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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嫌我怪僻，从此别理我好了。”铁木儿仿佛一股热血一下子涌上了太阳｜穴，腾地站起来，一双癫狂的眼睛像玻璃球一样转动着，同时发出阵阵痉挛似的喘息。火山爆发了。火山终于爆发了。
“不理就不理！”我说。脾气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她有，我也有。
“你别为你说过的话后悔！”
“我从来没有后悔的习惯。”
铁木儿舔了一下干涩的嘴唇，起身走了。
门扇“嘭”地响了一声，响得特深沉。
接下来，就是汽车发动的声音，那声音像撕心裂肺的恸哭，渐渐远去，直到再也听不到了，我的喉结才动了一下。我没想到，我这么快就后悔了。
她一定会一边开车一边哭的，我想。
明知道她已走远，我还是追了出去，经过秀大妈房间的时候，我踮着脚，好像通过架在深渊上摇摇晃晃的独木桥，支楞着胳膊尽可能地保持着平衡。
“这么晚了，你还折腾什么？”黑暗处，秀大妈突然问道。
我吓了一跳，“没什么，您还没睡呢？”我含含糊糊地咕哝道。
秀大妈那双探究的眼光警惕地盯着我。
我竭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身板笔直，面带微笑。
“去吧，早睡早起，身子骨才会好。”秀大妈嘱咐我一句。
“我知道。”我匆忙地点了一下头，就溜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打发漫漫长夜的惟一办法，恐怕就是看电视了。打开了电视，我骑在房间中央的旋转木马上，旋转木马是专门用来看电视的，累了，把宽大的马尾巴搬上来，可以靠着。
电视里播放的是一档老年节目。
这种时候，这种地点，以及这种心境，看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看点什么，以便转移视线。
我把电视调到闭音状态。屋内除了从百叶窗射进来的少许月光而外，几乎是死一般沉寂。地板上还随意丢着窗垫和床单什么的，仿佛是余热未尽。“一地鸡毛。”这个词像火花一样从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
铁木儿这时候大概已经回到她的咖啡馆了吧？冲过澡了吧？钻进鸭绒被里了吧……
也许我该给她打个电话吧？不，现在她的情绪还没稳定下来，打也白打，弄不好又得咆哮一通。
还是冷处理比较好。
对她我束手无策，她是个不按照逻辑去思维的女人，或者可以说是一头长着犄角的小山羊！
电视里的老人扭秧歌的也好，拉胡琴唱戏的也好，都是那么的平静而安详，突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在这些慈善的老人当中，有多少人拿着棍棒刀枪参与过武斗，又有多少人揪着人家的头发揭发批判过谁呢？我知道，我的这个念头令人难以置信，同时，我也知道，我的这个念头绝对有它的合理性。我曾认识一个白发苍苍的邮递员，见谁都是一脸的笑，可和蔼了，后来，才听说，文革的时候，他是个造反派头头，杀人不眨眼呢！
看一阵电视，又胡思乱想一阵。
渐渐的，目光就变得浑浊了，我一头载到床垫上，呼呼睡了过去，给这一天画了一个不怎么圆满的句号。
天堂也有一双媚眼 28
（）
一觉醒来，拉开百叶窗，清晨的空气弥漫着初冬的寒气。我把挂在墙上的木枪拿下来，光着脊梁，练了一通拼刺刀，算是做早操了。
一边练，一边唱：拼刺刀，看谁拼得好，保家卫祖国要练好这一招。
我穿衣服的时候，看见房三爷走出我的院子，秀大妈送他。我在水龙头跟前好歹洗了一把脸，腾腾地跑下楼去，十二月的阳光以锐不可挡之势，用一束束光筑起一道墙，我揉了揉眼睛，问秀大妈：“是房三爷来了吧？”
“是啊。”秀大妈用苦恼阴郁的目光，瞥了我一眼，此刻，她失却了以往的豁达和开朗。
“有什么事吗？”
“我家老头子求他来做我的政治思想工作，劝我回家去住。”秀大妈极度疲倦了似的走上台阶，嘴里嘟嘟囔囔地往她的房里走。我拦住了她的去路。
“秀大妈，我也纳闷，你为什么不搬回去跟老伴去住呢？”
秀大妈说：“我不爱我老伴了。”说完，哐地关上了她房间的门。
她的语气，她的声调，还有她的措辞，虽然是冷冰冰的透着一股子执拗，但还是把我给逗乐了。我冲着她的后背做了鬼脸，说道：“几十年的爱情，不会一步就走到尽头吧！”
“别理我，烦着呐。”她说。她的这句话是跟我学的。
看来爱与不爱这个问题，不光只是在折磨着我一个人。爱情太敏感了，仿佛电流，它能敏感地触及到每个人，无论男或女，也无论是老或少。多少人都企图紧紧地抓住爱情，因为没有爱情的地方，生命就像贫瘠的土地一样，冰封大地，白雪茫茫。
我一定是死心塌地地爱上了，我想。不然，我就不会这么郁闷，甚至已经意识不到太阳的存在了，好似一个什么东西像阴影一样把自己团团包围起来。晚上，我决定去跟铁木儿讲和，既便她仍然是武装到牙齿的阵势，我也必须首先解除掉自己的武装，退一步，海阔天空，总会让她露出不可多得的微笑的。因为晚上要在原田家开派对，在那里，我就能跟她碰面了。
那天，我到的特早，所以原田说我：“整个一积极分子。”而且他是一脸的惊愕和诧异。
大概是因为独身的缘故，自由散漫惯了，参加集体活动时，迟到早退早已是家常便饭了，偶尔，提前入场一把，反倒令人起疑。
“先喝一杯鸡尾酒。”梅梅一边说，一边用麦杆搅动浮在酒杯里的柠檬。
接过酒，我咕咚喝一口，然后说：“要是来一杯亚美尼亚酒才带劲呢。”梅梅狠狠地白了我一眼，仿佛是在说：“你想得倒美。”梅梅在我们当中是惟一的一个远离酒精的人，因为她酒精过敏。好在我现在的兴奋点不在酒上，眼睛始终盯着门口，每次听见门铃声，精神都会为之一振，当发现进来的并不是我渴望见到的那个人，脸上就会流露出失望的神色，等彭哥他们一一到场之后，铁木儿还没来。
她的路途比我们要远的多，来晚一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我不急，我不必急，我叮嘱自己说。
在笑声、歌声、吵闹声和插科打浑声中，我们结束了晚餐。这时候，还没见铁木儿的影子。
一个人，开了一家咖啡馆，并不那么简单，随时都可能有突发事件破坏了她的原计划，也许，很快她就会赶来的——我对她一直抱着一种天真的信赖态度。
原田今天晚上安排大家看的仍是帕索里尼的片子。据说是他最惊世骇俗的片子《萨罗，又名索多玛120天》。
“看帕索里尼的其他片子，看的是剪辑技术，看这部片子，看的是摄影角度，机位总是恰到好处。”原田说。
可是，影片放到一半的时候，那些性虐待的场面就让人受不了了，纷纷提出抗议，圣虹姐差一点吐出来。表现得最为坦然的是梅梅，她习惯性地双手交叉在胸前，无动于衷。我猜，她的电影看得太多了，麻木了，多恶心，多变态，多恐怖的情节对她都是刀枪不入了。
原田终于禁不住舆论的压力，一边给大家鞠躬，一边赶紧换了一部库布里克的片子《全金属外壳》，总算是平息了一场风波。
我始终不能静下心来，尽管放的是一部我喜欢的黑白片。
夜已很深了，铁木儿仍旧没有现身，我感到很不是滋味，有点空虚，还有点烦人的孤独感。她的缺席，会不会是故意的？会不会是昨天夜里发生争执所产生的后遗症？会不会就是为了逃避我？
这中间，圣虹姐几次拍我的脑袋瓜。
“你是不是脑子开小差了？”
原来是圣虹姐想跟我聊一聊越战的话题，我却置若罔闻。
圣虹姐指了指正在放着的电影说：“最大的变态往往是战争上的变态，它扼杀的是人性，而帕索里尼的电影里的性变态，只是伤害人欲而已。”
她说着，含笑直视着我眼睛的目光温柔而亲切，酷似铁木儿在某种场合时常出现的表情。我想起莫泊桑的一句话：微小的差别万岁。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所有的差别都是微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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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递给她一支烟，似乎是鼓励她说下去，事实上，我在力求把铁木儿的面部变化和眼前的圣虹姐的神态相比较，想从中找出一些“近似值”来。结果发现，除了一个皱纹多一点而另一个皱纹少一点之外，再无其他。
天堂也有一双媚眼 29
“咖啡馆么，请你帮我找一下铁木儿，让她接电话。”
从原田家布置得像电影院似的地方，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给铁木儿挂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不是她，是她雇佣的三个女服务生中的某一个，说话的声音很悦耳。有点像张韶涵，长相也是。
我听见“张韶涵”捂住话筒，跟别人说了一句什么，然后问我：“您能不能告诉我，您是哪位？”对方冒昧却又不失谦恭。背景音乐潺潺流水一般的隐约可闻。
我赶紧自报家门，告诉对方我是谁，那个黑黑的、瘦瘦的、带着一副镀铬眼睛的那个常客就是我。
沉默了一下，对方回答说铁木儿不在。
凭直觉，我猜铁木儿肯定在，就在“张韶涵”的旁边。她一边摇晃着酒杯里的白兰地，一边挂在嘴角一丝自持的微笑。
就是说，她还没有原谅我，就是说双边关系仍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问题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也不知道我究竟错在哪里。
我撂下电话，感到特疲惫，唉，一生中又过去了一个短促而漫长的昼夜。我斟了一杯酒，想跟谁碰一下，然后一饮而尽，可惜连个对手都没有，就觉得没劲。
据说，古代人碰杯是为了让酒从一个杯溅到另一个杯里，为了证实里面有没有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