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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细节-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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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养老金的贡献率为 32%左右。更重要的是,长远地看,按照现在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支出,可以推算出“都市交通局”在 2009年将要背上 10亿美元的赤字。“如果一个巨浪即将打过来,你要在这个巨浪到来之前就闪开,而不是等它打到你之后才开始闪避”。
  纽约的舆论越来越“一边倒”,甚至连“地方 100”的母工会“全美交通工人工会”都宣布他们不支持罢工,并敦促工人立刻返回岗位,同时法院也开始传唤“地方 100”的领导人,在这种形式下,“地方 100”结束了罢工,三天之后就回到了谈判桌。
  这次罢工,“地方 100”和“都市交通局”两败俱伤,所以一回到谈判桌,双方“口气”都软了不少。几天之后,双方达成了新的协议。“都市交通局”不再要求提高工人对养老金的贡献率,但是双方同意工人对医疗保险的贡献率要提高 1。5%。同时,作为补偿,“都市交通局”会部分返还工人已提交的养老金,使每个工人能得到 8000美元左右的现金收入。当然,这只是双方高层达成的协议,对工会来说,它还需要得到几万工人的投票批准,对于“都市交通局”来说,也需要董事会的批准。协议能否获得通过,仍然是一个悬念。
  在这整个“戏剧”中,我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对“小人物”的命运随意地拍板钉钉。“都市交通局”不能随意决定其员工的工资待遇,必须与工会定期协商,决定合同内容;市长不能随意下令逮捕谁,只能“督促”法院采取行动;联邦政府不能干预州内事物,只能象征性地表示关注;甚至“地方 100”工会本身也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他们只是代表工人协商合同,只有工人的投票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
  其次是工会的势力。没有人任何人能任意鱼肉“小人物”,恰恰与工会强大的势力相关。一个文明的社会,必须给予劳动者政治上的声音,这一点至关重要。然而,就美国的某些行业来说,这种保护有时候已走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在一个全球竞争的时代,对劳动力的过度保护,已经削弱了美国许多行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通用汽车在日本同行面前的节节败退,最近开始大量裁员和关闭工厂。通用的市场眼光固然有失误,美国汽车行业的“军事化的”强大工会也令其喘不过气来。据通用公司声称,在他们每一辆汽车价格中,有 1500美元是用来付其员工和退休员工的养老金。中国的轻工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全面“霸占”,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对工人缺乏保护、美国对工人过度保护的结果。
  正是因此,美国竟然出现了工人自发地抵制工会势力的奇特现象:许多工人自发地打出了“我们要工作,不要工会”的口号。美国工人的“工会加入率”也连年持续下跌,从战后的 33%下跌到今天的 12%左右。
  众所周知,政治是一种斗争的艺术,然而,同样重要却经常被忽略的是,政治也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在一个协商性的政治里,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为所欲为。“地方 100”工会最大的教训恐怕也在这里,煽动群情激愤等固然姿态华美,然而当它滑出法律的轨道,为了一个团体的利益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时,这种华美也就沦为小题大做的滑稽了。毕竟,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争取更多的利益,有别于一个真正的弱势群体扞卫自身的基本权利,因而也缺乏广泛的社会呼应。这已经不是一个高呼“失去的只有锁链,赢得的却是整个世界”的时代了,更务实的做法是回到谈判桌前,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失去的只有 1。5%的医疗保险,赢得的却是整整 7 百万人的安宁。
  金融危机里的左中右这场金融危机,左翼埋下了种子,而右翼则积极地施肥浇水,“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如果说这场金融危机对这次总统大选有什么直接影响的话,”一个时事评论员写道,“就是结束了麦凯恩的竞选。”本来 9 月初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共和党选情已经出现转机,民调显示奥巴马和麦凯恩支持率不相上下,但一场金融危机的巨浪打过来,共和党选情立刻回冷,麦凯恩与奥巴马的支持率开始节节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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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巴马当然知道如何将这场金融危机打成选举牌。在最近的总统竞选辩论中,他慷慨激昂地控诉道:正是麦凯恩支持的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去管制化的市场至上论,导致了目前的华尔街危机。
  毛主席说过,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反映到最近的美国金融危机问题上,当然也不例外。
  以奥巴马为代表的左翼对金融危机的理解是:是金融界的贪婪、共和党的自由市场至上的原则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正是基于这个理解,民主党把持的众议院才对最初的政府救市方案进行了否决,“凭什么我们要拿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那些贪得无厌的华尔街银行家?”甚至有些左翼评论员不无幸灾乐祸地就此宣告资本主义的“终结”,认为这场危机恰好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弊端和必然崩溃。
  右翼则对左翼的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与左翼那种“都怪银行家”的论调相反,右翼更倾向于“都怪那些超前消费买房的穷人”这种看法。在他们看来,这次金融风暴的根源在于次贷危机,而所谓“次贷”,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银行给缺乏消费能力的人贷款买房。有些人不名一文,却大摇大摆地到银行要求贷款买房,银行则抱着“反正房子会涨价”的心态给他们进行抵押贷款。
  两方谁对谁错呢?我想来想去,只能各打五十大板。奥巴马“都怪共和党、都怪去管制化”
  的说法,在我看来不过是政客一贯的混淆视听。其实不管政治派别如何,大家基本能达成共识的一点是,这次金融危机的起源是次贷危机,而当年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主张放松对穷人贷款限制的,恰恰是民主党政府和国会代表。1977 年卡特政府批准、1990 年代克林顿政府屡次修改的“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等贷款公司降低中低收入者贷款的门槛、甚至规定给低收入人群的贷款额度。2005 年,当时还在共和党控制之下的国会曾经动议规范“两房”的贷款标准,却遭到民主党的一致反对。众所周知,最近的金融危机第一声“号角”,就是两房大规模亏损吹响的。也就是说,民主党一直在推动房地产贷款按照福利原则而不是市场原则运作,所以恰恰是政府干预市场、而不是“全盘自由主义”埋下了这场金融危机的祸根。
  当然另一方面来说,“银行家的贪婪”肯定也通过金融杠杆将这种潜在的危机放大了数倍。
  为了尽快将次贷兑现,华尔街精明绝顶的银行家们将次贷“包装”成优质证券,将这个烫手的山芋一个接一个环节地往下传,直到穷人付不起房贷的消息传来、大家发现次贷它就是“次”
  贷、怎么包装乌鸡也变不了金凤凰为止。等次贷这个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倒下,全球金融危机也就为时不远了。这其中的关键是次贷的证券化,而在次贷的证券化过程中,可以说“华尔街的贪婪”功不可没。
  可以说,这场金融危机,左翼埋下了种子,而右翼则积极地施肥浇水,“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正是因此,把这场危机打成选举牌,变成政党相互攻击的武器,是件可悲的事情。大难临头,解决问题最紧要,化悲痛为棍棒却似乎不大光彩。“凭什么拿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那些贪得无厌的华尔街银行家”这种说法固然颇煽情,但一个人身无分文却要买车买房,不贪得无厌吗?泡沫破灭的时候,大家气愤填膺。泡沫高涨的时候,大家不也都“同去、同去”了吗?要我说,贪婪的银行家固然可恶,但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个银行家。
  公民社会篇至少还有记忆前一段去伦敦旅行,看了一个据说“近来最轰动伦敦的”话剧,名字叫“弗罗斯特/尼克松”。
  该剧是对 1977 年一场电视访谈半写实半虚构的舞台重构,访谈者是英国脱口秀主持人弗罗斯特,被访谈者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虽然 1977年水门事件已经过去了 5 年,尼克松也下台了3年,但是尼克松从来没有真正坦然承认过自己的错误。弗罗斯特,一个当时事业正在走下坡路的节目支持人,雄心勃勃地想迫使尼克松在该访谈中承认错误,从而实现他自己商业上的突破,尼克松自己当然步步为营,将弗罗斯特的提问转化为自我辩护的机会。但是最后,在智囊团的帮助下,弗罗斯特还是“战胜”了尼克松,使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总统在亿万电视观众面前缴械投降。
  这个话剧的主题,用最简洁的话来说就是:不忘记,不原谅。
  不但尼克松下台 3 年之后不能原谅他的过错,哪怕他下台 30 多年后的今天,这样一个戏剧的出台、上演和观众的热烈反应,重申了这种“不忘记、不原谅”。
  无独有仨。最近一年我就看了另外两个主题类似的电影,一个是 2006 年赢得多项奥斯卡提名的电影“晚安,好运”,另一个是 03 年底出品的记录片“战争的迷雾”。前者是通过一个新闻主播穆罗和麦卡锡的对峙,声讨 50 年代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后者是通过对约翰逊政府的国防部长麦克那马拉的访谈,再次反思 60 年代的越战。
  令我震动的与其说是这些文艺作品本身,不如说是西方政治文化中公众对政治家过错“耿耿于怀”的态度。尼克松 30 年前的错误、约翰逊政府 40 年前的错误、麦卡锡 50 年前的错误,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在公众的记忆中消失。虽然尼克松、麦克那马拉、麦卡锡在世时就都受到了政治的、舆论的惩罚,他们并没有因此得到救赎,几十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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