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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出军校的新生可以更好地感受到成熟的军官是如何带兵和作好参谋工作，另一方面让他的上级更好地了解这些年轻军官的才学和品质，以便为将来量才使用打好基础；这一点也是那时德国军官的业务素质高于欧洲乃至世界其他各国军官业务素质的原因之一。埃里希·曼施坦因于是被选入宫中，作了德国威廉皇帝的一名亲随副官。
1906年，在德皇作宫廷侍卫两年之后，为了在军界谋求更进一步的发展，德皇把他派往近卫军步兵第3团，担任见习军官，这一年曼施坦因是19岁。1907年，在见习了一年之后，埃里希·曼施坦因正式晋升为少尉，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帝国军官。
近卫军步兵第3团在德国军队中，是一个久负盛名的团队，是德皇最为倚重的御林军。这个团的士兵，也都是一些贵胄家族的子弟。要往前说，曼施坦因的姨丈、后来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共和国总统的兴登堡元帅，年轻时也在该团当过下级军官。
埃里希·曼施坦因25岁这一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13年，由近卫军步兵第3团的推荐，他终于登上了成为高级军官所必须攀登的最高一级台阶——被选送到柏林军事学院学习。他梦寐以求的宿愿终于得以实现。
柏林的军事学院，也叫战争学院或战争大学，乃是普鲁士军事理论教育的集大成之地，是专门为了培养德国军队的高级军官而设，过去的将帅乃至将来战争中的将帅，很多人出自这所军队的最高学府。很多有名望的军事理论家也以在这里任教为荣。如被称为近代德国军事教育的奠基人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被称为西方兵学之父、著有蜚声世界的著作《战争论》的克劳塞维茨，等等，都曾在这里任过教。
能进这所军事圣殿，在当时的德国被视作军人的极高荣誉；能进这里深造的，要经过反复的遴选。出身自然是一个条件，但能力也须作为必要的参考。
埃里希·曼施坦因之所以能进柏林军事学院，他的贵族出身固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另外还要看他在部队的表现，是不是可堪造就之才。
说到德国军官的出身和能力，在历史上也是颇有一番争议的。德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化过程中，保留了较多的封建残余，非常讲究门第出身，这一点在军队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在1786年，也就是德皇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去世的前三年，普鲁士军官团是由90％的世袭贵族组成，在普鲁士的高级将领中，更是没有一个出身布衣。
军官被赋予了种种特权，军队中实行所谓的“中队经济”，军官们利用每年的部分时间——这段时间少则一月，多则数月——遣散连队里的部分士兵，把“节余”的这部分薪饷装入自己的腰包，说白了，就是“吃空额”。因此军官生活优裕，部队腐败之风蔓延。
这就引起了平民出身的军人们的不满，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受压迫，而且升迁无望——没有一个贵族的出身，打仗再勇敢，再有能力，也是不能脐身于高级将领的行列。这就使得德军选择高级指挥人才的面显得十分狭窄，也大大挫伤了平民出身的中下级将领的热情，降低了德军的战斗力。
于是在1808年8月6日，德国皇帝颁布了一项法令，取消了贵族垄断军官职位的特权。法令明确规定；“从现在起，只有那些在和平时期学习知识、受过教育，在战争时期表现出类拔萃的勇敢和能驾驭全局的人，才有权利得到军官的位置。因此，全民族中一切具备上述特点的人，均有权提出要求军队中最高的荣誉职位。军队中完全废除一切迄今为止实行的等级特权，而且每个人均有同等的义务和权利，不得照顾其出身。”
此后，有一段时间，德军选拔军官主要以文化水平和本人能力为依据，也确实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军事人才。在法令颁布11年后的1819年，普鲁士军官团中的贵族成分下降至54％，这个比例，看上去仍然是贵族子弟占一多半，实际上已经很不简单，贵族们已经作了相当大的让步。前面说过，这些贵族（往往是军官世家）家庭出身的子弟，自幼受的就是斯巴达式的教育，长大以后也往往选择军队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起点和自身的素质高于一般未经过正规训练的平民，因此军官的比例稍大，也是很自然之事。
至于强调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的文化水平，则更显得当时的普鲁士王室对军队指挥官素质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要超过对其出身的重视：因为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新的科学技术不断用于军事领域，每有一项重要的发明，总是优先考虑用于战争目的，因此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确实难以胜任军队的指挥职务。
至于说到高级军官的文化素质，西方兵学界广泛流传着英国军事评论家利德尔·哈特爵士的这样一句话：“英国人最先发明了坦克，但德国人利用坦克发明了闪击战的军事理论；法国人发明了飞机，而德国人却最先使用了飞机俯冲轰炸的战术。”如果没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是难于发现和总结战争艺术的规律并有所创新的。
普鲁士的一系列军事改革措施，在欧洲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就连卡尔·马克思也认为：“普鲁士的军事组织，是当时最好的，其余所有的欧洲政府都热心效仿它。”
另一位无产阶级导师恩格斯，甚至还于1841年在柏林的一个步兵师中的炮兵旅服过役（当时普鲁士的军制，每年都要从外国招募相当部分的士兵服兵役）；更为有趣的是，恩格斯竟然从此爱上了军事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写出了很多非常有见地的军事论文。后来相继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整理了这两位导师的军事著作，竟然创立了一门崭新的军事科学——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此是后话。
柏林军事学院1913年度的开学典礼十分隆重而热烈，同其他新生一样，曼施坦因身穿笔挺的军官制服，正襟危坐。
德军总参谋部的首脑们，照例要莅临这一德军未来将帅的摇篮，就连德军总参谋长、在军界享有盛名的毛奇将军也给新生们训了话。
这位毛奇将军，确切地说，应该叫“小毛奇”，因为他是原德军总参谋长老毛奇勋爵的嫡亲侄子。小毛奇的训话，给年轻的曼施坦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曼施坦因日后成为统帅千军万马的集团军总司令之后，小毛奇头戴普鲁士传统的带有尖叉的帽盔，身穿挂满勋章笔挺的普鲁士军服，威严地站在学院礼堂中的形象仍然历历在目，尤其是他致辞结尾中，引用老毛奇的一段话，使他永生难忘：
“永久的和平——这是幻想，而且远不是美妙的幻想。战争却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战争中可以表现出人的崇的高尚品格是通过战争揭示和显露出来的。没有战争，世界将陷入自私自利之中去。不用剑去冲击，我们的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和无法解决的！”
小毛奇演讲结束之后，全场人起立欢呼。他的这一番演讲，确实打动过当时不少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军官的心。是的，在他们看来，战争可以说是德国生存下去的惟一手段。德国比欧洲其他强国更需要市场和原料来源，加之过多和过快繁殖的人口，也需要辽阔的土地来移民，对于这一点，已有九个嫡亲兄弟姐妹的曼施均因深有同感，有什么比起生存空间对德国人来说更重要呢？
德国的舆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德国外交国务大臣在国会上发表演说，公开声称：“德国向自己的一个邻国让出陆地，向另一个让出海洋，而给自己留下了一钱不值的天空，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不愿意把任何人挤到阴暗的角落，但我们也要给自己一块光明之地。”
在柏林军事学院学习的军官中，非常时髦地流行读两本书，这两本书对曼施坦因世界观的最后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这里或许可以找出后来的希特勒纳粹党轻而易举地取得自视甚高的德国军官团支持的原因：在这些军官成长的过程中，所受的教育从本质上说，与纳粹党的理论体系有息息相通之处。这种教育的本身，已经为纳粹毒瘤的繁殖，培植好了营养丰富的土壤。
这两本大名鼎鼎的书，一本是1912年出版的名为《德国人与下一次战争》，另一本是1913年出版的《统一世界》，这两本书不仅对曼施坦因，而且对他那个时期的整整一代德国年轻军官，都产生过很重要的影响。
《德国人与下一次战争》这本书，是由德国泛日耳曼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退役军人伯恩哈迪所著。书中露骨地宣传了德国称霸世界的野心。埃里希·曼施坦因对此是百读不厌的，他甚至用红笔在以下的文字上划上了醒目的红杠：
“德国在社会政治方面，是所有文明进步国家之冠，但它却被压挤在狭窄的、非自然的领域之内。
“如果我们希望取得与我国人民的实力相称的地位，那就必须抛弃一切和平的空想，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的武器上，临危不惧。
“动用军事力量，为人民和国家创造今后的生存条件，并保障其健康发展。对于全世界正在成为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的领地这一情况，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们同样不能相信，唯独我们才应当满足于40年前命运分给我们那菲薄的一份。时代不同了，我们也不是过去那样了，只有获得归自己所有的殖民地，我们将来才能有保障。
“德国需要在最有利的时刻发动战争，采取攻势和打出第一枪，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第一枪应该射向谁？应该射向法国！法国必须化为齑粉，使它再也不能越雷池一步，使之永不复为列强！”
另一本名叫《统一世界》的小册子则流行的范围更广泛，这本书由德皇威廉二世亲自授意，由当时的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执笔，免费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