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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侦一号案-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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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魏江年从团场派出所了解到,吴子明有个堂弟在菜市场上卖烤肉。当天晚上,他过去市场找吴子兵,因吴子兵没有出摊,没找到。他把以上情况向当时负责莫索湾普摸工作的党新民副大队长做了汇报。 
  在核查8月19日前后不在147团的人员名单时,没有查出吴子明。据说,有人看见当天晚上,吴子明曾在市场他堂弟的肉摊上吃烤肉,没有离开147团。 
  随着普摸工作的深入,魏江年又去过市场,也去过吴子明家。他并没怀疑到吴子明是犯罪嫌疑人,但按照普摸要求,凡外来人口,应该情况清楚。但这两次他仍未和吴子明见上面。 
  9月正日,石河子公安局开会,明确由莫索湾垦区公安局负责莫索湾和新湖农场的摸排工作。 
  9月2日,魏江年带领侦察员许斌、高卫华,在市场上找到吴子兵,寻问吴子明和那两个北京人的居住地址。吴子兵说,他也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他们可能已经走了。当天下午,魏江年在市场上打听到租房者是刘秀芬,找到刘秀芬后,刘说:“吴子明住的是我家房子,和他一起住的有个北京人和一个女的,一星期前,他们已经走了。”魏江年记下她家房子的门牌号码。 
  9月3日上午,魏江年接受局里命令去抓逃,下午返回局里。 
  这时天池无名产的照片已经发下来。魏江年打算转天到那所租住的房子去看一看,同时,携带上照片,让吴子明的堂弟和吴父做一下辨认。 
  9月4日,石河子公安局龚兴言大队长来到147团,两方面的线索碰到了一起。 
  二、龚兴言顺蔓摸瓜 
  龚兴言接受了任务,也接受了杨厅长、晓辉处长和张万顺局长的嘱托,立即开始行动。9月4日,他带领侦察员曾广宇和祁军强,在棉花地找到廉常保。廉支队长说:“这个情况是军需股长张新民反映的,张新民到下野地监狱检查工作去了。”龚兴言说:“请你打个电话,请他立刻返回来。” 
  张股长回到石河子,龚兴言从他那里了解到,反映情况的是退役武警刘保富,他现在在石河子家电城工作。 


  龚兴言、曾广宇立刻驱车来到家电城,访问刘保富。 
  因时间紧迫,龚兴言把他请上汽车,在车厢里谈了有人向他要子弹的情况。 
  龚兴言问:“今年7月,有没有你看押过的犯人来找你?” 
  刘保富说;“有。一个叫白宝山,另一个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他们两个来找过我。” 
  龚兴言问;“他们在什么地方找的你?” 
  刘保富说:“在我家。” 
  龚兴言问:“以前他们去过你家吗?” 
  刘保富说:“没有。” 
  龚兴言问:“他们怎么找到你家的?” 
  刘保富说;“是韦新(化名)告诉他们我家的地址。韦新以前也在新安监狱服刑,已刑满释放,是石河子人,现在在百货大楼门前摆摊。” 
  龚兴言问;“白宝山来找你干什么?” 
  刘保富说:“他找我要子弹。我问他要子弹干什么?他说他北京老家的野猪多,要子弹回去打野猪。我想北京那边哪有野猪?我没给他。” 
  龚兴言问:“韦新认不认识和白宝山一起来的那个人?” 
  刘保富说;“认识,他们在一起服过刑。” 
  情况已经够清楚了,龚兴言告别刘保富,驱车离开家电城,立刻来到百货大楼。他和曾广宇、祁军强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寻找,还算顺利,很快找到了韦新。 
  龚兴言在他的摊点上进行了调查询问。 
  韦新27岁,1991年因盗窃被判刑2年。 
  龚兴言问;“7月份,你是不是介绍别人找过刘保富?” 
  韦新说:“有过,是跟我一起在新安监狱服刑的白宝山、吴子明,他们来找我,问我刘保富的地址,我告诉了他们。白宝山是北京人,吴子明是147团的人。” 
  龚兴言:“他们是怎样找到你的?” 
  韦新说:“我们是偶然遇到的。那天,白宝山和吴子明带着一个女的,那个女的在我摊上买发卡,白宝山和吴子明在后边站着,我一看这不是白宝山吗?就跟他们打招呼。聊了一阵,他问我刘保富的住址,我就告诉了他。” 
  这个过程也了解清楚了。龚兴言和曾广宇商量一下,马上开车来到石河子监狱管理局,调白宝山和吴子明的档案材料。 
  白宝山的履历表上写着,身高1.80米,北京石景山人。龚兴言心里一跳:北京石景山——这跟北京的案子联起来了,但身高不对,他不得不打上个问号。 
  吴子明的档案不在监狱管理局。 
  事不宜迟——这足见我们的侦察员抓到线索时的那种兴奋的心情,龚兴言等人当天下午就马不停蹄地“杀”到147团,来到派出所,见到彭所长,龚兴言说明来意,想通过户籍卡了解吴子明的住处。不想在这里遇到了莫索湾公安局的探长魏江年。魏江年已掌握一些吴子明的情况,事情变得更简洁了。 
  因为当时天色已晚,龚兴言决定第二天再展开调查。 
  这天夜里,他躺在招待所的床铺上,始终睡不着觉。龚兴言好喝点酒,可今天他滴酒未沾。心里总有一种预感,觉得案子可能会有大的突破。等了多少天,警方花了多少警力,前后那是几万人次,大家都为这一个案子辛勤劳碌着。这一时刻怎能不让人激动呢?可同时他又很担心,越觉得有希望,也就越担心。采访时他说:“我反复想,专家论证会上定的条件和我现在获得的情况有出入,脑子总走不出身高不符这个怪圈。我们掌握,他们就两个人,多出个女的也是个新情况。但从其他条件看,我觉得像。越琢磨越觉得,主要的条件都具备。可越觉得像心里就越不放心。这么翻来覆去,折腾得我一夜没睡好觉。那天夜里,我的压力太大了,因情况没最后落实,我没有给杨厅长他们打电话。” 
  这一天,指挥部杨德禄、刘晓辉等人也过得不轻松。前方没有消息,这反而证明事情有推进。如果线索被查否,龚大队长恐怕早就返回来了,他没回来就说明事情有查头。在杨德禄的脑海里,这个案子已趋于明朗化,这条线索基本条件都对得上,有老龚在前边担纲,这条线索应该出情况。 
  三、关键性的突破 
  1997年9月5日上午,龚兴言、曾广宇、祁军强、魏江年等人在市场上找到吴子明的弟弟吴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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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思了一夜的龚兴言此刻反倒不着急了。他坐在吴子兵的烤肉摊上,像拉家常那样和吴子兵谈了近三个小时。作为一个老侦察员,他心里有数,像这样的重要谈话不能单刀直入,必须联络愿情。谈话要谈到一起,把关系拉近,取得对方的信任。 
  龚兴言和吴子兵漫无边际地聊天—— 
  “卖烤羊肉一月收入1000元,不错,我才900块,你比我这个大队长还强。”“你哥啥时候刑满的?在哪儿服的刑?刑满出来多不容易,应该找个正当职业好好干。”“你们哥几个,说起来,还就是你有出息。哥们弟兄的,你也应该帮帮他们……”这些情况,都是龚兴言事先向派出所和魏江年了解的。 
  一来二去,吴子兵打开了话匣子,他对龚兴言说:“你是个好人,我有话愿意跟你说。”龚兴言问:“吴子明不在家啊?他去了哪儿?”吴子兵说:“我哥(吴子明)走了,前些天走的,没说上哪儿,也没带什么衣服。”说话间,已流露出伤感情绪。 
  龚兴言看条件成熟了,把天山无名尸照片拿给他看,一边观察他的表情。 
  这是关键时刻,龚兴言、曾广宇以及当时在场的魏江年,都显得紧张。 
  吴子兵默默地看一阵,用手挡住上半部看下半部,再用手挡住下半部看上半部,渐渐的,眼泪流出来,身子一软,坐了下去。 
  龚兴言当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吴子兵认识这个人,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很可能就是他的堂兄,不然,他不会这样动感情。现在吴子兵需要的只是一点时间,他已经按捺不住,他就要说了。 
  吴子兵抬头看看龚兴言,说:“我跟你讲实话吧,这个人就是吴子明。” 
  龚兴言问:“你能肯定吗,他就是吴子明?” 
  吴子兵说:“这就是他……这耳朵,还有他的下颌,他穿的衣服……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一百就是我哥……” 
  龚兴言大舒了一口气——尸源找到,这说明案件已经攻破,余下的就是落实细节,查证有关证据,缉捕嫌疑人了。 
  他们把吴子兵带到147团场派出所。龚兴言重新询问了有关情况,曾广宇做笔录。 
  吴子兵说:“吴子明是我大叔的孩子,我大叔叫吴占敖,我父亲叫吴占山。我家住在一中小区,吴子明家住8连。从今年春天,我哥吴子明就和一个北京人在一起。那个北京人叫什么我不知道,我哥叫他山子。北京人还带来一个女的,个子比较矮,大约有38—39岁的样子,讲带四川口音的北京话。他们来新疆,说是做羊毛生意,后来又说做棉花生意,我哥和他跑过一些地方,但什么生意都没有做。后来,那个北京人买了一辆黑色油箱带白道的嘉陵牌70型摩托车,是5月1日前后买的,花了6000元。再后来又租了房,买煤气灶。听说钱花光了,他写信给北京,北京给他寄的钱。钱寄到我大叔家。我哥的摩托车,8月10几号的时候,我哥开回8连,给我大叔了,让我大叔学骑摩托车。我记得那个北京人是在6月份就搬到团部租的房子住了。” 
  龚兴言问:“吴子明镶过牙没有?” 
  吴子兵说:“这我不清楚,得去问我大叔。” 
  龚兴言又问:“你最后一次看见吴子明和北京人是什么时间?” 
  吴子兵说:“大概在8月23—24日,我见过他俩,以后再没见过。那天晚上,我哥和那个北京人到我的烤肉摊上,我哥说,他和北京人要出去玩几天。我媳妇问,去哪儿玩?吴子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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