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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文，他已经死了。
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又回到值班室，把警棍塞进抽屉，蒙上被子躺一阵，我还是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听见外边有卡车启动的声音，就跑出来，从北边的大墙朝外看，正好看见有个人影贴着北墙根朝汽车站的胡同跑。我想这人可能就是凶手。为了看清面孔，我壮着胆子跑进胡同，胡同里已经没有人了。我又跑回来，仍把自己蒙在被子里。
又过了几分钟，大约两点30分吧，我听见有人推开值班室的门，给大队挂电话，挂了几下没挂通，这人又离开了。
后来我听见电话铃响了三声，我接了。是大队胡春理打过来的，他问：“大门口有情况吗？”我说：“没有。”他问：“真的没有？”我说：“真没有。”他问：“今天谁的岗？”我说：“赵长文的。”他问；“赵长文干什么去了？”我说：“他大概是巡逻去了。”说完，我把电话挂上，把腰带扎好，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样子。这时，连长和协理员就一起跑了过来。他们问我，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刚起来……”
小连是个小兵，才17岁，四个月前还是个老百姓，没经受过正规训练。遇到这样的事，他懵了。
给靳先国打匿名电话的，是军体大队院内居住的一名职工。凌晨时分，这位职工还没入睡，在宿舍听到外边响枪。他长年在靶场工作，对枪声是很熟悉的，他不可能听错。判断一下，响枪的地方应该在大门附近。
他更睡不着了，思想斗争得很激烈。他知道大门值勤哨兵只背着空枪套，里边并没有枪——那么，这枪是谁打的呢？想出去看看，很可能有危险；不去看看他又不放心。
坐在床边，连着抽了几支烟，他还是决定骑自行车兜一圈，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果然不出他所料，大门内侧躺着一名战士，被枪打死了。
他先在哨兵值班室给大队打电话，没打通，返回宿舍再次打电话，因情况不明，他没透露自己的姓名。
几分钟之后，他从宿舍的窗口看到大门处聚拢了许多人，这才熄灯睡觉。第二天，他如实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反映给保卫部。
第二章
一、现场，现场，现场
3月31日至4月22日，在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高井电厂、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八一射击场三处哨兵连续遭到袭击，打死哨兵一人，击伤二人。
持枪歹徒于4月7日与我巡逻的警车遭遇，当场击伤我巡警4人后逃匿。
这一连串的恶性案件发生在首都北京，犯罪分子直接把目标对准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打死打伤多人，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这样的案件，是建国以来所少见的。
“3·31”高井电厂袭击武警抢劫枪支案件发生后，北京石景山公安分局的主要领导，北京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公安部刑侦局的主要领导，亲临现场，并做了重要指示。
北京市公安局成立“3·31”案件专案组，随即开展工作。
因“3·31”现场犯罪分子遗留的物证痕迹不多，行凶的铁棍系现场采集，上边未留指纹。公安人员对电厂内部因素做了广泛的调查，并—一排除。专案组作出此案为外部人员作案的结论，并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达成共识：
一、犯罪分子有备而来，犯罪目标明确；
二、对作案现场及周围环境熟悉；
三、身体强健，有较强的奔跑能力和攀登能力；
四、不是初犯，有用铁棒等钝器袭击头部的习惯动作。
由于犯罪分子抢走了枪支而没抢到子弹，对于犯罪分子下一步将如何动作，专案组做了多方设想，密切注视着事态发展。
果然，一周后便连续发生了“4·07”、“4·08”案件。
案情一个比一个更严峻，现场也由一处扩大到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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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现场周围是低缓的坡地。从射击角度、弹着点分析，确定其射击位置在大门外的小松林。现场收集到弹壳、足迹、弹头披甲等物。
“4·07”案与“3·31”案在时间上有承接性，“3·31”案被抢劫的是“五六”式步枪，“4·O7”’案出现了“五六”式步枪，在使用武器上有内在的因果联系，同时，在地理位置上，两案均发生在石景山区，且袭击目标一致，都指向部队的值勤哨兵。
“4·08”案显然是“4O7’案的延续，犯罪分子袭击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后，在撤离途中与警方巡逻车遭遇，双方发生枪战。两案发案时间前后只差一小时，犯罪分子使用的枪支相同，案发地点恰在犯罪分子自“4·07”现场返回的路上，两案的衔接十分自然。
“4·08”现场不仅为我们提供子弹等物证线索，现场还出现过一辆宝石蓝色面包车。这辆面包车从一开始就引起警方的高度重视。石景山公安分局迅速布置警力，对本地区所有蓝色面包车司机进行调查，寻找车源。
在强大的外部压力和内心压力下，第三天，面包车司机来到派出所报案，主动交代了当天的事情经过。
这位司机曾接受过民警的查询，当时他说了谎话，说他4月8日晚上没有出车，也没有借车给他人。
晚上，他睡不着觉。影响他去报案的主要原因，是他的车没有出租牌照，夜里出来是想弄两钱，报案害怕受罚。但不报案显然在袒护一个恶人。而且，事情闹得不小，被查到他更是错上加错。夜里，他整整抽了3包半香烟，这才下决心，第二天一早来到派出所。
司机讲述的过程是这样的——
那天晚上，我驾车在高科技园区附近转悠，遇到一个高个子男人拦车。我停下，问他：“您去哪？”他说：“去337路汽车总站。”我让他上了车。上车时，我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样东西，有两尺多长，挺显眼的。我问他：“您拿的什么？”他说：“打家具的木板儿。”当时我有点犹豫，我试探地说：“前边戒严了，要查身份证。”他立刻改了口，说：“要不，就去古城地铁站吧。”我出来就是想多挣俩钱儿，我说：“去古城地铁20块。”他说：“行。”我看他拿出钱来，我才掉头。
掉头的时候前边来了辆警车，开始我没太注意。掉过头来，刚开到十字路口，警车就追上了我的车。我看见车上坐满了警察，都拿着枪。
我后边的那个人说：“你赶紧停。”边说，边拉右边的车门。我的车门不好使，他拉两三下才拉开。这时警察已经下了车。那人也下车。
他刚下去我就听见“砰砰砰”几声枪响，像放炮一样。接着就见那些警察都趴到地上，警车的边门上一下下地直冒火星子。
我吓坏了，先是双手抱头伏在方向盘上，听着枪声不那么密了，我抬头看看路面，挂上挡就朝西边猛开，后面的车门都没来得及关。
驶出开发区，往西开进郎川村，顺着河西的土路一直朝前奔。听着后边没动静了才敢回头看。这时我发现后车厢里有块毛毡，是那个乘车人留下的。我顺手就把它扔到了车外边。
又开一段路，我回过味来，拐个弯，顺着311路朝南开。在路口遇到警察查车，看了我的驾驶证，行驶证，看看车里没有人，就放我回家了……
司机向警方证实：歹徒只身一人，高个子，大约有1．78米。
他解释说，当时他逃跑是因为害怕。逃跑之前，看见地上躺着三名警察，他吓坏了。没有及时报案，也是出于畏惧心理。
石景山分局刑警大队根据面包车司机提供的线索，在郎川村一带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访问，寻找那块红色旧毛毡提兜。他们印发寻物启示，发到全村的每一户。在丢弃地点拦截访问过往行人车辆。张贴告示，对提供线索者给予重奖。但是——这些措施均未收到回音。那块毛毡仿佛钻入地下，始终没有找到。
“4·08”现场，至少还给我们提供了如下情况：
犯罪分子有着极好的心理素质，临危不乱，应变能力强，与我巡警遭遇后首先开枪，在一对六的情况下，压制住我方火力，成功逃离了我方的控制。
对方有着高超稳定的射击技术，对军用武器熟悉，从持枪和跳越的姿势上看，很像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
据此，专案组认为：犯罪分子可能是受过警方打击的累犯，可能有过眼役史，或接受军事训练，有接触军用武器的经历。
“4·22”现场再次证明嫌疑人枪法的准确，且手段极其残忍。
这4起案件，犯罪分子侵犯对象都是现役军人，作案目标都是为了抢夺武器。为什么他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连续作案？犯罪分子的作案动机是什么？是出于政治目的，还是经济目的？是为报复社会，制造混乱，还是另有企图？这完全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犯罪分子3月31日在高井电厂抢到的是一支空枪，在此之后，突然出现了弹底标识均为75—81的大量的子弹。他的子弹，又是从哪里获取的呢？
二、震撼人心的两个绝无仅有
任何事件的定位，都与周围的大环境小环境有关连，都有着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3·31”系列袭军袭警案之所以成为96—97年全国第一要案，这与当时全国的治安形势，特别是北京的治安形势是密不可分的。
1996年的春天，对北京来说，是个多事之春。这一年，北京发生的刑事案件之多，情况之复杂，影响之大，建国以来绝无仅有。
2月2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佩瑶，在家中被杀，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
2月8日，北京市发生了首例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案件，犯罪分子鹿宪州及其同伙，光天化日之下拦截运钞车，枪杀两名武装押运员，抢劫人民币数百万元后，驾车逃逸，在社会上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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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北京市石景山区发生了高井电厂袭击武警，抢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