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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说了。”玉旨一郎一挥手说，“赶快走吧，在我不叫你的时候请你不要来找我。”
葛明礼眨眨眼睛，忙点头说：“是，是。”
秦德林等见他摇晃着要转身，忙来架住他。
正这时，校长孔庆繁又开了腔：“葛科长，请留步。”
葛明礼又站住了，困惑地望着这个不在他眼下的老孔头。
“您不是有命令吗？”孔庆繁慢条斯理地说，“让我和诸位教职员明天都把行李卷搬来，住到学校受审，不知还搬不搬来？”
这个久经沧桑的老头看准了有利时机，在葛明礼已经被烧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又给他加上一把火。这下子所有的教职员立刻都跟着喊起来：“你不是让我们都在地板上搭地铺吗？”
“你不是说我们这帮耍笔杆的都是重要嫌疑犯吗？”
在一片喊声中葛明礼的大白脸涨得通红。他这号汉奸的特点就是：在日本人面前你让他下跪，骂他、打他，他都认为是理当如此，从来不觉得可耻；而在中国人——尤其是他认为比他低下的中国人面前，有人顶撞他一句他都觉得丢了面子，甚至可以为此而大打出手。现在这些根本不在他话下的穷教员竟对他群起而攻之，他怎能不脸红，怎能不气恼。他嘴唇抖动地望着玉旨一郎，像要张口乞求这个主子为他做主。
玉旨一郎根本没有理睬他，对着教职员举起双手，大声说道：“请诸位静一静，静一静。”
玉旨一郎等人静下来以后说：“诸位同仁，我们哈尔滨第一中学是学生读书的地方，不是警察厅的特务机关，更不是监狱。诸君是受尊敬的师长，教好学生是诸君的天职。请诸君马上回去上课。”说到这里，他把手向门外一伸说，“诸位请吧。”
教职员立刻活跃起来，大家一齐向门外走去。人们从葛明礼的身旁挤过去，葛明礼的脸由红转白，由白转青，眼泪在他眼眶里转，他连忙闭上了眼睛。
校长孔庆繁也向玉旨一郎点点头，转身走了。这个老头竟也能大踏步向外走去。多少年来他还从没有这样兴奋过。他太欣赏今天自己的表现了，简直是挺身而出，奋不顾身。这将成为他永久的话题，最精彩的保留节目。
王一民也随着大家走出了礼堂，他在集中全力地思考一个问题：这个玉旨一郎到底是什么人？对他今天的表现得怎么理解？他是真的关心教育，站在教职员这一边？还是明里一套，暗里一套，戴着一副假面具在表演怀柔政策？如果后者是真的，那就是遇上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了。这时，他忽然想到有一个可疑点：当大家走出礼堂时，玉旨一郎和葛明礼却没有出来，他们是不是在互相交底？他想，必须马上向上级汇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16
初夏的深夜，没有风，静悄悄的，好像所有的生物都睡着了，连狗都不叫一声。只有那寻春的猫儿，有时发出几声和它那柔媚的身姿极不相称的嗥叫，让人感到夜更深了。
满洲省委新任工会负责人谢万春的老伴儿谢大嫂坐个木板凳，脸儿紧贴在外屋地的房门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她刚一合上眼睛，就又看见一九三二年松花江发大水的情景：大水冲开了离她家只有半里地的堤坝，浊黄｜色的巨浪翻滚着，吼叫着向他们那条破烂的街道涌来。她背着只有四岁的小女儿，从小破房里冲出来，在街道上狂奔。天下着瓢泼的大雨，狂风加紧了雨势，满街都是像她一样狂奔的老人、妇女和小孩。他们一边跑一边张大嘴用尽全身力气呼喊着——妇女喊着孩子，孩子喊着妈妈，没有什么喊的也直着嗓子在叫唤，是叫天？还是呼地？谁也听不清楚。当动物的生命突然受到死亡威胁的时候，大概都会发出这种本能的绝望的呼号。
喊声、风声、雨声，夹杂着从人群后面追逐而来的洪水声，真让人感到那黑沉沉的天就要塌下来，人类要毁灭了，世界到了尽头。
谢大嫂拼命地跑着，跑着，明明知道跑不出去也要跑。后面的浪头打过来，她在浊水里挣扎着。一块木板冲过来，直撞在她的腰上，木板把她撞倒了，但她又飞快地抓住了木板，她就着水势趴在木板上。木板在浊水里一起一伏，木板边上隆起一个用旧铁皮包着的玩意儿，有半尺长，两头低，中间鼓鼓着，鼓鼓的地方还有个窟窿。谢大嫂一把就抓住了这个玩意儿，她抓得牢牢的。手握在窟窿里不大不小，正可手。她真像抓住一个救生圈一样，把全身力量都集中在这只手上，只要不松手，她和她的小女儿就能得救。水一过去，她又可以回到她那小房子里，和她那出门在外的老头子……她刚想到这里，忽然有一个非常熟悉的感觉从她的手上传过来，她就像触电一样忙向那旧铁皮包的玩意儿望去。天哪！这不是自己家里的门把手吗！她又飞快地瞥了一眼身下的木板，呀！正是自己家外屋地的房门，天哪！莫不是它成了气候，成了精灵，撵过来，搭救自己……不，不是，她忽然绝望地意识到：自己家那遮风挡雨，赖以生存的小房完了！
谢大嫂一下惊醒过来了。她的脸在门板上贴得冰凉，她的手正抓在那旧铁皮包的门把手上。她把手从门把手上拿下来，拽了拽披在身上快要滑下去的薄棉袄，又抓住了门把手，门把手上的铁皮还热热乎乎的，她也感到一阵温暖。从那次大水以后，她就和这块门板，这个门把手，结下了患难与共的生死之缘。大水把她的小房冲倒了，所有的东西都冲没了，只有这块载着她和小女儿死里逃生的门板，还和她在一块儿。当她们随着一批难民，在南岗下坎搭起现在这片避难房的时候，这块门板就又为她家看宅守户了。
谢大嫂挺了挺腰板，又歪着头向里屋看了看。里屋门关着，一线幽暗的灯光从门缝里透出来，稳约地可以听见男人的话语声。谢大嫂拍了拍自己的脑袋，暗自嘱咐自己：可不能再粗心大意地睡过去了！
里屋她的老伴儿谢万春正在讲话，声音不高，听不清楚说什么。但是只要听着这声音，她就觉得心里踏实，有了主心骨，好像天要塌下来，有这个老头子在身边也压不着自己，他的肩膀能抗得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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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大嫂名叫迟素芬，她和谢万春同是喝呼伦池水长大的。两家的小草房脊连脊的盖在池边小镇旁；两家的大人手连手地扯着一条渔网讨生活；两家的儿女从会跑就在一块儿抓鱼摸虾，而他俩也就在风吹浪打中一齐长大了，并且长得那么般配，那么和谐。如果真要想在世界上找到“天生一对”的伴侣的话，那么除了他俩还有谁呢？
两家的父母早就有意结亲，两家的邻居也都极力玉成。只要年龄一到，这对小情人就可以在茅屋下拜天地了。但在那年月穷人总是和厄运结缘，有几家穷人手里能拿着称心如意的算盘，任自己扒拉呢哪时沙俄帝国正把侵略的血手伸进东北，在中国的土地上修筑一条血路——中东铁路。说它是血路，就是因为它是用中国劳动人民的鲜血铺成的。翻开俄国人修筑中东铁路的纪念大画册看看，屠杀中国人的血淋淋的画面竟成了沙俄帝国侵略胜利的标记：在枯树枝上高悬着中国劳动人民的头颅；在草地上横陈着中国人民的无头尸体。有一幅照片，竟照下了刽子手挥刀砍人那惨不忍睹的一刹那：大刀砍下去，人头刚刚离开颈项，血还往下流……俄国人把当时最高超的摄影技术用来记录屠杀中国人民。
在那些无辜被害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当中就有谢大嫂——迟素芬的生父。那条血路的路基占了他家仅有的一小块土地，她父亲和同乡们红着眼睛起来拼命。一阵排枪扫过来，她父亲倒在俄国人的枪口下，素芬不顾死活地扑上去，两个俄国“骚达子”——大兵抓住了她。兽性发作的老毛子，把十七岁的姑娘拖进高粱地，正在危急万分的时候，谢万春手持砍刀闯来了。一阵砍杀，两颗黄头发的脑袋滚进了垄沟里，屠杀中国人的刽子手被中国人杀个痛快！如果谢万春也有照相机，这倒真应该记录下来，贴到中国人民反侵略纪念画册上去。但是谢万春非但不能照这样的相，还受到了危险的追捕。他只好拜别了父母，和迟素芬双双逃出了家门。茫茫大地，湛湛青天，他们逃向哪里？
这时哈尔滨已经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城市，大批农民涌入当时还叫傅家甸的道外区。历尽千辛万苦死里逃生的万春和素芬，也随着成帮的农民来到了哈尔滨。那时哈尔滨到处盖楼房，修马路，横跨松花江的大铁桥动工了，停泊火轮船的道外码头也破土了，只要是肯卖力气，不愁没活于。刚满二十岁的谢万春长得虎背熊腰，粗眉大眼，经年在太阳暴晒下的皮肤像涂上了一层浓重的红色，使他往工夫市上一站，真像座用紫檀木雕成的力士。领工的小把头总是一眼就相中他，头一批就被领走。迟素芬则靠着勤劳的双手，给人家洗衣服和缝缝补补。两个人口挪肚攒，积下了几个钱，就在道外靠码头的地方（后来形成了街道，叫道外三道街），盖了两间小房。这对患难的伴侣，从一座小店的男女大炕上，搬进了新居。他们没拜天地就成了夫妻，用新名词讲叫同居，用旧话讲叫合房，不论怎样叫，内容都是一样的。最质朴的形式中饱含着最纯洁的爱情，在旧中国刚刚兴起的新式自由恋爱，却在两个还不懂这名词的青年中发生了。在搬进新居的那天晚上，谢万春特地买了两支红蜡烛，打了两壶酒（他本来连一壶也喝不了，但新婚什么都要成对成双，不能“要单”呀），炒了四个菜，小夫妻点上红烛，穿起仅有的两件新衣，双双面向北方跪下，向家乡父母磕了三个响头。然后坐在新炕席上，在红烛高照下，共进这对他们来说是最豪华的晚餐，共享这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一刻。
婚后，谢万春觉得卖小工做零活终非长久之计，他要寻找一个固定的职业。这时有一个叫老巴夺的波兰籍犹太人，在离他小房不远的地方，开设了一座制作烟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