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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文学的根（1）
1982年7月，韩少功走出了湖南师范学院大门。按照成绩，他可以进入党政部门、报社、电视台、出版社、文联一类同学们争相挤入的单位，但他必须为他###中的行为付出代价。他被分到湖南省工会干校，在当时情况下不够热门的单位。由于他持有结婚证和子女生育证，学院大概不能把他分配到偏远的地方去，制造新的两地分居。临别之前，同组的同学到韩少功家聚会，梁预立为他们准备了具有湖南风味的菜肴。大家的心情各自不同，但都异常兴奋，共同约好五年之后的这一天再次在这里会合。结果，五年之后的这个日子，只有一个名叫杨晓萍的同学，从遥远的南方风尘仆仆前来践约。
到了工会之后，因为写作上的特长，他被安排在《主人翁》杂志社当编辑。第二年，他的政治命运也渐有转机，由于省文化界老前辈刘斐章等人的力荐，1983年他成为湖南省政协的年轻常委，1985年2月从《主人翁》杂志副主编的任上调入湖南省作家协会，当上一名不用按时上下班的专业作家，后来还被选为湖南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成为领导干部后备梯队的一员。如果有志于政治仕途的进取，他的前景甚为可观，但他似乎有点心不在焉，比如经常在省政协常委会上缺席，至于省青联的主席团会，更是一次也没去过。以至于某机构考虑提拔新人时，有的权威人士发话说：“这个人太不爱开会啊。”
从1982年到1985年，韩少功在悲观中沉默，演绎多年的人生逻辑终于到头，他面临着一场深重的心理危机。支持他激｜情的确定的社会政治理想和坚贞温存的人情，如今都显得非常可疑，并且恍惚成为一种虚无，弥漫了他心灵的空间，毒化着他的生命。他看到社会改革的艰难，看到了这种艰难不在于某种体制和某个保守分子，而在于民族心性的难以转移。他看到了脉脉亲情后面阴暗叵测的利益计较和心思谋划，一种温馨中包裹着的凛冽。在他理想的帝国里，太阳正坠入黄昏之中。这个时候，他还不能以天空和太阳的名义，对黑暗中蠢动着的一切给予谅解和包容，厌恶和蔑视之情氤氲于胸，沉郁之中，有了一种精神上的孤高显示在他翘起的下巴上。
这时，文学正是朝阳产业，男女作家们勤奋地写作。年轻一些的，则以最新潮最时髦最洋化的词汇来包装自己卑琐的心理隐私，他们自信地抨击一切，却从来不检点自己。文学由神圣的事业变为一个熙熙攘攘的名利场。这种状况同样使韩少功感到厌倦，他对文学，至少是眼下大行其道的文学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对形形色色的文学笔会和活动产生了厌倦，觉得带着女儿韩寒到街头随便走走，比和同行一起瞎聊更有意思一些。
他开始审视自己这些年来的写作，在那些已经获得社会成功的作品中，发现了许多存在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他和同辈作家们热衷的都是问题小说，即以揭露社会存在的不合理乃至黑暗为使命，带有很浓的政治功利色彩。而这种沿革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写作，所凭借的武器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人道主义的前提把人性充分理想化了，在许多人眼里，人性的贪婪和私欲的膨胀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个性的自由解放，似乎只要把对集体、集权、公共、平等的极端追求转向另一个极端，就可以消除过去历史上发生的灾难。“后来我对政治的兴趣有些新的反省，挞伐官僚主义、特权，揭露伤痕，这些政治表达固然重要，但政治、革命不能解决人性问题。进一步思索到人的本质、人的存在，考虑到文化的背景，需要我们对人性阴暗的一面有更为足够的认识。”他所经历的事情让他意识到，社会问题的存在除了制度设计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更重要、更深沉的原因，那就是人性的黑暗。文学必须像奸细一样进入到这种黑暗的内部，并把它公开地摆到光线中来，让人们一起来检视。否则，就会停留在非常浅薄的层面。
此外，进入80年代以来，和其他人文知识分子一样，中国作家都在补文化课，如饥似渴地吸取外来文化的营养。他们处理自己生活经验和素材的方式，更多是来自西方的观念体系。随着西方思潮的相继涌入，国内次第产生相应的创作流派，如意识流、荒诞派，等等，萨特、卡夫卡、塞林格、贝克特、普鲁斯特等，都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化身。这些缺乏同质经验和情感支持，只是形式上相仿佛的似是而非的写作流派，被评论家黄子平称为“伪现代派”。在1986年发表于《湖南文学》的《东方的寻找与重造》一文中，韩少功回顾并审视了这段历史：“当代中国作家中，中年层受到苏俄文学影响较重，像张贤亮，明确提过苏俄文学是最好的文学。蒋子龙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柯切托夫等作家的影响，虽然他们另有独特的发现和发展。至于青年一层，读书时正是中苏关系交恶，所以受欧美现代文学影响较大。现在二十几岁的，都写得几首朦胧诗，甚至能够以假乱真。对屠格涅夫、契诃夫什么，反而较为陌生和疏远。这两种影响都是好的、意义重大的，可以说，没有这些影响，就不会有中国文学的今天和明天。但向外国开放吸收以后，光有模仿和横移，是无法与世界对话的。复制品总比原件要逊色。吃牛肉和猪肉，不是为变成牛和猪，还是要成为人。”（《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总之，这个时期中国作家还没有找到自己说话的方式，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文体风格，在创作上仍然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随风摇摆。因此，作品缺乏精神气质上的意境和美感。这意味着作家们还没有进入专业意义上的创作。就拿《西望茅草地》来说，“语言夹生，过于戏剧化”等，都不是一个成熟作家应有的缺欠。他和当时许多中国作家一样，接受时代精神和观念的限制，1985年以前的作品，尽管获得诸多高尚的荣誉，但现在看起来还像是习作。
1985：文学的根（2）
在创作中，如何找到与自己精神气质相吻合的表达方式，找准自己说话的语感，而这一切都跟作家本人的文化出身密切相关。人是文化的生物，他的潜意识的深处贮藏着古老的密码，他的精神生活只有与这些密码对接上，并将其激活，催醒沉睡的意象记忆，才能将囚禁在潜意识中的创造力解放出来，进入一种自由舞蹈的境地。1983年，一个诗人朋友到湘西通道县侗族地区参加歌会回来，兴奋地告诉他：“在湘西那苗、侗、瑶、土家所分布的崇山峻岭里找到了还活着的楚文化。那里的人习惯于‘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披兰戴芷，佩饰纷繁，萦茅以占，结茞以信，能歌善舞，呼鬼呼神。只有在那里，你才能更好地体会到楚辞中那种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境界。他们崇拜鸟，歌颂鸟，模仿鸟，作为‘鸟的传人’，文化与黄河流域‘龙的传人’有明显的差别。”在那里，曾给屈原大夫以灵感，并在《离骚》、《九歌》、《湘夫人》中的意象和氛围还在存活。利用可能的机会，他多次到湘西一带去调查采风，企图从中找到作为一个楚国遗民的心灵感觉和意象表达。随身携带的本子记下了一些有趣的掌故传说，也记下了许多与普通话不同的语词短句。这种习惯为他后来的写作，特别是《马桥词典》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其时，不只是韩少功，许多对文学有更高期待的作家，都不能满足于当下一味诉苦的“伤痕文学”和把生活过于简单化的“改革文学”。一度借助社会政治获得轰动效应的文学界，开始出现了“去政治化”的讨论，把文学往人学的定位上挪，关于人道主义和人性异化问题的分歧也在哲学思想界引起争锋。文学应该把根扎在什么土壤里，才可以成长出冠盖如云的参天大树，是中国作家共同面对的课题。湮没多年的沈从文等一些具有中国风度的作家，受到了关注，其程度超出了风格欧化的巴金、茅盾等人的地位。有一些作家开始重视本土文化资源的挖掘，吸收深藏其中的“地气”。“作者们开始投出目光，重新审视脚下的国土，回顾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学觉悟。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带上浓郁的秦汉文化色彩，体现了他对商州细心的地理、历史及民性的考察，自成格局，拓展新境；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则颇得吴越文化的气韵。”“一些表现城市生活的作家，如王安忆、陈建功，等等，想写出更多的中国‘味’，便常常让笔触越过这表层文化，深入到胡同、里弄、四合院和小阁楼里。有人说这是‘写城市里的乡村’。我们不必说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我们至少可以指出这是凝聚历史和现实、扩展文化纵深感的手段之一。”（《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细心研磨出来的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和阿城的《棋王》系列小说，更是充满中国文化的气韵，特别是道家哲学的微妙意趣。
1984年12月，《上海文学》召集国内著名的评论家和小说家，在杭州陆军疗养院“将军楼”举行了一次为期七天的会议，议题为《新时期文学的回顾与预测》。这次会议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被赋予某种特殊的意义，认为是文学寻根运动崛起的标志。由于当时意识形态领域正在进行“反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会议没有邀请任何记者，事后亦没有消息见报，没有留下完整的会议记录，只有一些与会者版本不同的回忆。韩少功发表在2000年《上海文学》上的《杭州会议前后》是其中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