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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韩少功先生接受作者不厌其烦的提问；感谢蒋子丹、单正平诸君无偿提供有关资料；感谢海南省作家协会和《天涯》杂志社同仁们的关心支持，还有杨莉女士的再三催促，使本书得以尽早收笔。
有清水流过的地方就会有草木生长。
孔见记于府城金花市场
2007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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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1）
韩少功、孔见对话录
孔见：你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记忆让你终生难忘？能否谈谈你最伤感的时期和最伤感的事情？
韩少功：对不舒服、不开心的日子总是记忆深刻一些，尤其亲人的生离死别更是如此。要说最伤感的时期，第一要算“文革”中父亲的去世和家庭变故。卡夫卡对他父亲说过：我之所以在作品里抱怨，就是我不能趴在你的肩膀上哭泣。我也是在那时候失去了一个可依靠的肩膀。第二可能是90年代初期，当时发生了一些事，使我有被背弃和孤立之感。在那以前，我觉得尼采很难懂。在那以后，我突然觉得尼采不过是通俗的实话实说。
孔见：新时期文学延续了三十年，有的作家走着走着就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新路，但你一直在这条路上走着，保持着一种活泼进取的姿态。我想，这其中除了你始终保持对现实问题的敏感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你保持着学习的态度，不断寻找新的思想资源，交叉阅读中西方的经典作品。我有一个叫洪小波的朋友是你的读者，他很钦佩你一直保持着精神上的成长。
韩少功：作家的兴奋点很重要。让他兴奋起来的，开始可能是好奇，是名和利，还有生活中积累的冷暖恩怨。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到后来，马拉松一样的文学长跑需要持久动力，那就需要信念的定力和思想的活力。我读书并不多，聊感欣慰的是，我喜欢把书本知识与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抱着怀疑的态度读书。读书不是读古人的结论。古人再高明的结论拿到今天来也可能是无用的。我们需要读出古人的生活，看他们是面对什么条件和环境提出什么样的见解，以便解决当时的问题，回应当时的现实，这才能体会到他们的智慧。
孔见：也就是说，任何话语都是面对某种现实和谈话对象而说的，读书必须能够还原这种对话关系来理解所说出的东西，不然就可能把书读死了。因为换一种形势和对象，话就不能这么说了。法无定法，说的也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韩少功：是的。除了读书，还有一个关怀半径。有一个作家对我说，他很长一段时间里提不起神，觉得没什么好学的，没什么要说的。我问他，世界上每天发生那么多的事情，贫困、压迫、暴力、死亡、伤害、对抗，等等，你都看不见吗？或者看见了你都心安理得？当然，那些事情都可以与你没关系，有关系那是你自找的，是你关怀的后果。这就涉及一个人的关怀半径。如果你的半径足够长，你就是一辈子不停顿，也想不完和学不完，成天有忙不完的事。
孔见：说到关怀，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对人的关怀是文学的传统，但关怀人是关怀人的什么东西？是物质生活上的嘘寒问暖，欲望上的满足和放纵？还是人性精神上的升华和进化？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不好笼统地谈论关怀。
韩少功：这一点问得好，很少有人这样问过。人总是受制于人的基本条件。比如说，在粮食有限的情况下，我吃饱你就吃不饱，你受益我就不受益，因此人都有利己的本能。但人还有恻隐，有同情，有感同身受，看见别人受苦自己也不舒服，这是因为人还有意识和情感等精神世界的活动，成为群体联结的纽带。就物质利益而言，人都是个体的；就精神利益而言，人又都是群体的。这就是人的双重基本条件。没有人敢说他没有自利的本能，也没有人敢说他从无恻隐和同情的心头一颤——即利他的本能。人的自我冲突，或者说半魔与半佛的纠缠，就是这样产生的。
我们看到街面上一些可怜人，但不能停下来一律给以帮助。看到一条流浪狗恓恓惶惶饥寒交迫，也没法把它带回家收留。我们会有一种罪感。在另一方面，在复杂的因果网络里，恶因可能促成善果，善因可能结下恶果。比如，我们帮助一个人，给他一千块钱，但也可能使他变得懒惰，学会了坐享其成。那么这一千块钱是帮他还是害他？总之，一是我们能够做的很少很少；二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对是错。因此我们会有很多视而不见，会有很多遗憾和欠账，如果说“原罪”，这就是原罪。
但我们也不能滑向虚无主义，不能说佛家“无善无恶”就是纵恶。康德说，道德是“自我立法”，并无什么客观标准。所以关键是你心中要明白：你是不是动了心？你是动了什么心去做这件事？我们对自己大概只能管住这一条。至于社会，从来都不是完美的，也不是完全糟糕的，情况总在历史的上限和下限之间波动，在人性总体合力的上限和下限之间波动。三千多年了，基本上没有出现过理想社会，只是不完美社会的不同变体。这不是什么悲观，是一种现实态度。我们的积极能动性表现在：当社会状况比较坏的时候让它不那么坏而已。我们不能实现天国，但我们能够减灾和止损。这当然只是局限在物质利益分配方面的关切。至于在精神上提升他人，比如实现“六亿人民尽舜尧”，我觉得是一种美好的奢望。书包 网 87book。com 想看书来
附 录（2）
孔见：我不能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有些人之所以做一些不利于人，其实也不利于己的事情，可能是因为迷惘和困惑，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和对的。也就是说是认识出了问题，并非品性的邪恶。因此，需要一种启蒙和警醒，一种“以心传心”。
韩少功：我们也许可以让他的行为符合某种规范，让他逐利时不那么狭隘和短视，但要让他生出佛心和圣心，那是另一回事。外因总是很有限的。《礼记》里说：“有来学无往教。”他自己如果没有道德要求，你的主动教育可能一厢情愿。即使有短期效果和表面效果，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前不久我到峨眉山，看到烧香拜佛的信徒很多。我发现有两种人占有很大比例，一种是穷人，生活绝望没有着落的；一种是坏人，脑满肠肥但紧张惶恐不安的，需要心理平衡和补偿。前一种人是求利益，后一种人是找心安，离真正的菩萨境界都还太远。我不会歧视他们，但也不会那么书生气，以为他们跪跪拜拜就有了可靠的道德。寺庙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内心的应急处理，管不了长远。
在我看来，逐利的理性化还是逐利，比胡作非为好一点，或者说好很多，但不能代替康德说的精神“崇高”。一个人的道德要经过千锤百炼，是用委屈、失望、痛心、麻烦等磨出来的。把自己锁进一个孤寂庙宇并不是捷径。殿堂其实就在世俗生活中。心里真有了一个殿堂，才扛得起千灾万难。
孔见：以前的作家，包括现在国外的作家，通常能够公然地讨论自己的理想关怀，这体现一种精神上的坦率。但在今天的中国，这变成了一个最私密的事情，你现在也是避免一种直接的表达。这是为什么呢？
韩少功：我也赞成谈谈理想，但理想不是一种理论，一种观念，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状态和实践过程，很难简化成几堂课或几次讨论。从低标准来说，理想是可以谈的。从最高标准来讲，理想又是不可以谈的。理想通常是个人事务，谈出来就可能强加于人，做起来就可能对异己形成压迫，这就是历史上理想总是传薪不熄，但理想主义的全###动又很容易成为宗教狂热的原因。上帝的事交给上帝，恺撒的事交给恺撒。恺撒要当兼职上帝，总是失败和可怕的，甚至难免血腥暴力。这样，我以为，理想教育功莫大焉，但一个人如果不奢望大家都同自己活得一样，又不必经常高调布道，常常需要节制和容忍。
孔见：从《爸爸爸》到《山南水北》，你的作品都有神秘和超验的成分，对世界做了一些超现实的想象。这些想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韩少功：文学中总是活跃着神话元素，因为文学常常需要超越经验的常识的边界，实现心灵的远飞。广义的神话，并不一定就是装神弄鬼，只是保留和处理更多的可能性，引导想象力向无知领域深入。一般来说，我不会写人变甲虫，像卡夫卡写的那种；或者写飞毯，像马尔克斯写的那种。我通常是实中写虚，常中写异，在常态中展现神秘，打击人类认识的自傲态度，比如在《马桥词典》中写到一个成天打农药的人：他渐渐适应了农药的毒性，因此成为一个毒人，到最后，被蛇咬一口反把蛇毒死，吹一口气也可以把飞蚊毒死。其实这里面有经验原型，又有超验的夸张和虚构，似真非真。
（）
孔见：沿着实线画出一条虚线。
韩少功：生活是已知领域与未知领域的混杂。在写已知事物时，要给未知的纵深留下余地，留下童心、浪漫、超感以及想象力。
孔见：你到乡下生活好几年了，在农民身上有什么让你感兴趣的品质？他们当中有什么让你深为感触的事情？
韩少功：我不是对农民特别感兴趣，是对很多新派人士不感兴趣的事物感兴趣。眼下有些人，不过是多了几个小钱，多知道一些新玩意儿，就自以为是高等华人，实在很可笑。农民缺少一些新学知识，但并不缺少智慧。要知道，苏格拉底和孔子也没坐过汽车，更不懂得电脑和视频，但比眼下的一般白领都聪明百倍吧？曹雪芹没见识过五星级宾馆，但眼下哪个中国作家敢说自己比曹雪芹强？
农民也有知识，尤其有传统性和实践性的知识，只是这些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