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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指示不能破坏城市、工厂、居民地。应当记住，我们是在友好盟国的土地上。
我要求部队，在凡是可能的地方，尽量不去进行争夺居民地的战斗，因为我们不仅要保证部队推进的高速度，而且还希望避免和平居民的牺牲。
我们也不想使德国士兵多余地流血。我还命令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应向德国法西斯部队和兵团的翼侧和后方前出，迅速合围他们，将他们化整为零，向他们提出投降的最后通牒。在这方面，我既给各集团军司令员，又给各兵团司令员行使自主权的充分自由。
在“向布拉格前进！拯救布拉格！不让法西斯强盗破坏它！”的口号下，在部队进行了一切党政工作。应该说，虽然柏林战役后部队极度疲劳，但这些口号却到处都得到响应。
关于这点，在有各集团军司令员参加的那次两小时的会议上也谈到了（关于那次会议我已详细地叙述过）。结果，那次会议成了战争过程中的最后一次会议。这是在最后一次战役开始前，即将实施该战役的各集团军司令员，最后十次被召集到方面军司令部。想必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对那次会议记得特别牢。
在转到描述这次战役之前（该战役不是像原计划的那样6月7日开始，而是提前了一昼夜，于5月6日开始），我想即使用几句话谈一下即将同我一起实施该战役的我的几位战友也好，因为我在前面的叙述中，还一直没提到过他们。
其中我要谈的第一个人就是第13集团军司令员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普霍夫上将。我曾多次谈及该集团军的作战行动，不论是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中，还是在柏林战役中，以及在布拉格战役中，他的集团军都十分出色地完成了赋予它的最复杂的任务。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普霍夫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是一位具有丰富战斗经验和本职工作经验的人。战前，他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任过教，指挥过师和军，战争开初的几个月，他被推上了第13集团军司令员的职位，他和他所指挥的集团军一起，走过了从莫斯科城郊到柏林和布拉格的整个战斗历程。他参加了库尔斯克突出部的战斗，承担了沿我军防御的北正面对德寇实施主要突击的任务。他指挥的集团军是第一批强渡第聂伯河的集团军之一，而且后来打遍了整个乌克兰和波兰。该集团军是第一批前出至维斯瓦河的集团军之一，他同坦克部队一起，强渡过维斯瓦河，并夺取了桑多梅日登陆场。
在强渡维斯瓦河时，普霍夫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表现出了高超的技巧、随机应变能力、勇敢和坚定性。为了把我们从该登陆场赶走，敌人实际上做了所能做到的一切。在争夺登陆场的初期，这些最残酷的反冲击不得不主要落在普霍夫集团军的身上。
在这次艰苦的战斗中，
第13集团军参谋长、具有天才参谋才能的Г·К·马兰金将军也表现得很出色。在组织党政工作中，集团军事委员会委员М·А·科兹洛夫将军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当我能亲自监督第13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工作时，我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值得学习的榜样。从他们的工作中，可以使人感到有一种协调性、精确的组织牲和真正同志式的精神。第13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表现出了这样的榜样：在完全无条件的一长制情况下，这个领导集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最有效地将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事业。
在同普霍夫工作初期，有时我觉得，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有点不干脆，不果断。在对他认识加深以后，我确信，这个外表温和和安祥的人，能在复杂情况下，表现果断，以强硬的手段维持部队的秩序。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善于依靠自己最亲密的助手，信任他们，并高度评价自己参谋长的长处。
在夺取柏林的那些日子里，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在我面前表现了有点出人意料的一面。我恰好在普霍夫那里庆祝五一节。当时，柏林实际上已被占领。就在他的指挥所里匆忙组织了一个节日宴会。虽然我们早在一起战斗了，可是，在那里我可能是第一次看到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直接充当好客主人的角色。
我从未料到，普霍夫竟是一位歌曲爱好者和唱歌能手。那天晚上，他唱了很多歌：他是一个出色的领唱人，他吸引了所有的人。他特别擅长演唱抒情歌曲。他的那种由战争环境锤炼出来的全部真诚、热情和坦率，在这天晚上仿佛都进发了出来……
我们方面军里有几位集团军司令员，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由于情况条件的原因，没有在主要方向作战，而是在次要方向上作战。他们的集团军执行的是防御任务，掩护我进攻突击集团的翼侧，牵制敌人。也就是说，完成那些方面军范围内完成必要的、然而可说是不太显眼的任务。关于这些任务，通常只是最简要地提一下，而主要注意力则集中在方面军的突破地段上，集中在最重要事件发展的地段上。
第52集团军司令员康斯坦丁·阿波罗诺维奇·科罗捷耶夫将军，在战争的最后战役中，就是扮演的这种比较不太显眼的角色。他和他指挥的集团军，走过了光荣而艰难的战斗历程。虽然他没带领自己的集团军去直接攻打柏林，也没有进入布拉格，可是，他同样承担了方面军部队实施这些战役时自己应承担的一份责任，因此，他有完全正当的理由为这些战役的胜利而骄傲。科罗捷耶夫和他的部队，在交给他们的那些地方，其中包括格尔利茨附近的残酷战斗中，保障了这一胜利。当时在格尔利茨附近，德寇向他指挥的集团军进行了疯狂的反冲击。
遗憾的是，科罗捷耶夫将军也和伟大卫国战争中的其他许多军事首长一样，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很显然，他的去世，正如现在通常说的那样，是由于战时“过多的工作”、对事业、对数万人的生命的责任感所带来的高度紧张造成的。这种高度紧张首先也是由战争的一年等于服役的三年这种计算事实决定的。
科罗捷耶夫是位经验丰富的集团军司令员，他总是最认真、最出色地完成方面军赋予他和他的集团军的一切任务。他打过很多仗，作战认真，不要滑头，从来也不躲避落在他身上的最复杂的战役……
伊万·捷连季耶维奇·科罗夫尼科夫是第59集团军司令员。在柏林战役和布拉格战役中，他也是处在尽管重要，然而从方面军的整个任务看来仍属次要的方向上。情况不是像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时那样，那时，科罗夫尼科夫是处在其中一个主要方向上，并在解放克拉科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事件的重心移到了我方面军的右翼，因此，科罗夫尼科夫才处于不那么显眼的位置上。
第59集团军是于1944年底从列宁格勒方面军调给我们的。我很高兴同伊万·捷连季耶维奇相见，除了公务上的原因外，还有纯属个人方面的原因。
原来，在三十年代，当我在蒙古指挥特种军的时候，利·罗夫尼科夫就是这个军的政委，尽管他学的是指挥。我对他看法很好：他是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出色的教育工作者、最好的同志、最正直的人。
而现在，当我们都以新的角色（我是方面军司令员，他是集团军司令员）碰在一起时，我到他那里去，就像到自己的老战友和老同志那里去一样。可是，应该说，我在任何方面从没给他打折扣，而是尽量地要求他。我打内心高兴的是，他总是圆满地完成了交给他的一切任务，因为假如完成得不好，我也不会看在老交情的份上而放过他。
在解放克拉科夫和上西里西亚战役中，科罗夫尼科夫将军和他指挥的集团军，作战特别积极而卓有成效。的确，有时他埋怨我给他的坦克太少了，而他又很熟悉坦克部队，并且对使用坦克部队很有兴趣。但是，毫无办法，情况就这样，大量的坦克不得不投入到别的方向上，尽管科罗夫尼科夫集团军不论是在柏林战役中，还是在布拉格战役中，都担着很重的担子，在拉得很长的战线上保障着方面军的左翼。
现在，当我回忆这个人的军事活动时，我应该说，他是一个值得深受尊敬的人。
我想谈一下在我们方面军作战的：由斯捷潘·阿基莫维奇·克拉索夫斯基上将指挥的空军第2集团军的飞行员们。
克拉索夫斯基将军本人是一位老战士，久经考验的战斗指挥员，他不仅熟悉空军，而且很了解地面部队，及他们的勤务和要求。
空军集团军司令员的地位通常是双重的：一方面，他完全隶属于方面军司令员，另一方面，他又隶属于莫斯科的空军总司令。所有的物资、整个技术领导、都由那里负责。但是，С·А·克拉索夫斯基总是善于从因双重隶属关系而产生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因而在这种场合，我始终对他的非凡能力感到惊奇。
他指挥着一个最大的空军集团军，有近3，000架飞机。为了支援地面部队进攻，他不得不进行大范围的作战。由于斯捷潘·阿基莫维奇热爱航空兵，为了保障它免遭正确的、有时可能是不正确的责难，有时就故意夸大航空兵战斗使用的困难。可是，当战役计划已经拟定，并经批准后，他和他的司令部就既坚决贯彻方面军司令员的决心。也坚决贯彻自己的决心。
关于克拉索夫斯基将军，我的看法是，他是一位很有能力的航空兵首长。他的部属——空军第2集团军各军的军长——都是富有战斗经验和光荣传统的苏联飞行员中的一辈杰出人物。这些战斗经验和光荣传统是在和平时期养成的。这些人都经受了战争初期最严峻的考验，当时，德寇空军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飞行技术性能上，都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