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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男生,当晚一胡隆都跑到大老张家,听他说端详。
原来,这王会计,早在1960年就是辽大中文系的大三学生,因为爱上了本班一个女同学,有点儿神魂颠倒。那女生估计是比章子怡差不多,根本就没把他看入眼。这边厢老王的攻势猛烈无比,全不顾影响不影响,全系都在看他俩的西洋景。那女生羞愤交加,索性学也不上了,躲到了东甸子她舅舅家中。老王当时正在兴头上,情报也非常灵敏,脚跟脚就撵到了东甸子。两人终于见了面,谈了一回,那女子仍是不从,第二天就不辞而别,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老王知道他今生算是摘不到这朵花了,于是,号啕一场,万念俱灰。竟然放弃了大好前程,在东甸子就地当了农民。
他先是笨手笨脚地干苦力,渐渐得取得老屯的信任,便干起了乡村的脑力劳动,从记工员干起,晋升会计,又晋升了生产队长。爱情明显靠不住,他也不挑拣了,当时山东农民过来“闯关东”的多,就随便找了个山东娘们儿结了婚。为爱一场,闹了个天翻地覆,老王的婚姻因而被延误,成了晚婚,孩子比同龄的老屯们的要小得多。
老王的这惨烈情史,让我们唏嘘不已。听完大老张的讲述,我们又找了个理由,一忽隆跑到老王家,重新认识这藏龙卧虎的农村知识分子。果然,老王家墙上的玻璃镜框里有证据。辽大中文系某年级某班合影,一个梳“瓦块”式分头,身穿白衬衫的帅哥,依稀能看出老王的轮廓。当年风华正茂,玉树临风,如今却是混同于一般老百姓。这中间的沧桑,有多少呢?
我们一边看照片,一边找话题跟他聊。老王倒是不记仇,对我们语重心长。告诉我们说,要想在队里站住脚,一定要把农活儿学好。吃饭的本事,可忽略不得。他说:“当年我来落户,第三天就下地,借了把锄头,到了地里,不知道该怎么使。还问人家,这玩意儿是拿着往前推的吗?后来,一点点的也就什么都会了。农村,跟城里没啥区别,不一样的是,吃穿住,啥事情都没有现成的,都得自己动手。”
老王的这番“再教育”,是现身说法,老房、王亚奎、冯长骏都听得入迷。老龚等我们四个非工人家庭出身的,则更多的是领悟了人世无常,青春不可依恃。
从老王家里出来,看黑夜中的漫天星斗,大家不禁都联想起了自己,来日方长,前途何在?人家大学生都被同化成这样了,我们几个初中生,又有何德何能?往后的几十年中,又能靠什么安身立命?
星星不知人的心,只是万古如此闪烁。我们在村路上摸索着回户,一路无人说话。忽然,路边响起了一阵娃娃的哭声,细长而又凄婉。抬头看远处,高坎上有几颗忽闪忽闪的绿星星。
“妈呀,什么东西?”王亚奎叫起来。
老龚说:“狼,是狼!”
大伙儿毛骨耸然!虽说谁也没见过狼,但看这阵势,肯定是无疑。我们低头摸了石头瓦块,连呼带喊,一阵袭击。那狼群也不退缩,坚持在路边高坎上俯瞰,绿眼睛像鬼火。
老房说:“咱们走吧,反正它们不敢过来。”
他话音一落,小迷糊带头,众人撒丫子就跑。直到看见了集体户女生屋里的灯光,才像见到了根据地,都嘻嘻地笑出声来。再看女生的窗户,已经贴上了白纸,再也偷窥不成了。
前有车,后有辙。东甸子大学生痴心不改、矢志不渝的壮烈行为,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的想象。季节也正是爱情萌发的时候。那时,春风终于绿遍了天涯。山旮旯里,落叶松长出一大片脆生生的绿叶,玻璃一样透明。
山地上,不能种麦子,只能种玉米,而且很费工时。生产队的男男女女们就顶着大好春光,慢慢在小块地上刀耕火种。每过两个半小时,歇一气。
春光里,人的面貌也变得明媚。土掉了渣的屯老二,在碧绿的背景下,显得俊俏多了。林子里,有布谷鸟在叫。“关关雎鸠”,叫得人心乱。集体户的男知青和青年农民,在漫长的“春惊”中,暗暗展开了泡妞的争夺战。老龚才貌双全,文武兼备,是我们的主力军,决心“肥水不流外人田”。对方以庞德海为首,都是三十来岁的已婚老屯,决心不放过这“包二奶”的大好机会,就算是过过干瘾也行。
这件事,经过几十年后再去想,双方都做的是无用功。对男知青来说,真正的谈婚论嫁,还得十年后。女人老得快,十年后,正是我们二十六、七酷毙了的年纪,女生们已成了残花谢柳,怎么可能让我们瞧得起眼儿?对少壮男社员来说,即便当时女生们愿意随了他们这些土老冒儿,他们又怎敢休妻别子?不要说大队干部会出面干预,就是村里人的吐沫星子,还不得把他们都淹死?
明明是没用的事,双方却天天都在使暗劲儿。
关美玲有一条黑底带红白点的围脖儿,天天都戴着出工。散散地往肩上一搭,美得没法形容。种玉米的时候,有一天,老龚也戴了这么一条围脖儿。小迷糊指给我看,我吓了一跳:难道关美人给老龚送定情物了?那年月,男女要是走到了这一步,那么花前柳下,肯定是早就越过界线了。再回头看看关美玲,那标志性的围脖仍在。原来是老龚痴迷,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条,一模一样。
男人动了情,也是很细腻的啊。我大为感慨。
小迷糊冲我挤挤眼,故意大声对老龚说:“哥们儿,你那围脖儿,谁的搞?”
集体户男生都明白这典故,一起哄笑。老龚纵是脸皮厚,也闹了个大红脸。男社员反应比较迟钝,不大明白。老庞还直夸呢:“真挺带劲啊!赶明儿上敦滑,咱也买一条。”
老庞活儿好,总是最先刨到地头。返过身就帮老龚他们这一组刨坑。实际就是有意往关美玲身边凑乎。老龚感觉没面子,就说:“老庞啊,你有劲没处使,去跟老牛练练摔跤,我们这儿不用你掺合。”老庞这句话倒听懂了,他嘻皮笑脸地说:“革命同志嘛,互相帮忙,算个啥?”
李家轩听不下去了,就说:“老庞,你昨晚没搞‘运动’,今儿劲头这么大?帮谁不是帮呢,你咋不帮帮咱爷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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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迷糊就说:“帮你,你有围脖吗?”
家轩啐了一口:“狗屁,我有吼房!”
田间劳动中的争风吃醋,具有娱乐性,无形中降低了劳动强度。女生们都明白自己是争夺对象,洋洋得意,却故意做娇羞状。听到涉及黄|色内容的戏谑,还要红着脸骂一声“缺德”。在心里头,却巴不得男生和男社员为他们打破头。
我们青年时代的“再教育”,绝大多数就是在这种氛围里进行。所谓贫下中农语重心长地教育城里娃,都是当时的文人在扯蛋。
我们的青春期启蒙,我们的性启蒙,都是在老屯们干活时津津有味地谈牲Kou交配时得来的。
老屯们没有“Xing爱”的概念,也没有“水|乳交融”的遐想,关于男女之事,只有一个字可表述——“干”!
我们当然不承认事情只有那么简单。可苦的是我们那时谁也“干”不了,只能闭着眼瞎想。
春天里,杏花、桃花次第开放,最后是漫山遍野云雾一样的梨花。我们各自钟情着或怀念着某个女孩,在上工和放工路上,大唱《喀秋莎》:
“正当梨花开边了天涯,
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
那年头,报纸、书刊上的词汇味同嚼蜡,这歌里,仅仅是“梨花”、“天涯”、“柔曼”、“轻纱”几个词,就激起了我们无限联想。
我们将来的“喀秋莎”,当然是纯洁,美貌,温柔。可是,她是谁?她在哪里?她何时才能属于我?
就在这种甜蜜而又苦涩的期待中,浪漫的“春惊”终于结束了。最后一天,是在半山上一块很偏僻的地块上种玉米。下午五点多钟,彻底完活儿。老庞长出一口气,把镐头一扛,吼了一声:“收工!回家!吃大碴子饭(碎玉米饭)喽!”
小迷糊接了一句:“吃完饭,什么地搞?”
嘻嘻哈哈中,人群三三两两往回走。斜阳照在葱绿的山凹里,落叶松林优美如幻境。有金花鼠在树干上窜来窜去。这东西大概是松鼠的一种,脊背上有五条黑色条纹。
春风拂面,人生的这一刻很惬意。
在当时的农村,除了春节能放五天假,其余时间,只要人睁着眼睛、脑袋顶上有日头,那就要干活儿,一分钟也停不了。本来,老农的生活完全不必这样紧张,一年的闲日子应该有三分之一。可是自从“公社化”以后,集体劳动,按出勤率算收入,多劳多得。那时候,农民不大聪明,以为工分越多,钱就越多,结果都拼命延长工时,没活儿也得找出活儿来干。工分总额一多,就不值钱,大伙就又拼命延长工时,多挣工分。恶性循环,把自己搞得跟老牛似的。
春耕最后一天,早收工一个小时,人人都觉得占了大便宜,乐从心头起。
老龚说:“听说山后有咱们校一个集体户,咱们今天去看看?”
“好勒——”大伙儿一阵欢呼,返过身,就去翻山。
从小路翻过山顶,一群城里打扮的青涩少年扛着镐头、挎着种子篓,鱼贯而下,穿过碧绿的落叶松林,直奔山凹里的小村而去。
这样的少年,只有在那个年代有;这样的景象,也只有那个时候有。我们前途莫测,却傻掂掂地乐,在春日的黄昏里,劳累了一天,还有心思翻山去串门。
小村里的集体户,果然是我们校初二的一帮同学。
这村子,是真正的山村,连个平道都没有,跟东甸子那样的大屯不能比。集体户也很寒酸,模样就是一简陋人家。大部分人都劳动去了,不在家。在家的两三个人,神情很寞落,无精打采混日子的样子。我们跟他们聊了聊工分值多少钱,劳动累不累,最近回长春了没有,双方一时都觉得挺亲。坐在他们凋敝的小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