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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凡尔登战役时他年仅15岁,这在当时德军中绝无仅有。后来他出书记载了这段经历,也因此成为希特勒青年团顶礼膜拜的偶像。在纳粹的宣传下,二战末期德国参战的15岁少年兵达数千人之众,其中不少人都成了纳粹主义的牺牲品。
在阿克斯曼的蛊惑下,我们决心用阿恩特式的勇气来武装自己,天真地以为也能像他那样名垂青史。我们宣誓效忠希特勒,绝不辜负元首的期望。盲目的愚忠把我们变成了一具具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将纳粹主义看作至高无上的理想。在今天看来,那是一种充满罪恶的狂热,但当时的我根本毫无意识。当我们这些孩子冒着炮火在外面玩命时,制造这幕惨剧的纳粹官僚却悄悄地躲进了各自的地堡,或者早就逃之夭夭。越来越多的谣传开始出现,传说那些逃跑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都被遍布柏林的警察给绞死了。对此,我们深感震惊。
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我并没有受过重伤,只是左手手指曾经被子弹片击中,导致整个手掌都被裹在石膏里,而且由于皮肤里的金属残渣作用,小手指也开始发炎。但在紧张的工作压力面前,我根本顾不上这些,我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疲劳和危险,永无安宁时刻。一天中至少工作18个小时,过度劳累让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入睡,同时也让我忘却了伤势,但格特鲁德医生却坚持让我去帝国大楼的急救医院里打一针。想来真是一种命运的嘲弄,我那么不顾一切地冒着生命危险冲过“死亡街道”,只是为了治好一个小小的指头。不过很不幸,由于注射了过量的破伤风疫苗,我全身开始长出水泡。
此时,无论是格特鲁德医生的诊所还是帝国大楼下面的急救室里,各种医疗药品奇缺,惟一还有些储备的只剩下动物园地堡里的军事医院,雷娜特希望我从那里取回些药品做补充。动物园地堡位于蒂尔加腾西南角,距离纳粹党总部有很远的距离,而且中间要穿越遭苏军密集轰炸的地区,同时面临苏联巡逻兵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前去无异于送死,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你一定能行!”雷娜特鼓励我,听她的口气就像在谈论一场升学考试。我不愿让他们失望,只好答应下来。这一答应就直接送我去鬼门关走了一趟,幸亏最后还是回来了。从我出门的第一刻起,苏军的火箭炮就像冰雹一样汹涌而来,不断激起猛烈爆炸,引发的大火把周围烧成一片火海。临近动物园地堡时,我又遇到了浓烟的袭击,视线完全被挡,分不清东南西北。在这种处境下,我最终能够安全抵达,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在拿到所需的药品后,我正准备离开。此时,大量士兵和平民涌入防空洞中,如潮的人群完全不遵守任何纪律规则,夹在中间我几乎寸步难行。现场一片混乱,许多人都在高声尖叫,婴儿们受到惊吓不住地啼哭,我还亲眼看见一对男女在众目睽睽下当场做爱。在漫长的等待中,我突然想起哈尼斯或许就在此处,于是立刻环顾四周,试图找出他的身影。但很快我发现这是徒劳之举,因为即便他真在这儿,面对那么多人,想要找到他的可能性十分渺茫。人群开始变得愈加疯狂,我几乎是被推出了底楼门口。虽然又再次面临苏军炮火的威胁,但我的心情却感到一丝轻松,终于摆脱了那种疯狂,而且我还很幸运地活着。
回到党总部,我把药品交给了雷娜特。作为奖励,她帮我打了一针药剂,暂时减轻了水泡带来的疼痛与瘙痒。我吃了几片烤干面包,又喝了几口杜松子酒,却依然感到肠胃疼痛难忍。我已经整整一天没吃东西,只是喝了几口水。如果不是有机会去地堡,我可能连一滴水都喝不到,也许早就脱水而死了。过了一会儿,腹部的疼痛终于减轻了,但整个人已经无比虚弱。我一直靠自己的毅力在勉强支撑,直觉告诉我绝不能放弃,一旦倒下就永远也站不起来了。
当天深夜,希特勒把汉娜·瑞奇叫进书房,告诉她自己决定和爱娃一起自杀,并要求在死后将尸体全部焚毁。他随后取出两瓶毒药,一瓶给她,另一瓶则给格雷姆。格雷姆夫妇在地堡内有自己的房间,余下的3天里,瑞奇多数时候都在卧室里陪着格雷姆,希特勒也会经常来看望他们。希特勒坚持要求格雷姆尽快离开地堡,重新担负起指挥职责。但格雷姆夫妇却拒不同意,他们希望留在地堡中,和希特勒一起“殉国”。在末日来临之际,他们决心一起服毒自尽,但自杀的手法却与众不同。他们没有选择用手枪打穿头颅,而是每人拿一颗手榴弹,在吞服毒药的一瞬间拉掉保险环引爆自尽。
疯人院(4)
在我看来,冯·格雷姆无疑是一位战斗英雄,也是位智勇双全的军事家。但即便是这样一名杰出将领,也深受希特勒魔咒的蛊惑而不能自拔。当他在地堡里遇见科勒时,曾兴奋地对这位部下说:“元首强大的自信完全激发了我的斗志,德国不会灭亡,我们一定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个地方就像是不老泉,让我重新充满活力。”
科勒简直不敢相信他的话,“这个地方是精神病院!”他喃喃道。
地堡确实越来越像个精神病院,希特勒一天到晚在他的书房或地图室里踱来踱去,嘴里不停地痛斥那些帝国的叛徒们,有时候情绪激动得濒临休克状态。戈培尔恼怒于戈林的仓皇出逃,当那么多忠于希特勒的将领都愿意为之献身时,他这个空军元帅却敢苟且偷生,简直罪大恶极!他大谈特谈为第三帝国牺牲的无上光荣,猛烈抨击希特勒身边的那些叛臣贼子。在戈林、斯佩尔和希姆莱等人纷纷落马、出逃之后,鲍曼已经成为希特勒身边最重要的助手之一,另外两个当然是戈培尔和阿克斯曼。
阿克斯曼愚蠢地深信希特勒是上帝派到人间的救世主,注定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伟大领袖,他是不同凡俗的超人!由于这番狂热的吹捧,希特勒兴高采烈地授予他帝国最高荣誉——日耳曼金十字勋章,而且由希特勒亲自为他授勋。希特勒还对他说:“没有你那帮孩子们,战斗不可能坚持到现在。不仅仅在柏林,在全德国都是这样。”阿克斯曼答道:“他们都是您的孩子,我的元首!”回到党总部后,阿克斯曼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和喜悦,对我们高声叫道:“为了忠诚!为了我们所有人!”至此,他已经成了希特勒最倚重的心腹之一,他也把自己的座右铭改成了“无条件忠于元首!”
当天,魏德林将军的指挥部遭到喀秋莎火箭猛烈袭击,无奈之下只能撤往帝国大楼附近的一个地下室。该地下室作为旧陆军总部所在地,曾秘密处死过因刺杀希特勒失败而被捕的冯·施道芬伯格上校。4月26日,苏联军队已经开抵亚历山大广场,距离希特勒的最后巢穴仅1公里之遥,苏军坦克很快将出现在威廉姆斯大街。
第十二章 最后的背叛
最后的背叛(1)
1945年4月27日早晨,我同往常一样穿过炮火的封锁和呛人的浓烟,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地堡的前厅。我的双眼被硝烟熏得难以睁开,模模糊糊看见前面有3个女人的身影。在她们眼中,我肯定看上去衣衫褴褛、邋遢不堪。身上的军装撕破了,面孔乌黑,头发蓬乱,模样简直糟糕至极。自从搬入党总部后,我一直没有换过外套和裤子,更不用说里面的内衣和袜子。由于我急急忙忙地冲进来,再加上浑身上下这幅尊容,显然会把眼前的这几位女士吓一大跳。其中一位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干净的丝绸手绢递给了我,我马上表达了谢意,用手绢擦了擦双眼。接着,她又递给我一杯凉水,我正准备说谢谢,一抬头,手里的杯子滑落了。
她是爱娃·勃劳恩!我立即认出另一个女人就是玛格达·戈培尔。落到地上的玻璃杯顷刻间摔得粉粹,我涨红了脸,又羞愧又窘迫,恨不得马上离开这儿。这时候,爱娃从一旁的餐车上又拿来一杯水递给我,轻轻地说道:“别紧张!别紧张!”
我接过杯子时,注意到玛格达的手正放在额头上,似乎有些头疼的症状。她背后的另一个女人开口道:“这么小的孩子都被送去打仗,实在太可怕了。”玛格达依然用右手盖着额头,一言不发。爱娃不停地好言安慰我,她甚至用手帕蘸了点水,轻轻擦拭着我的眼眶。“冷静点,别紧张!”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格特鲁德医生,她还是对爱娃很好奇:“她看上去有多大?”
“25岁左右?”我估摸道。我从不擅长猜测别人的年龄,这次果然又错了。实际上,爱娃当时已有35岁,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从她的举止仪态上看显得非常年轻,更像个女孩而不是女人。她身上有着突出的少女气质,乐观开朗,神情愉悦。不管面对怎样的坏消息,她都不会显露出一丝忧虑。在我眼中,她就像个电影明星那样迷人。
第一次遇到爱娃时,她穿着一套深色礼服,佩戴金色的胸针。接触多了,我发现她每次露面时都打扮得端庄典雅,漂亮迷人。到了最后几天,她反而显得更加光彩夺目。作为希特勒身边的女人,她已经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对于这种特殊的地位她似乎也极为享受。每次露面她都和其他女人在一起,从未与希特勒单独出现过。
在多数历史评论中,爱娃·勃劳恩都被描绘成一个头脑简单、处事幼稚、完全意识不到身边罪恶的女人,我和她的第一次见面也证实了这一点。除此之外,在我的印象中,她还是个甜美、善良的女人。不过,申克教授却有着不同的观点,通过在地堡中的近距离接触,他认为爱娃并非一个幼稚简单的女人,也不见得那么善良,当然更不是什么聪明人。4月27日早上的那件事,证明了爱娃·勃劳恩同其他杀人如麻的纳粹分子一样冷酷无情。
爱娃的妹妹葛丽特是希特勒“嫡系部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