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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放学回家，他闻到了肉香却听不见鸡叫，于是放声大哭。几块鸡肉被夹到他碗里，一餐又一餐，热了一次又一次，他还是没有去碰它。对弱势生命的关爱，使他的身上有了一些超出人道主义的情感。饥荒年代的这段记忆，在韩少功的心里刻下了一条唯物主义的原则：人必须有饭吃，有衣服穿，然后才可以谈别的，包括艺术的优雅和道德的崇高。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城墙边上的童年（3）
那个时代，大人都很辛劳，家里的孩子也多，除非生病，否则孩子很难得到父母的照顾和关注，至于栽培，那是十分有限的。尽管如此，有空的时候，母亲还是教她的幼子写写毛笔字——她的毛笔字着实写得漂亮，毕竟是美术科班出身。在母亲的指导下，韩少功临摹过一些碑帖，特别是清代书法家钱南园的作品。也许是希望孩子受到一些英雄好汉的影响，父亲要求他们看《水浒》、《三国》，不许他们看《红楼梦》，怕他们受到封建贵族脂粉生活的熏染。出于对风云变幻、阴晴不定的政治生活的恐惧，父亲要求他们一定把数理知识学好，将来凭专业技能在社会上立足，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当然，父亲总是忙忙碌碌，心事很重，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谨小慎微地过着心惊肉跳的生活，给孩子关怀是相当有限的，以至于在回忆起父亲时，韩少功说：“父亲给我的印象不太深，因为他死时，我才十三四岁。”他只记得起一些零碎的片段。有一次，因为愤恨父亲没有带他们去游泳，姐弟们乘他午睡的时候在他头上扎了个小辫子，还挂了条草须。父亲迷迷糊糊醒来便出门上班去了。还有一次，父亲骑单车回家时摔了一跤，右脚被瓷片割破，血流如注，躺倒在地上，路上有许多人在围观，其中就有他的大儿子。当儿子发现是自己父亲时，却不知为何悄悄地退出去走了。这让父亲十分伤心，对母亲说：“没名堂，这没天良的，他就自己走了！”但他仍然对儿子宠爱有加，与客人谈话时总有意无意地提到儿子作文得奖什么的。
在一篇题为《那年的高墙》的短文里，我们还可以了解到，这个叫四毛的男孩对人性的惊奇：
爷爷的夏夜里有一堵高墙，布满了青苔，一颗颗流星都落到墙那边去，那边偶尔飘来一种怪好听的声音（琴声）。那边有一个疯子。有一次疯子从墙上冒出长长的头发，尖声地笑，挥着一条女人的毛巾，“阿毛，拿洋火来——”
四毛被吓坏了。于是父亲非常生气，拿来竹篙和菜刀把疯子轰下去了。
父亲最瞧不起墙后的这一家。有一次四毛问他们姓什么，父亲就说是“屙吃困，剥削阶级都是屙吃困。”还朝那边横了一眼：“哼，当小老婆的，还摆什么剥削阶级臭架子，还有怀娥铃（手提琴）呢。”
疯子被送走后，墙那边静得奇怪，四毛怀疑那边的人已死了很久很久。他有一次挖蚁窝，在墙基上挖出一条缝，从缝里看过去，那边也有一个小院，有夹竹桃，一团团粉红色拥护着。“我看见了一位陌生的姐姐，大概十五六岁，正在洗澡。她辫子盘在头上，全身白净如刚剖开的藕，突出的｜乳头轻轻跳动着，光滑的两条大腿之间，则有黑色的须毛。我大吃一惊！”
尽管有过一个时段的饥饿体验，韩少功的童年还算得上阳光灿烂。在学校，他学业成绩十分优秀，品行方面的表现也相当良好。家里的墙壁上，贴着各种各样的奖状，看起来十分斑斓。他还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大队干部，每天早晨穿着三条杠杠的制服在操场上领队做操，威风凛凛。大约是1963年的时候，全国推行“阶级路线”，韩父的军功章和诸多奖状并不能抵消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历史污点”，在台湾的亲戚关系也构成疑点，其政治前途日渐渺茫。不仅如此，韩少功肩膀上的三条横杠也被摘了下去，作为班干部的各种职位被相继免去。他心里的阳光开始黯淡，但对人世的警觉却过早惊醒。这种变故让他感到压抑，他不像以前那么活泼，也不怎么爱说话，只是把更多心思投入到书本中去。比较而言，韩少功理科的成绩要比文科好出许多，特别是数学和物理，是他兴趣最浓的领域，以至于他刚进初一，数学自修已完成初三课程，参加任何级别的数学竞赛，都只需一半时间就能斩获高分，自己动手制作的晶体管收音机也具有越来越高的技术含量。他最向往的人物也是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这样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如果不是后来命运的变故，他应该成为这一类人物——这是他1966年以前心里酝酿着的梦想。后来，阴错阳差，他成了一名有成就的作家，那完全是命运的过错。
残酷的成｜人礼（1）
1966年9月底的一天，韩少功和他的中学同学结束了支农，兴冲冲地从乡下回来，一推开家门，发现家里的一切都变了。来了一些陌生人，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什么，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原来是父亲不见了，消失于1966年9月27日的这一天。他跟妻子说他去理发，拿着四毛钱出了门，就再也没有回来。办公室的抽屉里留下极其简明的遗书，说他有罪，是反党和反社会主义的罪人，希望家属子女都与他决裂，永远忠于革命和人民。单位和公安局的人都在四处寻找。由于死不见尸，有人怀疑他叛国外逃，到日本、美国或什么地方去了。这种怀疑现在来看有些怪异，但在当时却顺理成章：他不是一直活得很爽朗的吗？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
机关里出现了针对他的大字报浪潮，其组织周密的程度一望可知。抓叛逃，抓特务，抓反革命，此时的运动近乎狂热。韩父因其国民党时代的军阶，无法幸免于难。他不是机关里第一个祭品，在“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安然无扰，这已属万幸。但类似古代河伯娶妻的故事，运动不能没有牺牲，尤其是在一个旧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凡运动都得有成果，否则就无法向上级交代，大家就无法平安度日。因此，他可能心里早就明白，按照这样的速度升级和排队，很快就该轮到他了。在广播里越来越嘹亮的革命口号声中，他可能早已内心战栗，早已暗中安排。
区别可能只在于，他不愿意像其他受难者一样戴高帽或者蹲监狱。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免辱的唯一办法就是抢先结束自己，让那些快意的侮辱者扑空。
就在此事发生前不久，有一天半夜时分，十三岁的韩少功被背上痒痒的舒服感挠醒，他发现父亲正轻轻地抚摩自己光滑的脊背，细心地剔除他皮肤上晒脱的皮屑，对母亲说：“毛他真是长大了，十三岁的人就能挑一百二十斤红薯了。一百二十斤红薯，我看了秤，真是一百二十斤……”韩少功有些惊异，平时离他远远的父亲，为何做出这样的举动。他并不明白，父子间这一从未有过的亲昵行为是一种不祥的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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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存在的压力增强到一定阀度时，生命本身就变得很轻了。尽管韩少功曾提到父亲为人谨慎，如政治风暴中的一只惊弓之鸟，但韩父在处理自己生命的问题上却相当果断，而且出手非常及时，显示了一个曾经从军赴战者的应有风范。后来发生的事情甚至证明他做得还很明智：先下手为强，让“挖黑”的线索在他这里中断，自己不必违心地揭发他人，这样以短痛结束长痛，也减少了家人可能受到的惊扰，与家人撇清了关系。打完了这一场阻击战，他把自己抛入湘江冰凉的水流，像投掷一块石头那样。
怀疑使尸体的寻找变得十分迫切，周围警觉的目光让他们感觉到，父亲活着不会比死去更好。为了证明不是一起反革命的金蝉脱壳之计，就必须确定他的死亡。母亲带上姑姑不断扩大寻访打探的范围。二十多天后，终于在湘江下游十几公里处，找到了一具中年男尸，已经面目全非了。从尸体残存的某些线条和身上穿的衣服鞋子，母亲认定他就是自己的丈夫。但韩少功似乎很难在感情上认同这个结局，于是父亲的死活似乎成了心里的疑案。在1993年发表的小说《鞋癖》里，他就做这样的想象：父亲还活着，活在另一个神秘的所在，并且一直关注着自己的家人。这是作为儿子的他最能够接受的一种可能，这样的安排有一种悲悯让人感动。
父亲之死，断绝了韩家的经济来源，使韩家进入一个经济上十分困苦的时期。两个姐姐一个在大学读书，一个在农场劳动，哥哥则是劳动大学的新生，只有十三岁的韩少功陪伴着恓惶不安的母亲。一夜之间，落在他们母子身上的目光有了惊人的变化，显得寒凉彻骨。同一单位院子里的有的邻居，甚至不齿于与这个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家庭为伍，串通起来要把这一家人驱逐出去。少年韩少功真切地体会到世态炎凉，但他并没有因此绝望，或乱了方寸。为了安慰悲伤的母亲，他搬进母亲的房间，与她睡在一起，把她冰凉的双脚紧紧抱在自己怀里，直到她的鼾声响起。为了应付生活上的困窘，做菜的时候他们多放些盐少放些油，还把一个房间退掉。他意识到书是不能再读下去了，必须找到一份工作来维持家里的生计。尽管相好的同学都觉得他这么好的成绩放弃学业太可惜了，但他还是到学校向班主任提出退学申请，并且立即得到批准。尽管这时的他心里怕见同学，怕见任何熟人，专拣僻静的小巷行走，但还是决心要找一份工作来支撑家庭。他开始沿着一条条街道满长沙城去找工作，走进工厂办公室和车间，问人家有没有事情可以让他干。他还找到儿时的邻居，找到住在棚户区的小伙伴们的家长。他们很热情地带着他四处打探，但都没有结果。看他稚气而单薄的样子，大人们一再摇头：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够工作。 txt小说上传分享
残酷的成｜人礼（2）
其实，那时许多工厂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