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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又拉开了灯，翻起身来到地上捡起那本《非诗》来看。不看不生气，一看更生气。他觉得无论怎么样，诗不应该写成那样。
第二天中午，任世雄来访，拿起那份《非诗》来看，翻了一会儿问张维：
“你觉得他们写得怎么样？”
“糟糕透顶了，诗怎么能这样写呢？要么他们就另取一个名字，从诗里面分离出去，别再以诗来称呼它。”张维生气地说。
“哎，你说的这一点很有道理，我虽然写得不好，但在上大学时也写过几首，好在我是上过中文系的，也算是科班出身，这些东西一看就是下三烂。不过，现在人们都是这样来写诗，已经成风气了。我也一直在想，它们怎么能叫诗呢？不就是把一些话分行排列了吗？”
“那是把外国诗翻译过来后，就没有韵了，成了散文。有些外语诗为了押韵，就把前一段最后一个词或几个词另起一段，而翻译过来后也不押韵了。结果呢，中国的诗人们以为人家就是这样写诗的，都纷纷摹仿，把诗给写成现在这样了。”张维说。
“我和几个诗评家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都有同感，认为现在的诗都是实验诗，都不成熟。那些研究诗的人都觉得自己的外语水平差，如果能多通几门外语，就可以把国外的诗也拿来比较了，这样，诗的问题就可以有个大致的概念。”任世雄说。
“那不一定。现在的潮流就是反传统，凡是传统的，都将是被否定的，凡是传统否定的，都将是被张扬的。似乎已经到了一个颠倒黑白的年代，用宗教的言词来说，就是到了末世。一到了末世，邪教丛生，物欲领先，恶念四起，礼教败坏，道德全失，人心大乱。这似乎在诗歌里已经成了这样。所以，过去你学过的理论对他们来说，都是笑柄，怎么能用呢？”张维说。
“这么说来，很明显你是被利用了。不过，看来，人家还是蛮尊重你的嘛！”任世雄笑道。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再说，不管怎么说，我也有一些名气吧。过去写诗，没有什么派别之分，谁写得好，无论他是口语诗，还是所谓的超现实主义诗歌，都不要紧，可是，现在看来不行了。这本诗刊很显然是要向诗歌界发难了。他们将在本月二十日在北方大学开会，也邀请了我。”张维沉重地说。
“那你去吗？”“我正在想。”
“我觉得你一定要去，而且要发表重要的言论。你是超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也算是一派宗师。你想想，如果这些人都是持同一种态度，那他们肯定是要起来反击其他的诗人的。如果你发表重要言论，把他们逐个击破，你就出了大名了。”任世雄说。
“什么一派宗师？在这些已经成名的诗人里面，我的年龄最小，影响也不大。至于成什么大名，我真的不在乎了。过去我一直想在诗歌方面做些事，可现在我的注意力已经远远地超过诗歌了，我要做的是经世之学。他们大概是觉得社会已经不关注诗人，而是关注小说和影视人物了，心里有种强烈的失落感，所以想借此炒作自己，这是徒劳。当然，中国的诗歌也确是有了问题，我自己的诗也是有问题的。没有读者，你说我们还写诗干什么？他们的说法多少有一些道理。可是，我在想，在整个诗坛上，我和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也是最亲密的朋友，是不是应该跟他们通通气？”张维有些迟疑地说。
与莫非的决裂：一场与后现代的斗争（2）
“没这个必要。人家都要消灭你了，你还这样？你们的分离是迟早要来的，还不如让它来得轰轰烈烈些。你想想，你一个人扛起了一面旗帜，而他们都会把你当成靶子来打，到那时，你不仅名声大震，而且还会成为诗坛的领袖人物。经过这么一炒，我们再推出你的那本书。这就有了两个炒作点，一个是你与后现代派的战争，一个是你与美学大师易敏之的争锋。你就这么轰轰烈烈地起来了。”任世雄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好，与其谦虚谨慎地追求，不如轰轰烈烈地斗争。我去。”张维终于决定了。
“我陪你去。”
离开会还有一周时间。张维暂时把易敏之的书稿放下，着手写起批评《非诗》的文章来。
莫非于七月十九日到了北京，下午的时候，他让文青来请张维到北方大学的招待所去。张维一听莫非叫他，心里非常高兴。主张归主张，朋友归朋友。文青等已经把会场早已布置好，现在就是接待来参加会议的人了。
莫非一见张维说：
“他妈的，你应该早点来嘛，还像老爷似的，让我们八抬大轿去抬你。已经有架子了。”
张维一听这骂声，非常亲切。已经很久没有和老朋友聚会了，现在听到这嗔骂声，就像见到了久别的恋人一样。张维也笑着骂道：
“他妈的，你要让我发言，我连夜给你赶稿子。想今晚过来，谁知道你就让文青去叫我了。走，咱们先去喝几杯。”
两人一路骂着，就到了莫非住的房间。北方大学的招待所分三个档次，第一个是三星级的酒店，已经分离了出去，专门接待外宾和贵客；第二个是标准间；第三个档次是三人间，里面有一台电视，这是接待一般客人和到这儿来考试的学生的。诗人们没钱，就是这次开会的费用也是出版商资助的，所以都住三人间。好在中国的诗人们穷惯了，也没有多大的意见。
莫非住的房间，给张维留下了一张空床。桌上摆着很多啤酒，地上也有很多空瓶子。莫非说：“今晚咱们他妈的喝他个朝天，好不好！”张维说：“好，他妈的，我都半年没喝酒了。”张维不知怎么的，一见老朋友就是觉得亲切，语言也豪壮多了，粗俗但却亲切。
莫非和张维喝了两瓶啤酒后，莫非就问：
“你看这一期的《非诗》了吗？”
“看了。”
“你觉得我的那几首怎么样？”
“与过去相比有很大的变化。”张维不想这么早就闹翻。
可是，莫非一听，心里很激动，马上说：
“那你觉得我那篇刊首语怎么样？有没有冲击力？”
“很厉害，只是有些地方我跟你的观点不大一样。我会在明天的会上讲的，到时候请你不要介意。”张维为难地说。
“我怎么会介意呢？张维，我给你说，我知道你的脾气，也知道你的为人。我的诗风已经变了，跟过去的大不相同，我也知道你会有些想不通的。不要紧，我们是老朋友了。你只管在会上批评我，而且我希望你批评得最好猛烈些。越猛烈越好！”莫非笑着说。
张维不明白地看着莫非，莫非说：
“张维，虽然你比我小好多岁，出道也比我迟好几年，但成名却和我差不多。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我有几句话要给你说。现在已经不是８０年代了，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要多。诗歌很不景气，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诗离人们太远了。能看懂诗的人太少了，所以人们才放弃了我们。这是个什么年代？是市场经济，是要炒作的年代。你看，这几年火的那些作家不都是炒作起来的吗？可是我们诗人呢？不会炒作。我在火车上想，如果要炒作，就要有步骤地进行，所以我想到了你。我知道你肯定跟我现在的观点不同，所以我想，不妨我们就演它一个双簧，实际上这也不是什么双簧，是真戏真做。你呢，拼命地批我，越狠越好。我呢，就狠狠地反击。争取使整个诗坛掀起一场争论的热潮。历史会记住我们的。怎么样？我们谁都不必强求对方。”
张维这才明白，他握着莫非的手说：
“好，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些的。”
后来又来了几个诗人，其中就有雅克西。大家一起喝酒，骂人，直到深夜。张维躺在黑夜里有些伤感，他想，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非要分崩离析呢？
第二天一早，来开会的人还真不少，诗坛上活跃的青年诗人几乎都到了。大多都是年轻人。一个个看上去奇形怪状的，让人疑心是不是进入了马戏团。好在大家都见惯了这样的人，见怪不怪。快到开会的时候，来了几位老一些的。大家都认识，是诗坛上一些有声誉的诗评家。最后进来一位很胖的家伙，张维一看，竟是任世雄。任世雄一进门就东张西望，看见张维就笑眯眯地往张维这边挤。
主持人是莫非。莫非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在主席台上就座的几位，然后请那几位讲话。那些评论家都拿出那本《非诗》，一个劲地称赞这本《非诗》真好，为什么？它给呆板的诗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诗无达诂，诗应该怎么写是没有定论的，应该创新嘛，古人就是太讲韵了，到了２０世纪初，白话文的兴起才打破了这一陈规陋矩，但那仍然在古典诗词的意境里兜圈子，还没有脱掉古人的衣服，到了８０年代中期，口语诗的兴起才使这件古衣从容脱去，使诗歌重新穿起了现代平民的衣服，也说起了现代的话，然而，这新的衣服和话语仍然是有局限的，仍然笼罩在传统的美学之中，看到今天的《非诗》，我们才耳目一新，这是真正的现代诗，工业诗，是诗歌新的希望，等等。
与莫非的决裂：一场与后现代的斗争（3）
只有一个老一些的诗人气冲冲地说：“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诗歌嘛，就应该有诗歌的规矩，要么你就不叫诗歌，你要真正地反传统，干脆就不要汉语了嘛，因为汉语有它自身的意蕴，这是千百年来由汉人给它注入了一种精神，一种生命，你要反传统，反的是哪个传统，是汉语语言的传统，还是什么？我不明白。我看了这里面被标榜为真正的后现代或者叫工业诗的那些东西，充其量就写了些前人没有写的东西，只不过在内容上有拓新而已，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吗？没有。再说，那些拓新也是值得推敲的，我看他们是什么最让人恶心，他们就写什么，我看直接叫《恶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