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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老师说，是的，那篇文章我至今还记得，题目是《从〈弗兰茨？济金根〉到〈武训传〉》。批判的理论依据，直接来源于马恩对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济金根》的批判。这种方式，是我们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最常用的，也是最得心应手的，看起来温文尔雅，有理有据，但是骨子里却是最粗暴的教条主义，拉大旗做虎皮，置人于死地。我自己后来吃亏最大的，也在这一点上。几年以后，我看到报纸上几篇批判我的文章，简直就是从我的一类文章直接套去的。达摩你说到的那些文章，是我们几代知识分子永远的伤心地，鬼门关。数十年来，几乎每个人都留下不堪回首的污迹，就像从泥潭中走来，一路留下脏兮兮的脚印。我曾经想过，如果没有五五年，如果我依然一路顺风志得意满，我后来会怎样？
说到这里，卫老师望着大家，似乎想从大家脸上看到一点他们的答案，大家便意味深长地笑。
卫老师说，所以，我感谢五五年，它无意间挽救了一个懦弱无知的文化人，让他歪歪倒倒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付出数十年代价，作了一次本该极为正常的选择，真是旷古未有的一种荒唐。我想，另外一些人呢，其实也是像我一样，用数十年时间走上了另外一条不归路，哪怕他现在早已心知肚明，也没有力量改弦易辙了，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悲剧比我更深重。我很自信地知道，我死了以后，是可以上天堂的，但是他们，从现在开始，就日夜担心别人会鞭尸。我也很清楚地知道，我要做的自我清理还很多，不知道是否天假于年，这倒是我常常恐慌的。
说到这里，卫老师环视大家一眼，似乎在征询大家的意见，不知对他的这一番说道满意否。
大家都很感动，也很沉重。原本是一次高高兴兴的祝寿，现在倒成了一次灵魂的审判。达摩对自己在这种时候提出这种问题隐隐自责起来。
卫老师反倒起了兴致，又问达摩，还有问题吗？
达摩调皮一笑说，不说了，今天说这些有点冲了喜庆呢。
卫老师说，这才是大喜呢，吾日三省吾身，能在耄耋之年，洁净身心，人生一大快事也。再说，有些问题，是要在诘问中才能想到的。说吧。
达摩笑笑说，这是刚刚想到的——许多年来，一直听到您对极左文艺、意识形态文艺的批评，可是您一唱起歌来，就是这些东西啊。
大家就笑起来。
卫老师也笑，说，厉害，又戳到痛处了。苏联解体之后，我又去过一次俄罗斯，离我第一次去，相隔四十年。心情非常复杂。我熟悉他们很多的作家艺术家，随口就可以说出一大串名字来，有的我还见过。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历史遗忘了，唾弃了，有的在痛苦与自责中自杀或死去了。这种悲怆，一个局外人很难体会得到。我们和他们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可以说同病相怜。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就是他们的思想文化喂大的。红场还是那个红场，冬宫还是那个冬宫，涅瓦河也还是那条涅瓦河，甚至那艘世界闻名的阿芙乐尔战舰都还停泊在那里……但是一个庞然大物的苏联不见了，那些狂热地献身于它的人们也不见了。客观地说，他们当中许多人是极有才华的，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哪怕在沙俄时代，他们都会成为俄罗斯民族的骄傲。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沙俄时代那一串串灿若星辰的名字，他们的小说，他们的绘画，他们的交响乐和他们的戏剧，依然是俄罗斯甚至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但是苏联时期的那些天才们不见了，很少人再记起他们。大街上，到处是漂亮健壮的男女青年，温文尔雅的老头老太太，他们穿着都很时髦，都很讲究，似乎他们的世界什么都不曾发生过。当然，还有穷人，酒鬼，和世界各地来的游客。一次，在大街上，见到一个美丽的俄罗斯姑娘，俄罗斯的姑娘真的非常美丽，一种很高贵很典雅的美丽。那个姑娘穿着一件裘皮大衣，戴着一顶裘皮帽，当她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看得发呆了，很没出息，是不是？就像看见安娜？卡列妮娜一样。
卫老师带着孩子气地看了自己夫人一眼，赵姨则报以意味深长的一笑，大家也都跟着不怀好意地哄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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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老师也怅然一笑说，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斯大林不见了，贝利亚不见了，勃列日涅夫不见了，甚至如日中天的那个马雅可夫斯基也不见了，但是，安娜？卡列妮娜的美丽还在，有些柔弱得不堪一击的东西，比那些不可一世的权势要强大得多。我四十年前去见过的建筑，几乎都原样在那儿。当年接待过我的人，有的不知去向，许多都死了，他们没有我活得长。在一次聚会上，我突然想唱俄苏歌曲，我就唱了。唱了几首之后，发现他们反应很陌生，一问，在场的许多中青年，居然不知道我唱的是什么歌，小路啊，灯光啊，列宁山啊，他们说没听过呢。他们唱摇滚，唱爵士，唱新一代流行歌曲，那风格和我所知道的俄苏歌曲太不一样了。后来，一位老作家对我说，我唱的那些歌，他都知道，但是他不愿意听到它们。我问为什么，他说，这会让他想到一些非常不愉快的事情。我这才知道，对于这些歌，我和他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是唱到了爱情，战斗，优美的旋律，我们是在唱我们自己的苏联歌曲。当年收听苏联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开始曲还记不记得？
何其业说当然记得，说着就哼起来。又说，现在好像还是它呢。
卫老师说，这是一首很有名的歌，歌词中有这样两句：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能像这样自由地呼吸……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多么豪迈、多么令人向往的境界。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段旋律背后，可能就是一段阴郁甚至恐怖的经历。就像如今西方人看样板戏，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古老的东方艺术形式，对于我来说，它的一阵锣鼓，一段唱腔，都会让人想起文革中的那些日子，那些难忘的细节。但是对于那些在样板戏的乐声中长大的人来说呢，那些旋律那些唱腔，那一招一式的动作，可能就记录着他们儿时的一段生活场景，那些场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快乐的甜蜜的。就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可以非常冷静非常犀利地批判斯大林的专制，批判俄苏政治文化对于中国巨大的负面影响，但是那些俄苏音乐，那些红色音乐，在你情绪中所产生的微妙作用，是不可以用理性来控制它的。我想，这种时候，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这种音乐，其实只是一卷磁带，它记录着你的一段生命岁月。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双重的悲剧，我们连自己个人的情绪记忆，都附着在一种无处不在水银泻地般的意识形态文化上了。我们竟然没有我们自己的纯正的洁净的文化载体，来记录下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是一点都没有，干干净净啊。其他国家有，包括那些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都有，它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作家艺术家们留下的自己的声音，永远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声音，诗歌，音乐，小说，雕塑，戏剧……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还有刚才的肖斯塔科维奇……许多年之后，他们不必像我们一样，尴尬地，暧昧地，酸甜苦辣地从你刚才说到的那一类艺术中，唤起自己的记忆，寻找自己的生命过程。不管多么恐怖，他们都留下了自己的文化记忆。我曾想过，我自己在那样的苦难中，为什么不会写下贝加尔湖这样的诗与歌，让我多年之后来吟唱它呢？我们那样多的作家艺术家，又有谁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写下过自己的苦难，人民的苦难，让人们今天一唱起它，便能够深切地记住我们苦难的历史，而不至于太过轻浮地遗忘呢？这一切，是比苦难本身更苦难的一件事。他们的记忆，是用自己的血写在大地上的；我们的记忆，是别人用刀刻在我们的伤口上的。数十年来，我们失去了表达苦难和忧伤的能力，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我们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
卫老师说到这里，脸色就黯淡下来，说，达摩提出的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哼哼曲子唱唱歌的小事，其实真是一个大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港台三流歌星的商业演出能占领舞台，而那些真正能够表达个人或大众痛苦与希望的歌却没有办法唱出来。今天，当我们不得不一再从旧有文化中寻找资源的时候，我们无意间也在强化某种旧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这正是一些人非常愿意看到的。
何其业自我解嘲地笑笑说，是啊，我们这一代人就更惨，在国外聚会，怀旧，思乡，说起许多往日的荒唐与不堪，可是一唱歌，就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就是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千山万水向你欢呼，千歌万曲向你歌唱……唱的时候满心激越，满心怅惘，唱完一想，又觉得特滑稽。我们整个青少年时代，就只唱这些东西呀。
卫老师说，你们在唱的时候，已经将音乐的能指和所指分裂了，借别人的杯酒，浇自己块垒而已。这既有正方的例子，也有反方的例子。记得十几年前，在一次军队的大型活动中，电视里传来一群年轻的士兵在用那种质朴的大粗嗓子在唱《团结就是力量》，我听着听着，就对着电视叫起来，你们在唱啥呀？歌里唱道：“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这是哪跟哪呀？多年来，这些歌被人唱着唱着，就像唱外语歌一样了，只剩下发音吐字，意义却消失了。我想起在四十年代后期，我们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集会唱这首歌，游行唱这首歌，坐牢也唱这首歌，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因为这首歌唱出了我们的呼喊，如今被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时刻唱出来，真是让人哑然失笑。
卫老师最后说，还有一个问题，是与刚才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