忘记了对全师的指挥，把所有应办的事统统交给司令部。这种愚蠢的错误，有时使我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只有在解决主要的，或者说，无论如何也是重要的问题时，师长才应到观察所去。比如，战斗开始时，突破时，或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时。
应该认为，有些师长甚至在战争结束时也没有完全明白这一点。有时，当你顺路去某师，如果你问他们：“你们的师长在那里？让他亲自报告情况。”他们就会回答道：“师长到‘眼睛’那里去了。”而这时，他们的“眼睛”却什么也看不到，因为天已经黑了。傍晚和夜间，师长的位置显然不要在“眼睛”那里，而应在司令部，他应在那里组织师作好第二天的准备。通常，在战争中，师制定战斗命令的时间为一昼夜，这样，师长应从晚上起，就下达任务，组织第二天的战斗，没有权利将这项工作转交给任何人。他应和司令部一起——司令部在他的领导下，而不是相反——准备战斗。
我总认为，假如一个师长不参加组织侦察，而完全将它推给师侦察主任和司令部，那么，这就是他的弱点和不足之处。战争中的许多痛苦教训的例子提醒我们，如果一个师长不深切注意侦察工作，不给侦察提出明确的任务，那么，他本人以后就会陷入困境——不能评价在其地段当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当你要求这样的师长报告情况时，那么，你就会听到这样公式化的回答：“请允许我向您报告，司令员同志。敌人正在进行有力的抵抗。”这种回答不需要多大才智。应当少报这样的事实，而应该把它搞清楚，研究并运用自己的一切手段，去对付与你对峙，挡住你的敌人。关于敌情报告的水平、对敌兵力和可能进行的抵抗的分析水平，对我来说，经常是评价某个师长，及其适应本职程度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我回忆起近卫第6集团军里发生的这样一件事。当时，该集团军的一个师在主要方向上无论如何也不能向前推进。师长在某处观察所里，并接连几次从那里报告说，该师被德寇打得抬不起头来。我对这种千篇一律的报告很反感。正好我在该集团军驻地，离那里又不远，于是，我亲自来到这个‘眼睛’里。
原来，师长的报告又真又假。他的确从早上起，就坐在村子最边上一所房子顶楼上的观察所里，并且，德军的自行火炮在狠揍他。他待在那里，被打得抬不起头来。然而，假如他不受个人印象的支配，而是对整个局势加以研究和评价的话，那么，他就会明白，他的师早就可以击迟德寇弱小兵力的抵抗。两小时后，他也这样做了，只是在我把他拉到野外的一个高地上，让他用自己的眼睛看一看真实情况，让他在全师范围内组织战斗的情况下才办到的。
我举这件事为例子还因为，战争中指挥员的个人勇敢问题，不是象人们有时想象的那样简单。上面所讲的这件事中出现了什么呢？好象也不能否认师长的个人勇敢，但整个师却由于他的过错，这一天都行动得胆小，不坚决。他自己全天都处在猛烈的火力之下，他显然认为，他自己是勇敢的。而实际上，由于他将他在所在的地段上形成的个人对战斗的感觉，扩大到了全师范围，并相应地报告了上级机关，因而，他不能大胆指挥自己的师，并且，由于不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而欺骗了我们。试问，这样的勇敢谁需要？
在战争中的另一个时期，我同一位集团军司令员打过交道，他也是特别喜欢待在最靠前沿、村子最边上的农舍里。他经常处在敌人的火力之下。而且他还带着司令部。他把司令部配置在邻近、也是最边上的农舍里。他们遭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损失，更不必说这样一来，就打乱了军队的正常指挥，不能清醒地、正确地评价总的局势。
我补充一点，关于个人的勇敢问题，是一个微妙的、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上述情况下，我所提到的那个集团军司令员，是一位非常勇敢的人。他将自己的指挥所和观察所急急派到鬼都不知道的地方去，我被迫同他斗争了好长时间。但是，勇敢是这个人的主流，因此，我不认为自己可以嘲笑他，或者硬性地制止他。这样做会使他沮丧，失去灵感。由于方面军司令员在战争中具有不小的权力，因此，他很容易动摇部属的威信。而后来你还得去恢复它。
真正的勇敢在战争中是非常宝贵的，对于高级首长来说也是如此。当然，这不应是他们唯一的优点。
然而，当我们谈论要求军事首长在战争中具备的素质时，那么，不论勇敢多么重要，也不是首先由它去确定军队指挥人员具有的战斗素质。胆量、勇气和个人勇敢，是我们指挥干部，其中包括高级指挥干部，从战争一开始就具有的特点。军事首长主要的战斗素质，是要会指挥军队，要经常准备既为已经做过的事，也为将要做的事承担责任。决心为部队的全部行动，为你下达的命令的全部后果承担责任，——不论有多危险，也不论结局如何——这就是指挥员坚强意志的首要的、也是主要的标志。集团军、方面军司令员，在战争过程中，应承担这种责任、尤其应在战争初期最困难的条件下承担这种责任。而这是他们作为一个军事首长成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有些人片面地、机械地理解对交办的事情所负的责任，有时又极简单地执行命令，从而遭到失利，战争逐渐使这些人离开了指挥岗位。
战争过程中，那些认为投入战斗的步兵越多，取得的胜利就会越大的首长逐渐被淘汰。战争证明，他们的根据是不足的。他们不了解在战斗中火力起决定作用，应该首先将火力前推，其后才是步兵。当然，数量是个重要的东西，但是，正如人所共知的一个真理，在数量之后永远应该具备率领军队、坦克、步兵和炮兵的能力和艺术。
而这一点我们也是在战争过程中学会的。是在严重的错误，失算和失利中学会的。是在付出很高代价而取得的初步胜利中学会的。是在起初并非总是善于将其贯彻到底的初步胜利中学会的。
我试图描述许多在战争结束前处于高级指挥职位上的军事首长的战斗素质和道德品格。如果要在某种程度上去总结战争过程中我们军事干部在军事艺术方面有哪些最重大的好的质变，那么，可以简单地这样说，战争本身会显露和选拔干部。战前，无论是干部部门，还是高级首长在提出某人任某职方面会犯某些错误，而战争局势会比所有子都部门更好地纠正这些错误。
如果说战前在安排军队干部时犯了不少错误，而且，这种错误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就已表现出来的话，那么，战争已逐渐将这些不适应战争复杂情况的干部推到了一边。首先是将那些在自己的个人心理上不能进行转变、并且不能按照现代战争的要求去履行自己职责的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员抛到了一边。
在这方面，就是方面军司令员的例子也不少。在和平时期任命到这个职位上，以及战争初期处于这个职位上的人，都没有指挥过方面军。所有方面军司令员都是在战争过程中显露的。也许，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恰当，但是，我要说，他们是在战争中产生的。作为一名方面军司令员和集团军司令员能够达到结束战争这一步，大多数不是由于许多偶然事情凑合的结果，而是由于自己的行动，由于自己的才能，知识，意志，由于表现出了正是在战争中最清楚地显露出来的所有东西。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高级指挥员集团，他们曾承担过战争的重担。由于在战争中对他们中的许多人了解很深，
由于和平时期同他们的接触，由于分析了他们的行动，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丰富的全面的知识，在军队连续的、一级一级的，不是跳越几级的长期服役的经验，是使他们能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在战场上驾驭军队的战斗素质的基础。这些人了解军队，了解士兵的本性。他们还在和平时期，就坚持训练军队，学会战争所需要的东西。他们自己和部队一起学习，我补充一下，也向部队学习。他们从部队那里获取当时的经验所提供的一切好的先进的东西，并积累起来。在战争时期被推上军事首长岗位的人中，我发现，他们通常几乎毫不例外地都是那些在和平时期就以极大的兴趣，忘我地在军队工作的人，都是那些不安于以往的功劳、经常把自己训练成适应战争要求，不是因循守旧，不是向后看，而是向前看，看到未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