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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斯说得没错，这里的确是人间地狱，我的生命正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耗尽，所剩无几。我的衣服上布满了尘土和烟灰。每天的伙食非常糟糕，我们依靠厨房里堆积着的罐头食品过日子。掌管厨房的是一位很慈祥的妇女，我们都亲切地叫她“莱曼妈妈”。多数的罐头上面都没有标签，只有打开以后才能知道是什么东西。里面多半装的是肝泥香肠和红血肠，掺杂些咸肉末或者咸猪油，还有些罐头里装着黑面包，但不管是什么都很难吃。防空洞里没有生活用水供应，但却不缺少酒，这主要归功于鲍曼。纳粹官员们迅速洗劫了酒窖，源源不断地从里面搬出整箱整箱的葡萄酒、香槟和烈酒。我们用葡萄酒和香槟来泡茶，甚至连洗脸都离不开它们。
幸运的是“莱曼妈妈”还珍藏了一些奢侈品，例如沙丁鱼和法国吐丝等等，不过数量都很少。我们可以在她的小餐厅里分享这些美味，那个餐厅由两三张桌子拼凑而成。有一次，哈尼斯还从地堡专用的面包房里弄来许多刚出炉的面包，我们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搞到的。“莱曼妈妈”把这些面包均等地分给我们，包括格特鲁德医生病房里的那个苏联士兵也有份。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几乎所有人都出现了腹泻，但由于药品短缺我们只能强忍病痛。我吞咽了一些法国吐丝和烈酒，希望能杀灭体内的病菌，但这显然起不了什么作用。
党总部内的厕所污秽不堪，淤积的粪便堵塞了下水道，使得整个厕所臭气熏天。更要命的是，餐厅就在离厕所不远处，不时传来的阵阵恶臭令人倒胃，在那种环境下吃饭简直是痛苦的折磨。造成这种环境的主要原因除了过多的人员外，还有冲洗用水的缺乏。当时，只有地堡还能保证冲厕用水和清洗用具的供应。
从表面上看，鲍曼是为了陪在希特勒身边才搬到地堡，但我也怀疑，他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出于对自己个人安全的考虑。许多党卫队和纳粹党的文职官员都和他一样出不了城，他们都纷纷逃离了危险的地上办公室，潜入帝国党总部地下室和其他一些防空洞、地堡、避难所躲藏起来。有些幸运者还挤进了专为军队将领准备的更为幽静的地堡中，每当夜幕降临时，地堡的大小走廊里就会横七竖八地躺着众多和衣而睡的纳粹军官，他们全都被白天繁忙的战事搞得疲惫不堪。党总部的地下室里充斥着大量的纳粹文官，他们终日酗酒，让自己陷于酒精麻醉中，从而暂时摆脱战乱的阴影。
4月26日，这一天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前往元首地堡。不仅如此，我还将前往元首地堡内的纳粹最高军事指挥部。阿克斯曼要求我陪同他离开威廉姆斯大街，一起前往元首地堡。当时我正睡得迷迷糊糊，脑子里一片茫然，根本分不清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我已经疲乏不堪，没有力气再做思考，本能地接受了阿克斯曼的命令。等到我能够思考时，脑子里只剩下一些模糊的记忆，我勉强爬起床，跟着阿克斯曼出去了。我们的脸上围着泡过酒的手帕，在街道间急速穿梭奔走。威廉姆斯大街早已被苏军的喀秋莎炮火所覆盖，而且由于现在敌人逐渐逼近，我们还面临着狙击手的威胁。那些可怕的狙击手很快将这儿变成了最好的表演舞台，只要有人从地下冒出头来，就会马上成为他们的猎物。
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狙击手盯上，或是被火箭炮送上天，我只是不顾一切地向前狂奔，尽量不去想自己的命运。神奇的是，我们最终活了下来，并且顺利抵达大臣花园。经过府邸正门的时候，那里早已没有任何守卫。我们在大臣花园里面遇到了一位希特勒党卫队警卫旗队的士兵，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穿过如迷宫一般的走廊来到元首地堡外的入口。在入口处有一间小房子，那是希特勒的安全警卫头子约翰·汉斯·拉登胡伯的办公室。拉登胡伯和阿克斯曼是老相识，他很快为我签发了通行证，还带我到武器库去领了一把华尔瑟手枪。我把枪放到口袋里，跟着阿克斯曼继续向前走。我们来到了厨房的食品储藏室，穿过一个隧道，来到地堡的大门口。大门经过层层加固，外面有两个卫兵把守。卫兵们依然穿着整洁，精神抖擞，但身上的制服已经不是帅气的黑色军礼服，而是一套普通的军装。他们只向我们敬了个礼，没有更多的盘查，这令我非常惊讶。要知道，我的兜里可揣着枪，却没有人上来搜查。我之前一直听说，由于希特勒地堡周围的安全局势非常紧张，即便是高级军官都要求进行搜查，并没收随身携带的武器。而且按照规定，任何人都不允许带着手枪面见希特勒。但显然，我的第一次访问就打破了这个规矩，这也反映出当时元首地堡内部的混乱局面。为了通风的需要，地堡里的门经常敞开着。后来，随着我去的次数多了，连门口的卫兵都不再向我打招呼。我甚至还经常从花园里的紧急出入口直接进入元首地堡，因为那儿离党总部的距离比常规路线至少缩短一半，而减少一半路程就意味着减少一半的风险。
深入地堡（2）
许多年来，一直有人问我是否后悔没有亲手杀死希特勒。确实，我是有这个机会的，好几次我离希特勒仅有数米远，但我的回答是我不后悔，理由很简单，因为我当时根本没有动过这个念头。今天的人们也许不能理解这一点，但这的确是事实。作为一个成长在纳粹德国的16岁少年，我早就被纳粹彻底洗脑，在我的思想中，纳粹是世界上最神圣完美的政府，我从来都未曾质疑过这一点。和多数德国人一样，我狂热地崇拜希特勒，即便是到了战争末期，希特勒虚伪、罪恶的魔鬼形象已经表露无疑时，我还是没有放弃对他的崇敬。你可能会问：“难道你没有听过犹太人的遭遇吗？你没有听说过集中营吗？”我的回答是我从未听到地堡内外的人谈起过任何有关犹太人和集中营的事，当时我所理解的集中营与真实的情况完全相反。直到多年以后，我再回忆起这段过去时，才意识到自己当时已经陷入怎样的恐怖和罪恶中。
从一个更加实际的层面上来说，我也不后悔没有杀死希特勒，因为如果当时我真那么做了，可能的结果不是被当场枪毙，就是被立刻吊死，甚至还会被挂在肉钩上慢慢折磨而死，我也就不可能坐在这里向你们讲述这段往事。
进入地堡上层，我首先来到一个被称为“公共休息室”的房间，有时候它也被叫做餐厅走廊或者餐厅过道。房间很狭小，屋顶很低，里面摆放着一张栎木桌。地堡内的多数低级员工、警卫士兵、传令兵和秘书都会在这里用餐，食物主要是来自地堡上的食品储藏室。我来的时候，这儿已经成了戈培尔的孩子们的游乐室，桌子上地板上到处都散落着儿童图书。他们同其他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也会围着餐厅的桌子坐成一圈，相互嬉戏打闹，还会捉弄一旁的卫兵。年纪较小的孩子会趴在地板上玩耍，稍微大一点的就在屋内屋外捉迷藏，快乐温馨的场景让人感受到家庭特有的和谐气氛。起初，我一直以为特劳德尔·琼格是他们的保姆，因为大多数时间她都陪着这些孩子，喂他们吃饭，和他们玩耍，后来我才知道她原来是希特勒的秘书。戈培尔一家的卧室位于地堡上层入口的右侧，工作人员在楼上为高级官员们准备好饭菜，然后再送到地堡下层的房间中。
现在，地堡已经成了戈培尔夫妇的新家，但这个家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美好。不知是出于何故，他们彼此都难以容忍对方。虽然每次我看见他们时，这对夫妇都表现得相敬如宾，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两人之间的冷漠与隔阂。虽然在个性上格格不入，但两人却都效忠纳粹主义，尤其是玛格达·戈培尔，更是疯狂地崇拜希特勒。
戈培尔的办公室在地堡下层，那也是他的卧室。他的妻子和孩子们都住在上层。6个孩子共住一个房间，分别睡在3张双层床上，而玛格达自己有一间卧室。孩子们喜欢在地堡上下层的走廊里玩耍，和他们的“阿道夫叔叔”关系亲密。作为回报，希特勒也让曼扎利为他们准备了充足的糖果、糕点以及新鲜可口的三明治。对于10岁的赫尔穆特来说，这一切就像一场大游戏，在孩子中，他并不是最聪明的一个，但却是最爱吵闹的，尤其喜欢扮演士兵。每当地堡随着外面炮弹的爆炸猛烈颤动时，他总是兴奋得大喊大叫。最小的海蒂仅有4岁，长得非常可爱，每个人都很喜欢她。其他还包括11岁的席尔德、8岁的霍尔德、6岁的海达和12岁的海尔格，他们都是些可爱、天真的孩子。其中最大的海尔格天资聪颖，显示出超越实际年龄的成熟，她是戈培尔最喜欢的孩子。
戈培尔非常疼爱他的孩子，在那最后的几天中，总是尽可能抽出时间来陪伴他们。这一家子的到来让地堡中弥漫着一种复杂交错的情绪。一方面是同情，因为很显然这对夫妇已经为他们的孩子安排好了未来的命运，而这些孩子却还一无所知；另一方面又觉得安慰，孩子们的天真快乐将长久笼罩在心头的战争阴霾一扫而空，也让这个希特勒控制下的充满独裁专制气息的地堡有了一点温馨可亲的气氛。特劳德尔·琼格肯定是所有人中最高兴的，和每天听希特勒喋喋不休地谈论犹太人的罪恶相比，成为这些孩子的保姆显然是一种莫大的解脱和快乐。
在很多母亲看来，玛格达当时的想法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