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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不解的谜团，线索掌握了这么多，侦查范围越缩越小，从哪个角度分析，犯罪嫌疑人也应该在我们的罗网之内，下面的侦察员都在紧张的工作着，几乎就剩下一层窗户纸了，该出的情况仍然没有出。
这几天，似乎各方面都很“安静”，像午后的大漠，太阳直射着，却没有一丝风，大家都在忍受着这寂静的煎熬。
其实不然，在这寂静的背后，在这迟迟没有情况出现的令人焦虑的三天里，一些极有价值的线索，正在一层层地反映上来。刘晓辉说得对，我们布置了下去，还没有收网。既然我们的分析是有充足依据的，侦查部署也是正确的，那么，还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一定的时间。那些线索正在一步步“挤”上来，所谓水到渠成，的确到了案件该成熟的时候了。
第十六章
一、线索，线索，线索
破获这一案件的最重要的线索来源，应该说来自兵团系统的一次高级会议。
97系列枪案不仅在公安系统被列为头等大事，同时也得到自治区党委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的高度重视。
为了在秋收大忙季节进一步发动群众，克服困难，配合公安部门共同破获这一震动全国的要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政法委书记王汉儒亲自主持召开了“兵团部署97系列枪案调查工作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兵团政法委副书记邵纪良、兵团监狱管理局长乔西安、兵团公安局副局长杨海峰，兵团军事部部长高雷、兵团武警指挥部副政委王广彬、农八师公安处长张万顺（石河子市公安局长）、农八师政委马荣（石河子市长）、副政委张祖树、农六帅副政委岳有堂等。
受自治区公安厅长张秀明委托，公安厅副厅长杨德禄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兵团公安局副局长杨海峰通报了1996北京“3·31、“4·7”、“4·8”、“4·22”、“12·16”案，河北“7·27”案，以及1997新疆农八师（石河子）“7·5”、“8·8”案，乌鲁木齐“8·19”案等9起恶性涉枪案件的案情，传达了公安部“京冀新系列枪案并案侦查工作协调会”的精神和工作部署。”要求兵团所属公安。武警、监狱、武装部各系统要结合自己的工作性质，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配合，发动群众，作好各项调查工作。会议严肃地提出，对有功人员要给予重奖，贻误战机者，要追究责任。
区厅杨德禄副厅长通报了“8·27”天池风景区无名尸案的情况，至此，系列枪案已发生第十案。他指出，公安部已将这一系列案件定为全国一号大案，而其中新疆发案4起，死人最多，损失最大，获取的证据和目击者也最多。他再次强调了新疆要出情况，兵团要出情况，石河子要出情况的指导思想。
王汉儒副司令员讲话指出，京、冀、新系列枪案案情特别重大，危害非常严重，如不尽快破案，将会造成更大损失。兵团对破案负有直接、重要的责任。大家一要充分认识案情的严重性、复杂性，案犯持枪劫财，有较高的体能、技能和心理素质，心狠手辣，作案跨度大，破案有一定难度。二要充分认识破案的责任，兵团有很多破案条件，新疆应该出情况，兵团更应该出情况。有枪有弹的部门一方面要认真完成各项调查任务，同时要做好防范工作。作案者用完子弹后，很可能还会想方设法补充弹药。三是要有实际行动，充分发挥各单位的主观能动性，积极行动，紧密配合，共同努力，争取尽快破案，向党的十五大献礼。
兵团会议开得卓有成效，杨海峰副局长说：“会后大家热情很高，中午我们设了便饭，但大家都没有吃饭，马上进行研究。各部门找地方进行讨论和部署，立竿见影落实会议精神。”
农六师在会议室就地讨论，劳改局军事部回单位研究，农八师来的人多，马荣政委带队去石河子大厦去开区片会议。
在石河子大厦的研究会上，武警六支队支队长廉常保反映出一个情况：六支队有个复员的武警战士说，今年7月，有个他看押过的犯人找他要过子弹。这人是个已释放的北京调犯，要子弹说是回去打野猪，这个战士没给他。
晚上，马荣政委（石河子市市长）回到石河子，与杨德禄、刘晓辉见面时，把廉常保支队长反映的情况讲给了他们。
这种情形是常有的，各级领导人接触的人员多，信息通，了解情况范围广。这些信息又经过筛选，认为紧要的才会讲给他们听。
杨厅长立刻感到，这是一条重要线索。感觉是对上了——北京调犯，已释放，又返回新疆，这正是“新疆多出来的北京人”。7月份要子弹，系列枪案的犯罪嫌疑人也是在7月份袭击的“人影库”搞子弹，时间和目标有一致性。打野猪太令人怀疑了，北京哪儿来的野猪？
杨德禄跟刘晓辉议论一下，刘晓辉有同感。
当时在场的还有石河子张万顺局长，杨德禄副厅长对张万顺说：“这条线索不能放给二巴郎当的人去查，要派经验老到的侦察员专门负责……”他想了想，又说，“我看，就让老恭去查一下吧，查到结果，向专案领导小组直接汇报。”
与此同时，其他线索，在另外的渠道也正层层向上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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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子刑警大队一中队长朱明武，带领侦察员许宏飞、曾广玉、王军，到新安监狱进行调查（他与乌市的楼军负责监狱调查组，各负责两个监狱）。
狱方根据朱明武的要求，提供了北京调犯的全部名单。其中有一个叫白宝山的犯人。此人当过零星犯，在外边放牛。与他一起放牛的两个犯人都失踪了，当时狱侦科发现其中一人床上有血，墙边也有血，向农八师劳改处报告，劳改处进行调查，把白宝山关了小号，怀疑是他把两个人杀害的。后因没有证据，不了了之。当时在牛棚的顶棚上搜出子弹，白宝山承认子弹是他收集的，目的是“以后有机会打着玩”。子弹全部收缴，当地派出所对卖给他子弹的人进行了治安处理。
朱明武拿出“8·19”案犯罪嫌疑人的摹拟画像请新安监狱的管教干部辨认；同时配合政治攻势组织犯人辨认，均未认出监狱释放犯中有相像的人。
随着调查的深入，朱明武和王军再次来到新安监狱。
这次他们的任务是调档，整理出北京凋犯的名单和照片，向北京方面提供侦查线索。同时，查找犯罪嫌疑人。
王军是石河子狱侦科侦察员，当年参加过对白宝山的审理。在途中，朱明武询问白宝山在狱中情况，然后问：“你看白宝山有没有干这个案子的可能性？”王军说：“没有，他身高在1．80米以上，不符合身高条件。”
来到监狱，他们调出白宝山的案件材料，白宝山的前罪是抢劫，偷玉米、偷木头，量刑偏重。登记表上管教有一句附言：“此人对判决不服，扬言出去要杀人。”
白宝山列为向北京提供的人员之一，朱明武向监狱方索取了照片等资料。朱明式后来说：“当时我的感觉，他有作案的可能，有迹象，比如，在监狱里收买过子弹。但只是想了想，没引起足够的重视，主要是身高条件不符合，另外，口音也不对。”
在这两点上，我们规定的摸排条件有误差。
犯罪嫌疑人的身高是根据多数目击者的描述以及鞋印等证据，经过专家论证确定的。白宝山脚小，与身高不成比例，造成了这一刻画的偏差。
口音问题，主要是当时过于信任了刘兵的描述。刘兵把两人的口音记反了，把大个子说成本地人，小个子说成北京或河北人。
关于口音和身高的误差，部分侦察员和高级指挥员已有觉察，但大多数在下边做工作的侦察员在执行专家会上规定的条件。这两点，确实为普摸工作造成一定影响。
黄亚波在总结这个案子时认为，摸排条件定得过于具体，有利有弊，弄不好容易捆住下边侦察员的手脚。有的宁可定得模糊些，这样，就能把该进来的人排进来，不致于丢掉。同时，下边的侦察员也需要提高综合分析的能力，分清主次要条件，“来新疆的北京人”，这是主要条件；身高、口音是次要条件。如果按照这个原则办事，白宝山和吴子明摸上来的时间可能要早得多。
当然，这是后话，应放在“总结”这个范畴中。
北京调犯的照片取回后，与摹拟画像进行核对，并没把白宝山做为特别对象提取出来。
朱明武从新安监狱调档回来，向专案领导小组组长杨德禄副厅长汇报了调查情况，朱明武说：“新安监狱的人员已经全部排除，但感到不大放心。”杨厅长说：“你把重点人的档案调来了吗？”朱明武说：“北京调犯中的释放人员档案调来了。”他拿给杨厅长看，他圈下的重点人包括白宝山。
因白宝山在服刑期间“搞”过子弹，杨厅长在他的名字下边，画上了重重的一宿。
负责147团城南片普摸工作的是莫索湾垦区公安局刑侦大队探长魏江年。“8·19”案发生后，147团被列为调查重点区域，垦区公安局布置了若干条件，要求对重点人口要挨家挨户进行调查。
魏仁年小组在8连摸出一个叫吴子明的人，了解到他家开春时曾来了两个北京人，一男一女。男的曾与吴子明一起服过刑，来这里做生意。吴子明的养父70岁了，魏江年访问时见到吴父。吴父说，他们早已不在家里居住，在团场那边租了一个四川女人的房子，搬出去了。魏江年向吴父展示犯罪嫌疑人的摹拟画像，吴父说，不像那个人。魏江年询问吴子明和那两个北京人租住房屋的地址，吴父说不知道。询问那个租房的四川女人是谁？吴父也说不清楚。小魏认为这是一件事情，需要落实一下。
此后，魏江年从团场派出所了解到，吴子明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