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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出了问题，那怎么办？”卢书记马上要董柳接电话，我把话筒递给董柳，凑在她耳边说：“哭，哭。”董柳一边听，一边使劲地把鼻子抽了几下，又抽了几下，抬起胳膊去擦眼泪，真的哭了起来。
我把事情的利害跟董柳讲明了。她见我说得斩钉截铁，将信将疑说：“你自己都承认了的。”我说：“那是我懒得跟你解释，反正已经闹到组织上去了，让他们去作结论。你如果也跟在陷害的人后面跑，假的都成真了。别人说，池大为自己老婆都说有问题，我怎么解释？”好不容易把董柳说服了，毕竟她还不至于糊涂到那种地步。吃过晚饭我提议到楼下去打羽毛球，董柳似乎不情愿，可还是带着儿子下去了。打球时董柳不停地叫“大为”，很兴奋的样子。快天黑了，两人又牵着一波到大院门口去散了一会步，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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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很快就平息下去，毕竟匿名信没有拿出足够的证据。我倒希望写信的人有进一步的动作，那样能够更进一步证实我的清白，也证明我是打不倒的，下一次就不会有人跳出来了。没有进一步动作我还感到有点失望。我向卢书记提出了追查写信者及其动机的问题，卢书记说：“事情到这里就打止了吧，难道还报公安局追查？”我说：“陷害者你今天饶了他，他明天又卷土重来，他捅一刀子是可以捅死一个人的。”他说：“算了，老池，算了。”我只好算了，但碰了马厅长孙副厅长我又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知道查是不可能查的，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也不是一块面团凭人怎么捏的。
谁知这天晚上有人打电话到家里来，董柳接了，那边没说话就挂了。董柳用怀疑的神态看着我，我说：“看着我干什么？”过一会又来了，又是如此。我想一定是孟晓敏，在这种时候她还来给我添乱！第二天上班我找机会出去，把她约到裕丰茶楼。我一见面就说：“你怎么把电话打到我家里去？”她撅嘴说：“那要我到哪里去找你？你也不给我打传呼！”我没跟她讲厅里的事，不然她知道我怕这个，反过来将我的军怎么办？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上次你在电话里的一句话，我想了几天，越想越不通，你倒给我说清楚了。”我根本想不起来，她说：“你自己说过的。”说了半天才知道是“事情大小”那句话。她说：“你说清楚你到底把我放在哪里？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我知道女人在这个时候是绝对不讲道理的，就说：“你是大事，其它事都是小事。”她马上说：“不对，我们的关系是大事，其它都是小事。”我说：“对，对对，对对对。”她说：“对吗？对吧？那你说你把我怎么办？这样不明不白都有一年多了，我不愿这样下去，你离婚吧。”我吓了一跳，说：“不敢，不敢。”她说：“你怕老婆？你怕我不怕，我去找她谈，我心平气和跟她谈，相信她是懂道理的人，没有感情了，还捏在一起，两个人都是痛苦。”我望着她，不认识似的，小小女孩二十出头竟有这样一份勇气？这倒使我怕了起来，又感激她为了我竟能有这样的勇气。我说：“这么急干什么，你还没老！”她说：“你知道这一年我放弃了多少机会，又失眠了多少夜晚？别人晚上成双成对在外面走，我就在楼上看着他们。我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也为我想一点吧。”我想着离婚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不起董柳更对不起儿子，而且进步要大受影响。拖下去那将来我欠她的就更多了，女人有几年青春？到那天她也更理直气壮了。可就这么了结吧，我又实在舍不得。沉默之中她说：“你给我一个说法，我等也要有个尽头。”我说：“晓敏，我喜欢你，但是，”我停下来，在内心积蓄着残酷的勇气，“但是，”她用惊恐的眼神望着我，“但是，我不能离婚。”她马上把头伏在茶桌上，又一下一下地在桌面上碰着，我马上扶住她的头。她说：“池大为，我看清了你，男人都是自私的人。”我扶住她说：“别这样，有话好好说。”她用力甩开我，说：“看清了看清了看清了！”又扑到我怀中，疯狂地吻我，泪水渗进了我的嘴角，说：“这是不是最后的结论，你告诉我，你今天要说一句真话。你今天说了真话，我还能活下去，你再不说真话，到以后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看到她如此疯狂，我庆幸自己还是有所克制，还保持了最后的清醒，没有越过最后的界线。我说：“你坐好，我们好好说话。”她坐好了，我慢慢喝茶，把话扯开去。她说：“大为你不要说别的，我今天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我被逼得没有办法，说：“我不能离婚。”她忽地笑了说：“池处长，谢谢你的诚实。”又嘿嘿地笑，笑得我心里发冷。她说：“我先走了。”背着挎包，头也不回走了出去。我猛地跳起来想叫她回来，在包厢门边停住了，叫回来又怎么办？我拍着额头，咬咬牙，没有开口。
过了几天我在家里打电话的时候，觉得话筒的手感有点不对，看一看还是那部蓝色的电话机，再仔细看才发现已经换了一部电话机，这是一部双制式来电显示电话。董柳还是不放心我，那个传说启发了她的警觉。
经过了这件事，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种奇怪的念头，迎面那部汽车或摩托车会不会对着我撞过来？迎面有车开过来，我本能地强烈感到后面会不会有什么阴谋？经常神经质地往街边一跳。好多次躲避不及汽车从我身边开过，下身的隐秘之处就会有一种又麻又凉的中了电的感觉。我越来越没有办法相信这个世界。
73、孔子死了
刘跃进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找到一张香港地图？我记起丁小槐前年去过香港，就问了他，果然有一张，就通知刘跃进过来拿。晚上刘跃进到我家来了。董柳说：“刘教授你准备到香港去？”刘跃进说：“到香港去轮得到我？”我把地图拿给他，他看了几眼，收在裤口袋里。董柳问：“你跟凌若云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我正担心董柳问得太冒失，会不会刺伤了他，刘跃进说：“拜拜了。”很轻松地做了一个手势。董柳惊呼道：“真的？”刘跃进说：“那种女人，理她干什么？”几个月没见面，刘跃进他变了。其实我早知道分手是早晚的事，本来还担心他会不可自拔呢，见他竟放得下，我也就放了心。我说：“想不到你还是放下来了，我和胡一兵本来还替你担心呢。”我忽然有了强烈的冲动要把那天晚上的事告诉他，话冲到舌尖上还是含住了。他刚才还在说不理人家呢，得让他在我们面前保持这个虚无的神话。哪怕是朋友，有些话也不能撕开来说。刘跃进说：“放下来了，连我自己都没想到能这么快。再说不放下又怎么样？”他笑几声，“不放下又怎么样？天下的事，也不是由谁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不但把凌若云放下了，连世界我都放下了！放下一个世界比放下一个女人总更困难更痛苦吧，可是我放下来了，不放下又怎么样？”我说：“大家不约而同都走到这条路上去了。说好听点吧，是梦醒了觉梧了，看清楚了不骗自己了，说难听点吧，是堕落了放弃了，只剩下自己了。”刘跃进说：“心里其实还是苦呢，但想想苦也是白苦，苦它干吗？我从小觉得一个读书人的天然使命就是承担天下，就是入世的那一份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你叫他不承担，不忧，他做人都没有感觉，空空洞洞的，那种轻松实际上很沉重，很可怕。可忧了这么多年回过头一看，自己是白忧了。自己说了什么，写了什么，做了什么，等于没说，没写，没做。世界它该怎么样还怎么样，绝不会因为谁而走另一条路。时间之中有一种力量比人的意志更加强大，那是天数，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可它制约着一切。天数非人力可为，我想通了。胡一兵说得对，在一个权钱社会，你说那一套，谁听你的？这就是天数啊！我经常嘲笑电视播音员对着天说话，”他两只手的食指往上一戳一戳的，“领导是服务，干部是公仆。最近醒悟了我自己也是对着天讲话，天下国家连学生也不当真了。他们比我还潇洒，他们是在市场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好多话我在课堂上都讲不下去了。跟现实无关的话，空空洞洞大而无当的话，讲着心里都不踏实，像飘在云端。市场它是一种经济结构，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消解了终极，以及知识分子；它还是一种人生观，活着你得去挣钱！有市场就没有终极，市场把一切都平面化，现世化了，我们的生命失去了想象的空间，谁都明白要面对自己，要抓住今天。大概念变了一切都变，浅薄就是深刻。你人格高尚视金钱如粪土？我忽然发现自己的武功在不知不觉之间被废掉了，自己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为了多余的人，不知不觉！被历史限定的人不可能超越历史，人不能抗拒宿命，因此别无选择。最伟大的逻辑程序也不能解决人的问题，我以前想错了。没有人能够给世界一种出人意料的理解，然后改变了一切。那是不可能的，读书人不可能在现实之外依托逻辑来建立一套价值，建立起来也只停留在书本上，无法跟现实产生有效联系，我不能装作对自己无能为力的处境浑然不知。在一个按实力分配利益的社会高唱理想是可笑的，由既得利益者来主唱更是滑稽的，他们的理想在高唱中已经实现。他们过得那么好，我过得这么差，我还要听他们来讲奉献和牺牲？大学还是精神文明的堡垒呢，站在讲台上我真的不知怎么开口了，所有抽象的话题已经失去了话题性，我再闭着眼睛对着天说虚的那一套就是有意无意的骗子了。”我说：“那你以后不写书了？”他自嘲地笑笑说：“书还得写，这是一个道具，与世界无关，也不可能有关系。如今写点什么都成了泡沫，泡沫是泡沫，精品也是泡沫，在时间之流中稍现即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