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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时分，外边开来一辆小车，在门口按喇叭。一个哨兵走出来。外边问：“现在几点了？”哨兵说：“一点多了。”然后开门，放车进来。小车刚刚开走，哨兵回身锁好大门——白宝山就在这个时候在空房子里，举枪向哨兵瞄准，开了第一枪。
哨兵摇摇晃晃地向后倒退，并没倒下。他又瞄准哨兵胸部打了第二枪。哨兵手里的钥匙哗啦啦掉到地上，人也栽了下去。他已经走出来，边走边朝哨兵的头部补了第三枪。
然后，他走过去解下哨兵的手枪套。
这时他才明白他做了件蠢事，枪套轻飘飘的，里边并没有枪。再想别的已来不及，他还是把空枪套摘下来提在手上。
他知道值班室内还有一个兵，拉门看看那个兵在床上躺着，蒙着被子。他没再开枪。白宝山在被捕后曾说起当时的情景，以证明他并没有滥杀无辜。
他很快顺原路退出来，沿公路走过铁路桥。夜色中他看到桥墩下的草丛里卧着4棵水泥电线杆，他把手枪套塞进水泥电线杆的空心里。
这个处理并不妥当，这件物证能够说明他的逃跑方向。
果然，枪套第二天就被附近村里的孩子发现了。他们拿着玩了几天，又在庄稼地里埋丢了。孩子们警惕性不高，没把这件事告诉家长，这一线索也就没反映到警方。
他的这个差错，恰恰说明他当时心情恶劣。
路也走乱了，没走他预先踩好的路线，只认准永定河方向，走到河边逆水而上，寻找那个漫水桥。天亮的时候他走到西坟，爬上一座小山，这儿离他家已经不远了。他选择了一片槐树林，在那里用一堆枯树叶把枪埋起来。当时只能简单处理，因为天已经大亮了，他只能再等天黑才能把枪运回原处。
早上6点，他来到母亲家，换上一副刚起床的面孔。
这时他已不住母亲家，母亲为他租了间小房，白宝山单独住在外边。这样，家人就更不知道他晚上都在做什么。
白宝山连续作了4案，都逃避开警方的打击。他并不把杀人当回事，毫不顾及他所造成的后果。他多次开枪，打死打伤军人和警察。除了与巡警交火是一场遭遇战，其余全都是他有预谋地在进攻。
白宝山已成为一个冷血动物，一部血腥的杀人机器。他的残忍性就在于：当他确定了某一攻击目标之后，无论是谁阻碍了他，他都要把对方在肉体上消灭掉。
第四章
一、一包玉米和10年徒刑
任何人走向犯罪都有着外部的和内部的原因。白宝山返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重新作案，5O天内连作4案，打死哨兵1人，打伤军警人员6人，除了他反复强调的户口问题外，当然有着他自身的更深层的根源。
早年因盗窃，他被判刑。这造成他的家庭破裂，妻子与他离婚，儿女也跟着受累。他认为前罪判得过重，这影响到他的整个前程。他把这笔“账”记到法律和社会的头上。
按照白宝山的说法，他仅仅因为盗窃了人家几件衣服，就被判了4年徒刑。在服刑期间，被揭发出另一件事：他因喂鸽子，入院盗窃人家一书包玉米，被主家发现，追出来，他用木棍打了对方头部一下——结果，他被冠以抢劫罪，加判了有期徒刑10年。
他不服气。
在判决时，他就认为法律对他不公正。他没有犯那么大的罪，却被判了重刑，对此他耿耿于怀。服刑期间，他在监狱里还反复研究刑法，以弄清什么是“盗窃罪”，什么是“抢劫罪”，认为他充其量是盗窃，不应以抢劫罪量刑。
这件事他始终装在心里，成为其报复社会的理由之一。
那么事实是怎样的呢？
我仔细阅读过有关方面的材料，应该说，量刑尺度，在不同的时期都有着当时的标准，我们只能历史地看待；另一方面，事情也不像白宝山描述的那样简单。
我们可以看一下关于白宝山早年的两次判决书——
1983年，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83）石刑字第46号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主要事实如下：
一、1982年12月，白宝山与张某在居民区盗窃晾晒衣服2件，价值人民币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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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83年1月21日，白宝山和张某连续撬锁3起，盗窃天鹅牌坤表1块，旧皮夹克1件，真丝被面2块，尼龙双人蚊帐1顶，尼龙自动伞1把，女式高跟鞋等共70余件，价值人民币50O元。
三、白宝山1982年12月16日入室盗窃凤凰牌自行车1辆，价值人民币110元。
据此，白宝山以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1985年，白宝山在监狱服刑两年后，被揭发出犯有余罪，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85）宣刑字第157号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白宝山1982年12月17日夜，在古城前街某号院内，偷玉米3书包，被事主郝某发现，追至门外。白宝山用木棍猛击郝的头部，致使部某颅骨线形骨折，头皮裂伤，缝合9针。
二、1982年底，白宝山伙同白某，在石景山综合修配二厂一车间，盗窃手推车外胎170条，车轱辘两个，价值人民币3150元，运出销赃，得款2855元。已全部追缴，发还。
三、1982年8月8日，白宝山伙同石某，偷盗牡丹牌12英寸黑白电视机1台。
四、1983年1—3月，白宝山伙同石某等，偷盗工厂仓库内管件，阀门160件，价值1900元，偷盗圆木1根，直径40厘米，长7米，销赃得款500元，全部挥霍。
据此，白宝山被判抢劫罪5年，盗窃罪7年，决定执行11年，与前盗窃罪4年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自1983年3月8日起，至1997年3月7日止），剥夺政治权利2年。
从以上材料看，北京市两家初级人民法院当年对白宝山的量刑应该说是恰当的，并无如他所说偷一书包玉米便加判10徒刑的畸重情形。1982年前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很低，多数工职人员月薪只有几十元人民币，白宝山的盗窃数额不菲。他多次与同伙入户盗窃，性质恶劣。而在刑法上，对盗窃罪与抢劫罪的区别有着明确的规定，持械行凶，抢夺他人财产，伤害他人身体，以抢劫罪判刑是完全正确的。
但白宝山并不这样想，他从自身的私利出发，认为法律对他不公平。这种思想在他漫长的服刑过程中，在他承受离婚等人生打击时，不断得到加强。
白宝山是一个报复心理极重的人，1998年3月，白宝山在法庭上曾相当清晰地表述过他在狱中产生的报复思想。他说：“我想过了，法律这样判我，我服刑出来，就去杀人，杀死那些受法律保护的人。如果法律判我20年，我出来杀成年人；如果法律判我无期（徒刑），减刑后我出来年纪大了，没能力杀成年人了，我就杀孩子，到幼儿园去杀，能杀多少杀多少，直到杀不动为止……”
这里形成了一个悖论，一个改造和反改造的悖论。白宝山是一个极端的典型。他犯了罪，在改造的过程中受到惩罚，他却把责任推到无辜的人们身上。他的思维是最简单的反向思维：法律“不公正”地惩罚了他，那么一旦有机会，他就用不讲理的方法，惩戒法律。
二、“预谋犯罪”白宝山前期的心理过程
服刑，整个改变了白宝山的人生道路。
家庭没有了，妻子儿女失去了，白宝山成为一个孤独的鳏夫，成为被遗弃者。在狱中，每每回想起来，他都觉得自己可怜，也觉得对不起儿女。
白宝山的舔犊之情在他的犯罪意识中占有重要位置。白宝山出狱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并没有去看望过自己的儿女，这更说明他在心里极为重视他们。现在他还没有钱，他不愿给儿女留下这么一个落魄的印象。将来，出现在儿女面前的，将是一个有钱有地位的父亲，他将留给他们一大笔财产。
1991年，也就是在宣武区人民法院宣判加刑的5年之后，白宝山作为北京调犯，被遣送到大西北，在新疆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
大约在1992年间，白宝山接到当时仅10岁的女儿一封来信。女儿在信中向他诉说，继父对她妈妈不好，经常打骂她妈；对他们两个孩子也不好，别人家的孩子上学都有零花钱，他们没有。他们在外边总受别人欺负……
孩子的心灵受到了伤害，孩子的生活也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这都与他白宝山有关。
这封信对白宝山的触动很大。跟白宝山一起服刑的同监犯李清亮（化名）说，白宝山接到女儿来信，情绪极不正常。后来白宝山把这封信拿给李清亮看，当着李清亮的面痛哭了一场，发誓说：“我出去之后，一定要弄到300万（元），给我的两个孩子买房子，每人买一辆奔驰车，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不能比别（的有钱）人差。”
白宝山在狱中没交下几个朋友。这与他的性格有关，他与大多数犯人都不来往。李清亮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比白宝山年长，人性不错，有见识，服刑前曾在北京某军事单位供职，懂得枪械知识。与白宝山要好的还有两人，一个叫吴子明，一个叫小蛋子（化名），他们都是本地人。吴子明对白宝山非常佩服，小蛋子曾跟白宝山住一个监号，他对小蛋子格外照顾，两人是另一种友谊。
当时李清亮对白宝山的境遇充满了同情。入狱，离婚，儿女受罪，即使说出弄300万那样的狂话也能理解。狱中人为了宣泄，为了自蔚，常常如此。白宝山与他人不同，他是个有心力的人，不受信口胡吹，他想了，说了，就打算去做。还在监狱的时候，他脑子里就一遍遍过电影，设计着日后出去，如何去弄这300万元。
——这只能去抢银行。
他又一次次给自己出难题，设想抢银行会遇到怎样的情形，他又怎样应付，把自己追到“穷途末路”，再想办法解脱出来。
躺在监号的角落里，混迹于劳改的人群中，打饭吃饭睡觉，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