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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背后向他们压得越紧，打得越狠，他们越是以更大的劲头向前突围，向我们后方突围。从背后对他们实施的每次突击，好像在这里、在前面，在他们对我们实施的突击中都有反应。敌人收拢自己的战斗队形，拼命向我们反扑，但什么也没从中捞到。他们除投降外，没有任何其他出路。的确，敌人本可以尝试穿过我们的战斗队形，而与芬克会师的。
这里也包含着情况的特殊性。消灭其他被围敌军集团的战斗行动，譬如说，消灭斯大林格勒敌军集团，或者是消灭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敌军集团，都是以沿向心方向实施的向心突击进行的。而这里的情况却完全是另一码事。该敌军集团本身是处于攻势的、运动着的。它要竭力突出包围，因而使用了全部的兵力和兵器。既然它是从我们这里突围，那么，我们的态势也就因此而变得困难起来。
战斗中，德国法西斯军队曾两次突破合围圈。第一次突破被制止了。他们又进行第二次突破，经过连续突击，向前推进相当远，到了贝利茨地域，到5月1日，他们在那里剩下不过5公里就可以同芬克集团军会师。当时，芬克部队正在从西面继续冲击。
但是，在这再次的突破中，德寇还是未能进到我们的后方。他们突围，又被合围，再次突围，再次被合围。他们始终在我军的合围圈中运动。然而，无论如何，这些战斗实例再次证明，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29万士兵就是20万士兵，更何况是为达成自己的最后目的而有目的地、拼命挣扎的20万士兵。
20万人中，突围到贝利茨地域的约有3万人。他们突围后重新置于我军的打击之下。
为了不放跑他们，我们不得不在继续以反转正面——正面向西，而戈尔多夫的近卫第3集团军的正面向东和东北方向——同芬克作战的同时，将近卫机械化第5军部分部队，也转向东面作战，并投入第13和第28集团军的部分兵力，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的几个旅，以及几支其他部队，直至方面军控制的摩托车团。里亚扎诺夫将军指挥的强击机，以超低空飞行积极行动。
每个苏军士兵和军官，都想活到已经为期不远的胜利日，他们经历了长期、艰难的战争岁月，但在这场战争的最后战斗中，为赢得战胜法西斯的胜利，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去献身。
希特勒匪徒曾数十次地企图经第28集团军反坦克歼击炮兵第530团的阵地突围。有时，德寇涌到了火炮跟前，这时，我们的炮兵以全部武器，直至军刀去对付敌人。炮兵们无比坚定勇敢。伤兵都不下火线。以帕维尔·沃尔科夫大尉为首的炮兵第4连全体成员，战斗到了最后一个人。这里所有的人都牺牲了，但他们没有后退一步。炮兵连长本人就是最后牺牲的人之一，他拉响反坦克手榴弹，与扑向他的一群法西斯匪徒同归于尽。
在萨拉瓦里上尉指挥的炮兵第6连，全体军官都牺牲了，剩下的只有几名伤兵。奇格林大尉，瓦里亚戈夫上尉指挥的各炮兵连，也都进行了忘我的战斗。
全团人员都表现了大无畏精神和英雄主义。反坦克歼击炮兵第530团用自己的炮火，消灭了约2000名法西斯匪徒。该团13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其中6人是追认的。
过了近二十年，1962年，当我在柏林逗留，并参观巴鲁特区时，在郊外的村庄里，我还看到过这个战场的遗址。森林里留下了一些锈蚀不堪的钢盔和武器残片，在一个湖中，当时曾填满了尸体，以致其中的水都不能饮用。所有这些使人回想起德军第9集团军残部最后几天突围的情景。突围时，德寇无渭的牺牲，是和绝望时的鲁莽、必然灭亡前的悲观决心结合在一起的。
西方的历史编篡学家，有时明显地夸大了德国法西斯第9集团军中5月2日前突破合围向西逃窜的那些人的力量。某些历史学家甚至断言，突出合围的有2—3万人。显然，这是大大夸大了的数字。我，作为一个方面军司令员，可以证实，5月1日夜间，敌人与其说是向西突围，不如说是在战线的各地段穿过森林向西潜逃，而且只是少量詖打散的几股敌人，大概不多于3，000—4，000人。
合围并消灭法兰克福—古本集团，从4月22日实现战役合围算起，经过了10天的战斗。消灭该集团，主要不是在原合围地域进行，而是在尔后韵战斗过程中，在其企图向西突围时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运动中进行的。
敌人实际上是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别无他途，作出了最冒险、最出人意料的决定。他们竟敢在其他情况下不敢突围的地方突围。应该说，强大敌军集团在面积相对有限的合围圈内，采取密集配置，使其能够在需要的方向上迅速建立起突击力量，在狭窄的突破地段上形成了暂时的，但并非决定性的优势。合围地域内的大片森林，有利于敌人这样做，使它能在某种程度上隐蔽地变更部署。
形势要求我们迅速机动和很好地使用预备队，使德寇即使在短时得手的情况下，也不能得到机动的自由。我们极其冷静地对待所发生的一切。对于我们来说，柏林地域的战斗是主要的。我们没有表现出过分的紧张，把歼灭法兰克福—古本集团放到了应有的地位，这种地位是和它在整个局势中的作用一致的、恰如其分的。
空军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飞行员们参加了消灭该敌军集团的战斗，共出动强击机2，459架次，轰炸机1683架次。
在消灭该集团的战斗中，我们的炮兵打得特别好。即使在德国法西斯军队以重兵直接向他们的阵地前出时，他们也没后退，而是用榴弹实施直接瞄准射击，迎击敌人，以非凡的勇敢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如果将芬克指挥的第12集团军与迎芬克实施突破的敌第9集团军的战斗行动相比较，我认为，应说说，敌第9集团军要好一点。芬克在初战中遭到沉重打击后，后来还是继续作战（如果可以这样客气地说的话），但那只不过是执行命令，仅此而已。而第9集团军在突破合围时大胆坚决，拼命战斗。正是他们的这些坚决行动使我们在战争的最后日子里，遇到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和困难。
4月28日
随着施潘道—威廉城地域敌屯兵场的拔除，以及白俄罗斯第土方面军第47集团军从波茨坦到施潘道向哈弗尔河的前出，被合围于柏林的敌军集团向西突围实际上已成泡影。同时，柏林的希特勒匪徒开始感到食品严重不足，特别是弹药奇缺。敌人的仓库主要分布在已被我们占领的柏林市郊。我们发现了敌人从空中向被合围的德军部队补给弹药的企图。但无论如何，这是办不到的。几乎所有飞往柏林的运输机，还在飞往城市的途中就被我空军和高射炮兵击落。这一整天，我们两个方面军的部队都在继续进行激烈的巷战。
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将军决定向希特勒报告德国法西斯军队从柏林向西突围的计划。
魏德林在报告中指出，这些部队在市区最多只能战斗两昼夜，以后将毫无弹药。他计划在温肯城以南，以三个梯队沿安德赫大道向西突围。
计划将野战航空兵第9师的部队和加强有德军尚存的坦克和炮兵的基本部分的摩托化第18师，编入第一梯队。
计划由两个团和一个海军陆战队营组成的“蒙克”集群作为第二梯队，担任突破。早在4月26日，邓尼茨海军元帅已将该营空运到柏林。希特勒大本营也应随第二梯队一道突围？
“明谢贝格”坦克师残部、“本芬格尔”战斗群、“诺尔德兰德”党卫军摩托化第11师残部，以及野战航空兵第79师部队，计划编入第三梯队，掩护突围。
可是，希特勒没有同意这一方案。
将这个方案同4月28日日终前出现的局势对比一下，我认为，这个方案是毫不现实的。严格地讲，当投降这条明智的出路同样被否定、而又没有任何第三条出路的情况下，进行绝望的、甚至可以说是疯狂的突围尝试、是毫无意义的。
头一天，雷巴尔科指挥的集团军已受领了一项任务，要求他与卢钦斯基集团军的第20军协同动作，于4月28日完全占领柏林西南部，并前出至兰德韦尔运河及其西南地区。
雷巴尔科的部队于夜间完成变更部署，经短时间的炮火准备，随即转入进攻。苏霍夫的机械化第9军，在卢钦斯基集团军第61师的协同下，向亨利五世公园—维多利亚大道总方向进攻，以便于4月28日傍、晚前夺取兰德韦尔运河地区。
还计划往这一地区投入配属有卢钦斯基近卫步兵第48师的雷巴尔科近卫坦克第6军。雷巴尔科近卫坦克第7军和卢钦斯基的第20师向蒂尔加登进攻，日终前，应攻占水族馆、跑马场和蒂尔加登公园西部。
与此同时，雷巴尔科的右邻——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坚决向西推进，直到兰德韦尔运河南岸，并前出至安特加尔车站、吕佐夫—普拉茨，以及普拉茨大街和马森大街的十字街头。
由于考虑到崔可夫部队的向西推进，和为了尽量不使我们的部队在巷战中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部队混在一起，因此，我命令卢钦斯基和雷巴尔科，在前出至兰德韦尔运河后，将自己推进最远的部队转向西面，在当时划归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新的作战地带内继续进攻。
我为此事而与帕维尔·谢苗诺维奇所进行的电话交谈是极不愉快的。他声明说，他不理解，为什么已指向市中心的各军，又要根据我的命令折转向西，改变进攻方向。
我很理解集团军司令员的心情，但我只能回答说，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部队向柏林的进攻发展顺利，按照划定的分界线，柏林市中心属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作战地带。
因为我了解雷巴尔科，所以我应该说，他之所以不满，不能看成是他冲进去再占领几条街道和几个广场，是为了扬名。他本来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