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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几乎完全康复了，是时候回到前线了。当时，我仍然坚定不移地要为元首和帝国奉献一切，重返前线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而且，因为和安妮·玛利亚的恋爱事件，我更加迫不及待地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一个真正的男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新伤员被送到这家医院。医生仍然认真对待每个病人，但是面对周遭的苦楚和不幸，他也忍不住越来越多地在公开场合谴责这场“可恶的战争”。
“他最好小心点，如果纳粹党官员听见他的牢骚，他可能会被关进福伦森堡！”
“福伦森堡？”我还是头一次听见这个地名。
“福伦森堡是一个集中营，是用来关押所有叛徒、失败主义者和其他人民公敌的地方。”
我虽然属于国防军的编制，但是从来没有领到过军饷，安妮·玛利亚常常掏钱为我买杂志和报纸。有一次，她得到一份旧报纸，她确信我会对此感兴趣的，报上介绍了在布雷斯劳前线的战况。我一直盼望得到关于家乡的消息，我的同学和朋友们正在那里展开英勇的战斗，苏军还没能够攻下这座城市。护士们每周有一天的休息时间，我申请在安妮·玛利亚休息那天的通行证，这样我就可以离开医院一天，我的申请没有得到批准。我脸上的伤口已经愈合了，手臂上的伤口还没有完全好，不过不影响我伸缩胳膊。医生清除掉我肌肉里的绝大部分榴弹碎片。但是我的体温在39摄氏度居高不下，仍然需要大量的药物治疗。
那几次我能连续几天偷偷溜出医院，是因为医院的守卫不在。其实我的室友和夜班护士都知道医院没有夜间卫兵，但是NCO主管后来决定告我一状，于是他们就加派了守卫。我们一早已经计划好在安妮·玛利亚休假那天到马科特雷维兹去玩，那是我祖母的家乡。
虽然我的通行申请没有得到批准，但是我仍然打算离开医院去玩。一位年纪稍长的病友支持我和安妮·玛利亚，他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多享受生活中的乐趣，不过他还是劝我不要没得到批准就和安妮·玛利亚一道离开，“你们可能被拦住接受检查，而且你没有通行证，他们会认为你是叛徒，可以开枪打死你的！”他还说，我们不能在酒店登记入住，也不能租住私人出租的房间。无论是谁，只要收留了我们，都会因为“助人为恶”而被判刑。NCO还暗示说，我可能会被关进集中营。叛徒的最终结局都是被关进集中营，接受死刑处决，我不确信他说的是真有其事还是他杜撰出来的。
安妮·玛利亚和我开始觉得事态严重起来了。
我们没有离开城里，但是走出了学校的范围。在空袭期间，能够走动的人都不会呆在楼里，而是集中到附近一个中学的地窖中。那个地窖不仅是我们的藏身之地，而且还是储存甘蓝的菜窖。这所中学楼上的教室没有被占用，而且门都是开着的。在傍晚的时候，呆在这样的教室里让我们暂时避开了外界的干扰。
“我们爱着彼此，”她说，“我想为你生一个孩子，你很快又要上前线了。”
我们的感情迅速升华了，因为彼此都意识到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虽然我的伤势在转好，但是安妮·玛利亚的工作量却增加了很多。
我新近在战场上的经验犹如幻影一般，噩梦一次又一次地侵扰我。被炸掉一张脸的死者的面容不断地在我眼前浮现，那张脸没有鼻子和眼睛，血肉模糊，白骨隐约可见，粘糊糊的液体从伤口慢慢地流出来。
我终于接到重返战场的指令，这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个噩耗。安妮·玛利亚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也有想哭的冲动，拼命地忍住不掉眼泪。安妮·玛利亚看到我戴着母亲留给我的戒指，她除下自己手上的戒指，套在我的小指上，那是一枚带有珊瑚石的金戒指。我们发誓终身忠于对方，等战争一结束就再团聚。她对我说的最后几句话是“你不能丢下我！”但在当时那种情形下，我不得不离开她。
安妮·玛利亚设法调了班，送我去火车站。行李自然不成问题，事实上，我根本没有任何行李。我所有的东西只是身上穿着的制服、一小袋漱洗用具、两个我用来记录写作点滴的笔记本以及一个装着我还在服用药品的药丸盒。安妮·玛利亚为我做了一些三明治，我把这些东西装在一个网兜里。
然后我们就出发去火车站，一个红十字的护士挽着一个年轻士兵的手走着，士兵的脚还有些跛，两个人都低着头默默地走着。安妮·玛利亚后来打破了沉默，她说：“你一定会回来的！”
“是的，一周以后就回来了。”我回答说，尽管我知道回来也只能呆几个小时。我们最后还是走到了火车站，安妮·玛利亚用手绢抹着眼角。
初恋（3）
我很想再次告诉她，我有多么爱她，但是我害怕自己控制不住情绪，毕竟我们在一个公众场合，而我还穿着制服。我不得不克制住，“我们能笑着说再见吗？”我问她，捏了捏她的手，她和我都试图挤出一个微笑。
“我已经开始想念你了，”她说，“在你还没有走的时候。”
我们再一次拥抱在一起。
“坚强一点！”她说完后就转身离开，手在空中挥舞着说再见，但是再没有回过头。
我挤进拥挤的车厢，靠在门边，等待她最后再回头看我一眼，但是她始终没有回头。我不停地挥手说再见，直到她的背影消失在视线外。我在看到她告别的背影时，突然想到以前学过的一句拉丁谚语，“命运总会找到它的方向”。
破旧的火车摇摇摆摆地从城区驶过，进入郊外后开始慢慢加速。我一直在想着安妮·玛利亚，想着她个性中的温暖和光辉，想着她明亮的眼睛和那头波浪起伏般飘散的褐发，她的动人不仅在于那妙曼的身影，更发自那张秀丽的脸庞。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爱的不同类型，并且发现不同类型的爱有着不同的情感表达法。
我回忆着，从我开始记事起，无论是在家，在学校还是在青年团的少年班，教育要培养的是我们对元首根深蒂固的热爱。我的确做到了热爱元首，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份很虚伪的情感，只不过是一个孩子对一个众人顶礼膜拜的领导形象的崇拜。
再大一些后，我也没有意识到男孩子之间的那种喜爱。我们的理解是，虽然我们只是一群孩子，却培养出了同志般的深厚情谊。我们相信，这种情谊比爱更牢固，结识一个同志意味着找到一个可信赖的人，战友的情谊则是更高层次的同志关系。我从未想过（或有过）爱我的父亲，他是一个权威的形象，而我只能仰望他。我一直都很怕他，根本不记得是否对他有过一丝温情的表现。我想，父亲也不希望我婆婆妈妈的。在希特勒的设想中，下一代的德国士兵应该“冷酷如铁”。
我觉得自己对母亲的爱是一种自觉而长久的强烈情感。
但是现在，狂热的爱情占据了我的身心，一种新的力量点燃了我的灵魂，照亮了我的思想和身体。一个年轻士兵和一个红十字护士之间的爱情是否是混合了朦胧爱意的同志情谊呢？
我最后还是归队了。因为我的归来，部队还举行了庆祝会。库茨克说，他没有料到我会这么成功，所以他强烈要求霍夫的军事司令官为我颁发铁十字勋章。现在，他想在众人面前宣读那段引用的评语——“在受伤以后，他还将其他受伤的伙伴拖到雪沟里隐蔽起来，尽管流了很多的血，他还是冲在前面，是最先攻进村庄的勇士之一。”
台下一片欢呼和鼓掌声，人们在期待着我发表一段演说。我还记得将战场上受伤的战友拖到隐蔽的雪沟，不过，我在好不容易接近村庄边缘时就昏过去了，然后我只记得被装上那架装载着其他伤员和死者的马车。我有什么可说的呢？
当初一道上战场的120人的队伍，只有不到40人现在还坐在台下，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撤退或者退让。我们消灭了试图攻占布雷斯劳的苏军，依靠便携式火箭筒击退了64辆敌人的坦克。这是很了不起的战果，要知道这种便携式的火箭筒射程很短，我们只能在离敌人很近的距离开火，这显然不是适合胆小鬼的武器。
复活节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给安妮·玛利亚写了一封信。但是惟一能够写字的纸是带有希特勒青年团徽章（衔着HJ宝石的老鹰和纳粹十字标记）的信笺，不太适合用来写情书。不过，没有关系，那封信的内容洋洋洒洒，充满了我诗般的炽热情感，但是她没有收到这封信。我后来发现，我写给安妮·玛利亚、母亲或者姐妹们的信没有一封寄到她们手中，我也从未收到她们任何一个人写给我的信。据说，盟军的战斗机轰炸了邮车，但是我一直怀疑是否真的如此。
现在，我们将计划投入到法兰克福的战斗中。青年团的领袖亚瑟·阿克斯曼号召我们这群经过战争锤炼的老兵再次投入新的战役，鼓励那些少不更事的同志们。不久，传来了更为让人振奋的消息。
亚瑟·阿克斯曼是纳粹高级将领中较为年轻的一个，但是他迅速地成为了希特勒的心腹。亚瑟·阿克斯曼负责希特勒青年团，他成功地将男童子军运动变成了一个狂热的政治性和军事性组织。阿克斯曼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胜利或者毁灭，二者只能选择其一。” 他视斯巴达为偶像，经常引用斯巴达的生平故事。就像希特勒一样，阿克斯曼相信，血祭是光荣的，弱肉强食是天理，他本人自诩为战斗英雄。阿克斯曼曾经在东线战场上英勇作战，他的一只手也在战争中被炸掉了，后来安上了一只木头做的假手，而且在这场战争最后的血腥时刻，阿克斯曼更是坚定了决心，要让希特勒青年团为了元首和帝国战斗到最后一刻。希特勒昔日的无数同盟者正在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