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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冷地说，“我知道您并没有和土耳其政府有真正的交流计划做这些研究，是吗？”
“可以说不是。”我递给他一封国家图书馆的信，上面说我有权使用伊斯坦布尔所有分支图书馆的研究资料。
“这还不够，”他说，把它丢在我的资料上，“也许您要跟我走一趟。”
“去哪里？”我站起来，我站起来，觉得安全多了。但还是希望他不会将我的站立当作顺从。
“必要的话，去警局。”
“岂有此理。”我学会了质疑官僚政治时要提高音调，“我是牛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英国公民。我一到伊斯坦布尔就联系了这边的大学，得到了这封证明信。我不会到警局去接受问话———或者您的问话。”
“我明白了。”他笑了笑，那样子让我倒胃，“让我看看您在做什么。请您让开。”
他拿起我刚才一直在研究的地图，双手突然变得温柔起来，几乎是小心翼翼地。他看着图，好像不必细看就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不过我认为他那样是虚张声势，“这是档案馆的材料，是吗？”
“是的，”我忿忿地说道。
“这是土耳其政府的宝贵财产。我相信您在异国不会需要它。就是这张小纸片，这张小地图，将您从您在英国的大学带到了伊斯坦布尔？”
我想到过要反驳他，说我还有其他事要做，叫他别妨碍我做研究，但我马上又意识到这可能会招致更多的提问，“简单地说，是的。”
“简单地说？”他以更加温和的语气重复道，“我想您会发现这个东西暂时被没收了。让外国研究者看到这个，丢脸。”
我怒火中烧，我就要找到答案了。幸好，那天上午我没把自己仔细复制的喀尔巴阡山的地图带来，我本来想在第二天比较两幅图的。我把复制的图藏在我放在旅馆的箱子里。
“您完全没有权力没收我获准研究的材料，”我咬牙切齿地说，“我会马上将此事报告给国家图书馆和英国大使馆。您究竟有什么理由反对我研究这些文件呢？它们是些中世纪史中一些不为人知的材料。我确信它们和土耳其政府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
那名官员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了，“我这是为了您好。”他毫不动情地说，“最好是换个时间，换个人来做这个研究。”
我从桌子旁往后退，以为自己给这些怪异的资料弄得发了疯，我以为我真的精神错乱了。但现在是大白天，再正常不过，穿黑羊毛衣西服的人也实实在在，包括他古龙香水掩盖下那股长期不洗澡的气味、汗味和其他什么味道。没有什么东西突然不见了，或者改变了。
几秒钟后他从自己沉浸的景象中回过头来，似乎很满意他所看见的———或者我看见的——一切，又开始微笑起来，“为了您好，教授。”
我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把地图卷在手里拿走了，我听见他的脚步声在楼梯间渐渐远去。
几分钟后，有个年纪较大的管理员进来，他一头浓密的灰色头发，手里拿着两本对开本，正把它们放到下面的书架上。
“对不起，”我对他说，声音几乎卡在喉咙里，“对不起，但这实在是太没有道理了。”
“他抬起头，大惑不解地看着我，“那个人是谁？那名官员？”
“官员？”管理员结巴着重复我的话。
“那个从什么部来的人，就是刚才上来的那个人。不是您让他上来的吗？”
他一头浓密的灰色头发，好奇地打量着我，“刚才有人来过？过去三个小时后没有人进来过。我自己就坐在入口处。说来遗憾，没有什么人来我们这里做研究。”
“那个人———”我说，然后又停住了。我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只会打手势的疯老外，“他拿走了我的地图，我的意思是档案馆的地图。”
“地图，教授先生？”
“我正在研究一幅地图。我今天上午在前台借出来的。”
“不是那幅地图吧？”他指着我的桌子问。
桌子中央是一幅我平生从未见过的普通的巴尔干地图。五分钟前它肯定还不在那儿。管理员去放他的第二本书去了。
“没关系。”
我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自己的书本，离开了图书馆。
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根本就没有那个官员的影子，尽管我见到好几个穿类似西装的人拎着手提箱行色匆忙地经过我身边。
我回到旅馆房间，发现因为客房的一些实际问题，我的行李被人挪动了。我自己临摹的那几张旧地图和上午我不需要用而没有带走的笔记都不见了。我的手提箱被人动过，又重新弄得整整齐齐的。
旅馆方面说他们对此事一无所知。我一整夜没睡着，聆听着外面的一切动静。
第二天早上，我收拾还没来得及洗的衣服和几本字典，搭船返回希腊。”
罗西教授又叉起两手，看着我，仿佛在耐心等待我对他的话表示怀疑。然而，是我的信仰，而不是我的怀疑突然受到了打击。“您回到了希腊？”
“是的，剩下来的整个夏天我都在努力忘记在伊斯坦布尔的历险，尽管我没法忘记它隐含的意义。”
“您离开是因为您———感到害怕了？”
“何止害怕，我感到恐惧。”
“可是您后来还是研究了那本怪书———或者叫别人研究了？”
“是的，主要是在史密森学会做了那个化学分析。但仅有那个分析也决定不了什么———加上其他事情的影响———我就放下了整个研究，最终将书束之高阁了。就摆在那儿。”他指了指书架的最顶层。“很奇怪———我偶尔想起这些事，有时觉得自己记得非常清楚，有时只记得些片断。我想熟悉可以让最恐怖的记忆褪色。有时———好几年里———我压根儿就不愿想起整件事。”
“但您真的相信吗——”
“如果他站在你面前，你又觉得自己还神志清楚的话，你会怎么想呢？”他倚靠书架，语气顿时相当激烈。
我喝完最后一口已经凉了的咖啡。很苦，沉淀物的缘故。接着问：“您后来就没再试过要搞清楚那幅地图是什么意思？或者它是哪里来的？”
“没有。”他停顿了一会。“没有。有几项研究我永远也不会完成，我确信它是其中之一。不过，我的看法是，这种有恐怖色彩的研究，像很多其他不那么恐怖的研究一样，一个人穷其一生才会小有进展，下一个人再接再厉，每个人在其有生之年做出一点贡献。也许数世纪前的三个人就是这样画出了那些地图，每个人都在前人的地图上加上一点儿东西。尽管我不得不承认，所有那些来自《可兰经》的驱邪警句都没能帮助我进一步了解弗拉德·特彼斯墓地的确切位置。当然，这件事可能毫无意义。他完全可能像罗马尼亚人传说的那样，葬在那个小岛的修道院里，并且像个好人似的一直在那里安睡———当然，他实在不是个好人。”
“但您并不这样认为吧。”
他又犹豫起来。“研究总要继续。不管在哪个领域里，不管研究的结果是好是坏，这是不可避免的。”
“您亲自去过斯纳戈夫湖吗？”
他摇头。“没有。我放弃了那项研究。”
我放下手中早已凉了的杯子，注视着他的脸。“但您还是隐藏了些什么，”我迟疑了一下，猜测说。
他又从顶层书架上取下一个封了口的黄色文件袋。“当然。谁会完全毁掉自己的研究呢？我根据记忆复制了那三幅地图，还保存了我自己其他一些笔记，那天我带去档案馆的。”
他把那个没有打开的文件袋放在我们中间的桌上，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在我看来，那轻柔和里面恐怖的内容不太相称。也许正是那种不相称，也许是外面仲春夜的降临，我变得更加紧张，问道，“难道您不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危险的传承吗？”
“我祈祷上帝但愿可以说不。但也许这危险只是心理上的。如果我们不必思考恐惧，生活会更加美好，更加健康。你知道，人类的历史充满着邪恶的行为，也许我们应该带着眼泪而不是迷恋去思考它们。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对伊斯坦布尔已经记不太清了，我也不会再想去那里。此外，我感觉我带走了所有我需要进一步了解的东西。”
“需要进一步了解的东西？”
“是的。”
“但您还是不知道是谁绘制出那幅标明墓地现在或过去所在位置的地图啊？”
“是不知道。”
我把手放在黄色文件袋上。“研究这个我需要念珠，或者其他什么东西，辟邪物一类的东西吗？”
“我相信你有自己的良知，道德感，或者任何其他的东西，不管你叫它做什么———我愿意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能那样。我不会口袋里装着大蒜才出门，不会。”
“但是要有某种精神上的降邪物。”
“是的，我是这样做的。”他显得非常悲怆，几乎有些严酷了，“也许我错了，没有利用那些古老的迷信，但我想我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而且我会坚持理性。”
我抓住文件袋。
“这是你的书。很有趣的一本书，我希望你能证实它的来源，祝你好运。”他把我自己那本犊皮纸封面的书递给我。我想他虽话语轻松，却没能掩饰脸上的忧愁。“两周后再来，我们再回头来谈乌得勒支的贸易。”
我一定是眨了一下眼睛：连我的论文听起来也不真实了。“好的，没问题。”
罗西收拾好咖啡杯，我把东西放进书包，手指发僵，不听使唤。
“最后一件事，”当我转身面对他时，他严肃地说。
“什么？”
“我们以后不再谈这件事。”
“您不想知道我有什么进展吗？”我骇然，孤独感油然而生。
“你可以那样说。我是不想知道。当然，除非你发现自己有危险。”他像平常那样慈爱地握了握的手，脸上流露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悲伤，他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