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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学员们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按捺不住地讨论着朱教授的伟大的发现，特别是朱教授振聋发聩把东方明珠塔比喻成一个挺立起的阳具，其实就是男人的阴茎，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了不得的想像力啊。
更妙的是，东方明珠塔下面的那个大球，非常形象地被比喻成“巨大睾丸”，再次使中国人的想象力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与层次。只是朱教授似乎有一点算术基本功匮乏，只数出来了一个“巨大睾丸”，其实，稍微注意一下，东方明珠塔里，不仅仅有一个最大的“巨大睾丸”吧，上面还缀着几个小型的“睾丸”，按照朱教授的理解，难道一个阳具上，可以缀着几个“睾丸”吗？难道上海的性欲，一个“睾丸”无法提供充足的荷尔蒙与力比多，必须用一连串的睾丸为上海注入强劲的雄性激素吗？
“上海民众及其外地游客们”登陆东方明珠塔大球，按照朱教授的讲授，实际上就是钻进了睾丸里，这不是说，“上海民众及其外地游客们”奋不顾身地消费一百元人民币，就是妄图成为一粒喷薄而出的精子吗？莫非登攀的人们，就是通过成为精子，而重新回味最原始的本质的快乐吗？
由此可见，是凡爬上东方明珠阳具上的人，其实与口交的女优一样，有着对男性器官的变态的热爱，也就是说，上了东方明珠的游客，其实就是表演口交的女优。——不好意思，这一段想法，是莎比的思想开了小差之后胡思乱想的产物，其用意，也是一名AV女优为自己的职业进行阿Q式的自我安慰而已。一想到爬上东方明珠的人，都是AV女优，莎比的嘴角不由浮现出一丝冰冷的微笑，是一种自嘲，也是一种嘲他。
课堂中的讨论声音经久不息，与莎比一样，看样子讨论的集中点，都放在“东方明珠是阳具”这个划时代的发现上。
有一个学员站了起来，与朱教授交流起阳具崇拜来，“朱教授，我发现一个规律，凡是长形的东西，都是阳具吗？”
朱教授不会轻易地上圈套，微笑地看着这个年轻的学员，问道：“这位同学，请你把你的意思说清楚一些。”
“朱教授，请问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呢？”
朱教授举了自己的手，大家都看到，那是一支粉笔。他懵懵懂懂地看着学生，有一点装疯卖傻的神情。
“那么，朱教授，我可以说你捏着的，是你的阳具吗？”
“这个，这个……”朱教授的声音立刻被淹没在教室里起哄的笑闹声中。
那个同学继续发问：“朱教授，每次上课，你都要带上粉笔，是不是暗示着你对男人勃起的内心渴望呢？似乎你只有通过粉笔这种男人勃起的象征，才能上好一堂课，你这种对男人阳具的夸大其辞地追求，是否证明着你内心里的某种缺失呢？”
教室里的哄闹声再次响起，钱盛肿不得不从隔壁重新回到教室里，大声命令学员不得无理取闹，并且轻车熟路地说道：“有什么讨论的地方，下课后与朱教授私下里交流，不得打乱朱教授的思维。”钱主任又问道：“小全呢？”莎比站了起来，钱主任指示道：“全老师，你把课堂秩序维持一下。”莎比走下课桌，闹了一个大红脸，在众多的学生面前，她实在没有操控全局的能力，好在下面学员们失去了与朱教授认真的兴趣，未再发生更多的骚动。
朱教授丢开刚才的尴尬，继续按照既定的思路讲下去：“是的，作为最著名的外阴口，外滩这个‘中心’在几年前已完成了拓宽工程。另外两个‘基本点’之一的淮海路（霞飞路）经过改造，也大致恢复了旧殖民地‘东方香榭里舍’的旖旎风情；衡山路则云集了各种西方情调的酒吧，成为准中产阶级制造情欲和精神自慰的秘室。在市场经济伟哥的催动下，一些新的性感带正在崛起，如浦东大道、南京东路步行街和徐家汇等等。这些变化令各个性感带开始在情欲地图上互相衔接起来，并且更利于被人们观淫或抚摸。”
“作为历史上最招引农民注目的性感带南京路的变迁，也许可以成为观察上海的另外一个案例。1949年解放军进城时，农民出生的占领者曾经对它散发出的‘香风毒雾’深感畏惧。一支名叫‘好八连’的小分队奉命成为性感带守望者，监视并企图制止情欲在这个区域的爆发。在那部名叫《霓虹灯下的哨兵》的电影中，出现了一个情欲的化身……烫头发说英语的摩登女郎，但她却是国民党特工，要去点燃士兵们的被压抑的情欲。这是情欲有罪的证据。经过意识形态的严厉镇压，南京路逐渐结束了它作为上海的阴道的风流使命。但五十年之后，南京东路被改造成了另外一条淮海路，云集着大量豪华KTV包房和风姿绰约的三陪女。情欲重新回到这里，变得更加嚣张和放荡。
“在远东地区，只有上海具备了发展情欲超级市场的两大基本元素：庞大的人口（尤其是女人）和发达的阴性文化。但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上海的情欲一直被限定于臭气熏天的菜市场。每天清晨，蓬头垢面的女人和小家碧玉的男人们在这里相会，在腐菜和烂鱼的气味中采购着春天，又在无耻的讨价还价中完成日常意淫。这种琐碎的操作维护了情欲的最低消费。
“在市场全面开放的时代，上海情欲终于在社会资本主义的支持下卷土重来，实现了全面复辟，并在每一个阶层都得到了热烈响应。余秋雨、。。。燕和陈逸飞们的小布尔乔亚式的怀旧化情欲、卫慧们的都市白领的摩登化情欲、小市民的麻将化情欲、民工的粗鄙化情欲、商人的货币化情欲，以及官员的权力化情欲，所有这些情欲组成了罕见的情欲共同体，参与到市场消费的浩大洪流之中，并受到体制的坚定保护，或者说，正在成为市场化体制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
讲的太深刻了，“余秋雨、。。。燕和陈逸飞们的小布尔乔亚式的怀旧化情欲、卫慧们的都市白领的摩登化情欲、小市民的麻将化情欲、民工的粗鄙化情欲、商人的货币化情欲，以及官员的权力化情欲，所有这些情欲组成了罕见的情欲共同体，”，包括朱教授没有提到的AV片的感官式情欲，已经组成了上海这个具有特色的“情欲共同体。”教授看问题，就是能上升到理论的高深，这一席话，已经把上海的所有情欲本色都已经阐述得透彻而干净了。只是朱教授片面地断言这些情欲都“受到体制的坚定保护”，未免有一些过于乐观了。就说对A片吧，经常性的清剿行动，使得A片生产经营一条线的广大劳动者，经常受到莫名的威胁，哪里有保护之说？
朱教授继续讲道：“对上海历史的简单回顾，显然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重要新闻事件的发生。上海所处的长江三角洲（中国阴阜的另一种官方叫法），正是中世纪女性化情欲的的最著名的温床，它展示了从‘梁山伯祝英台’专案到‘白蛇传’事件的缠绵的情欲传统。越剧和黄梅戏大肆赞助了这种柔软的情欲美学，令它成为近代市民阶层的主要灵魂向导。
“殖民地时代的上海情欲曾经达到过一个非凡的高潮。这是由那些美貌多情的江南女子创造的奇迹。尽管张恨水和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徐志摩的诗歌、以及穆时英、刘呐鸥、邵洵美和叶灵凤的现代主义小说都汹涌地言说了情欲、但唯有小女子张爱玲的出场，才将殖民地情欲推向‘欲仙欲死’的高潮。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这种古怪的景观，那就是这种上海的某种强烈的女阴特征。正如陕西是产生男性情欲的历史悠久的温床，而贾平凹是这类话语的代言人一样。 毫无疑问，只有女人才是上海情欲话语的最合适的代言人。”
朱教授在这里明显是信口开河了，张爱玲的情欲哪里是“欲仙欲死”，完全是一种经前期的那种阴湿的痛苦，张爱玲的性欲是压抑的，是阴冷的，是性冷淡的，性器官的冷淡，往往借助于文字来手淫，这是文学作品的特色之一。一个太过享受的人，是不可能去操弄文字的，一个太沉湎于肉体的人，是不会借助于文字表达他色情的想像的。一个压抑的和尚，比一个放荡的浪子，更要痴迷于女人的肉体，这是“三言”、“两拍”中表达的思想。朱教授有时为了胡说八道方便，往往是把丰富的现象，纳入他的先验的框框条条，如果不合适，就硬性地塞进去，就像三寸金莲的女人小脚一样，非要让素材的丰富的脚，置于鞋子的理论框架的约束中。
朱教授紧接着透过历史的尘埃，分析上海情欲的传统：“越过上海的中古和近现代情欲史，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伟大的女性代言人的涌现。耐人寻味的是，她们居然同时扮演着烟花女子和国家话语发布者的双重角色。
“江南从来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烟花柳巷，这一传统得到了良好的延续。直至满清末年和民国初年，整个上海及其周边地区仍然妓院林立，展示着远东最大色情消费市场的伟大风貌。
在这个情欲硅谷中诞生了一些声名显赫的尤物。明末吴越〃爱国〃名妓柳如是和金陵歌妓董小宛，是两个楚楚动人的风尘先驱；而后，上海青楼〃四大状元〃之一的赛金花成了其中最令人销魂的一个，她对于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的床帏劝戒，以及她与维多利亚女王和德国女王在社交场上周旋的〃雍容华贵〃的姿态，很令国人感到‘扬眉吐气’，从此成为帝国末世的救国英雄；而在上海成材的扬州雏妓张玉良是一个更为典雅的寓言，她的xxx自画像在巴黎获奖，成为画布爱国主义的又一范例。上海妓女总是在用身体大义凛然地表述着国家真理。
“然而，在所有的上海（江南）名妓中，只有张玉良真正实现了身体话语的伟大转换：从一件情欲市场的简单货品，变成了一个利用身体话语进行视觉宣读的‘艺术家’。张玉良的xxx自画像《裸女》充满了对肉体的无限怜惜，这种怜惜达到了如此的深度，以至她必须大面积修改自己的丑陋容貌，以展示她的另外一个更加‘真实’的肉体镜像。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