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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因蒙恬是嬴政的大将，而予以抨击，说明六国反动的残余情绪，是如何的强烈。嬴政不比战国时代其他国王更坏，何况他建立统一中国大业。统一大业如果是一种罪行，则司马光一定赞成四分五裂、群雄割据了。宋王朝向西夏帝国用兵，向辽帝国用兵，岂不也是“荼毒天下”？何以不敢发一字抨击赵家皇上。
在儒家系统中，秦王朝和嬴政成为罪恶箭靶，一有机会，不经过大脑，随手就是一箭。
赵高害怕沙丘矫诏的阴谋被揭发，向二世皇帝嬴胡亥建议制造恐怖，使用最严厉的法条和最残忍的手段，凡是有罪嫌的人，都扩大他们的案情，叫他们在口供中尽量说出他们亲友的名字，逮捕那些亲友后，再如法炮制，然后一网打尽，这样就可以把重要大臣和重要皇族全部诛杀。嬴胡亥完全同意，于是，在法律外衣下，屠杀开始。任何大臣或王子，只要涉及到一件微小的事，就立即逮捕审讯，审讯时扩大打击面。不久，12位王子在咸阳街头被处决，10位公主在杜邮（陕西省西安市西境小镇，白起死处）被车裂（五马分尸），家产全被没收。
因口供中出现名字而被逮捕的人，更不可胜数。王子嬴将闾跟同母兄弟三人被囚禁在皇宫内院，最后才定罪。三人拔剑自刎。另一位王子嬴高想逃亡，但又怕家人被屠，只好上奏章请求赐死，嬴胡亥全部批准。
政治性冤狱是恐怖政治中最极致的一种手段，把恐怖推向人生尽头，中国传统权力运作中，冤狱比屠杀更能发挥镇压功能。但有计划地大规模推动，却由嬴胡亥首开其端。我们不相信嬴胡亥全无人性，只是无限权力使他的人性丧失。这种人不会尊敬蒙恬之忠，只会嘲笑蒙恬之蠢。嬴将闾显然跟嬴胡亥感情至笃，所以才被囚禁内宫。最后审判已定，嬴将闾申诉他并未犯罪，当然不会发生作用，政治性冤狱最大的特征是：无罪不能无刑。不过，任何错误的决策和任何人为的罪恶，都有个终结，都要付出代价。只是谁也没有嬴胡亥终结之日和付出代价之日，来得那么迅雷不及掩耳。
纪元前208年，历史上最早和最大一宗冤狱，在秦王朝政府演出。宦官赵高仗恃皇帝嬴胡亥对他的宠爱，专权横行，各地变乱蜂起，宰相李斯颇为焦虑。赵高遂决定摧毁李斯，于是向嬴胡亥打小报告说：“当初沙丘密谋，李斯是重要角色。而今陛下已即位皇帝，而宰相不过仍是宰相，他的愿望很明显，要陛下割给他土地，封他当王。另外，他的长子李由任三川郡长，故楚王国领土上的那群盗匪，像陈胜之流，都是宰相家乡邻县的子弟，双方有浓厚的乡情。所以盗匪公然横行。经过三川城下，李由都不攻击。”正巧，李斯与右相冯去疾、大将军冯劫联名上书，请求暂停阿房宫工程，削减边防军的轮调次数，减轻各种苛捐杂税与苦役。嬴胡亥阅后，大怒若狂，下令逮捕三人。冯去疾与冯劫闻讯自杀，李斯不肯自杀，独自到监狱报到，嬴胡亥任命赵高进行审判。赵高审判李斯，苦刑拷打达千余次，李斯不堪刑求，只好承认罪状（即现代的“突破心防”、“坦承不讳”等“自动招认”），李斯所以自诬，因他自信他对国家的贡献和他的辩才，终可以恢复清白，获得昭雪。诬服之后，再上奏章，希望嬴胡亥醒悟赦免。奏章呈递上去，当然先到赵高之手，赵高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冷笑说：“囚犯有什么资格表达意见！”然而也使他提高警觉，决定堵塞最后一个漏洞。于是派遣他部下十余位门客，冒充皇家检察官（御史）、宫廷礼宾官（谒者）、宫廷侍从（侍中）之类，宣称奉皇上命令，复查李斯案情。李斯以为他的奏章发挥效力，据实回答。冒牌官员回报后，赵高责备李斯不肯合作，再加苦刑拷打。若干次之后，李斯畏惧痛苦，再有人来询问时，只好继续自诬。后来，有一天，嬴胡亥果然派遣亲信前来复查，李斯无法辨识真假，不敢更改口供。嬴胡亥得到报告，感谢上苍说：“要不是赵高，几乎被李斯出卖。”于是李斯被判处五刑（一、先在面上刺字。二、削鼻。三、砍下双脚脚趾。四、用鞭捶死。五、斩首，剁成肉酱），在咸阳街上腰斩（可能代替鞭死）。李斯死后，屠灭三族。
李斯被处决，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件冤狱，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和最大的一件冤狱。男主角竟是缔造秦帝国的巨头，担任宰相30年，身兼法家学派巨子。这场冤狱为中国政治性冤狱政策立下典范，被以后两千年间的暴君暴官谨慎奉行。最主要的手段是“诬以谋反”，对有些人，如果不诬以谋反，简直无法铲除。这顶铁帽，即令是宰相也无力承当。以致发展到最后，甚至还有强臣指控君王谋反的怪事，它是一种锐利的诛杀武器，对宰相固可以使用，对君王同样可以使用，对手无寸铁的文化人跟平民，其效更是如神。
次要的手段是“苦刑拷打”，它除了摧毁肉体的抵抗力外，还同时摧毁对手的尊严。于是产生了“攻破心防”、“自动招认”、“坦承不讳”等专业术语，铁帽遂成为孙悟空头上的金箍，怎么拿都拿不掉。李斯自恃他的忠心和辩才，赵高何尝不知道李斯忠心！至于辩才，李斯的奏章即令到了嬴胡亥面前，也不能救他一命。从奏章上看，秦王朝的建立，仿佛李斯一手完成，那么，置嬴政于何地？专制封建政体下，天下只有一个人才，就是“领袖”。功归于上，或许还可自保；功归于己，纵在平时也会招祸，何况缧绁之中？李斯对官场如此陌生，30年宰相，可是白干。即令不会激起反感，嬴胡亥成见已深，岂会采信一个囚犯的一面之词？哪一个囚犯不喊冤枉？谁敢推翻案卷里调查所得的“确凿”证据？嬴胡亥真想了解真相，何必派人复查？和李斯亲自面对就行了，但嬴胡亥岂是肯面对之人？
冤狱政策中最毒辣的一招是运用诈术，使李斯不敢翻供。诈术日新月异，20世纪的是：“只要你表示悔过，我们就送你回家。”再有智慧的人，都很难抵挡；以致李斯第一等英才竟栽在三流狱吏之手。而嬴胡亥明知赵高是李斯的死敌，却把李斯交他审讯，结果当然可以预卜。但这一点却给后世的暴君暴官们一个很大启发。
从发生冤狱的多寡大小，可以衡量一个政权的品质。了解这项因果，对中国人的苦难，当会获得深刻的感受。
司马迁评论张耳、陈馀说：“张耳、陈馀，举世称为贤才，他们的门客，甚至仆役，也都是天下的俊杰，在他们所在的国家里，全取得宰相级的高官。张耳、陈馀贫贱时，互相誓言为对方效死，并不是一句虚话，他们都有那种情操。可是，一旦身居高位，争权夺利，竟至两败俱伤。为什么从前相爱如彼之深，现在却相恨如此之苛？岂不仍是势利之徒？”
人际之间的关系，亲密易，信任难，谅解尤难。张耳和陈馀的友情，并不虚假，但他们并没有发展到绝对信任和绝对相谅的程度。所以，钜鹿被围之日，也就是张、陈二人友情瓦解之时。张耳日守危城，城随时会破，人随时会死，唯一的盼望就是陈馀那支军力，而陈馀却按兵不动，张耳岂不愤懑？可是陈馀了解，只要出击，军必溃，身必亡，对局势毫无补益。从张＇上厌下黑＇、陈泽的例证，可说明他的乌合之众确不堪秦军一击。张耳独责备陈馀不死，而他的儿子张敖也率军在外，同样一动都不敢动，置老爹的生死不顾，张耳对儿子为什么不发一言？如果说陈馀背叛老友，张敖岂不是背叛老爹？形势犹如山崩，张＇上厌下黑＇、陈泽之事，不过火上加油。司马迁称二人是势利朋友，那么，张耳、张敖难道是势利父子？
张耳即令相信陈馀绝不会背叛（犹如他相信他儿子张敖绝不会背叛一样），纵然没有人从中挑拨，纵然不把印信收回，二人的友谊也已无法恢复原状。相爱越深，一旦不信不谅时，谴责也越烈。此时如果张耳拒收印信，表面上还有和解可能。然而，二人当初不过两个光棍，如今各有各的摇尾系统，摇尾系统“效忠”到极致，一定会煽动主子之间互相仇恨，甚至火拼，以便从中取点小利。所谓主子，在摇尾系统掇弄下，身不由己，父子都能被掇弄得反目，何况已经互相生疑的朋友？
楚怀王芈心任命大将刘邦，于纪元前207年攻陷武关，战火已接近秦王朝心脏，宦官赵高怕二世皇帝嬴胡亥翻脸，遂诛杀嬴胡亥，改立嬴扶苏之子嬴婴登极（三世皇帝）。纪元前206年，嬴婴坐着白马拉的丧车，脖子上套着绳索，把皇帝用的各种印信，包括“玺”、“符”、“节”（玉玺，皇帝印信。符信，或用金属，或用玉石，上面刻着文字，中分为二，一留中央，一交在外官员。符节，形状像一根竹竿，竿头有毛缨，使臣拿着它，表示君王亲临），在轵道（陕西省西安市东北）路旁，下车迎降，秦亡。
贾谊曰：“秦王国以那么一小块土地，夺取天下最高权力，胁迫八州（古中国分九州，秦王国居九州之一的雍州，六国则居八州）朝拜它这个同等地位的国家，凡百有余年。然后统一天下，化世界为一家，崤山和函谷关都成了宫殿，声势盖世。想不到一个人冒险犯难，庞大帝国的祖宗七庙（儒家礼制，从老爹上溯到高祖父的祖父，各建一座祭庙。加上创立政权那位祖先的祭庙，共七座庙。统称“太庙”），全部摧毁，身虽死而仍被天下讥笑，原因何在？在于不知道推行仁义。同时，攻守形势，恰恰相反。”
杜牧《阿房宫赋》道出六国覆灭的真相：“亡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贾谊强调仁义，仁义当然重要，但并不是唯一主宰。嬴政的仁义何在？还不是消灭六国，建立空前未有的大一统江山。至于攻守形势相反，战国时代，几次南北合纵同盟，秦王国都居于挨打地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