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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无能的。”
⑤皇太极在回军的谕示中说，此行是“渡陈仓、阴平
之道，（定）破釜沉舟之计。”
⑥《崇祯长编》，十一月十五日兵部有疏云：“畿东州县，
风鹤相惊，人无固志。自督师提兵入援，分派驻防，
遂屹然无恙。”得旨：“谕兵部：袁崇焕入关赴援，驻
师丰润，与蓟军东西猗角，朕甚嘉慰。即传谕崇焕，
多方筹划，计出万全，速建奇功，以膺懋赏。”又谕：
“各路援兵，全听督师袁崇焕调度。”崇祯这道上谕
中，“计出万全”与“速建奇功”两件事根本是大大
矛盾的。
⑦朝鲜对明清战事密切注意，所以朝鲜方面的记载也
很有参考价值。据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十二：
“（袁）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由间路驰进北
京，与贼对阵于皇城齐化门。贼直到沙窝门。袁军
门、祖总兵等，自午至酉，魔战十数合，至于中箭，
幸而得捷，贼退兵三十里。贼之得不攻陷京城者，盖
因两将力战之功也。”
⑧《清史稿·阿巴泰传》。
⑨《孙子》：“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以近待远，
以佚待劳。”“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CB《崇祯长编》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兵科给事中陶崇道
疏言：“昨工部尚书张风翔亲至城头，与臣同阅火器，
见城楼所积者，有其具而不知其名，有其名而不知
其用，询之将领，皆各茫然，问之士卒，百无一识。
有其器而不能用，与无器同；无其器以乘城，与无
城同。臣等能不为之心寒乎？”明军守城，主要是靠
火器，守城将士连火器都不会使用，由放大炮反而
杀伤满桂部队可知。如果没有袁崇焕来援，北京非
给清兵攻陷不可。
DB据王氏《东华录》天聪三年所载。又据《崇祯长
编》二年十二月甲子：“大清兵驻南海子，提督大坝
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
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大清兵将杨春等带至德胜门鲍
姓等人看守。”
EB崇祯二年十二月甲戌，祖大寿疏言：“比因袁崇焕被
拿，宣读圣谕，三军放声大哭，臣用好言慰止，且
令奋勇图功以赎督师之罪，此捧旨内臣及城上人所
共闻共见者，奈讹言日炽，兵心已伤。初三日，夜
哨见海子外营火，发兵夜击，本欲拚命一战，期建
奇功，以释内外之疑，不料兵忽东奔……”祖大寿
此疏当然有卸免自己责任的用意，但当时士卒愤慨
万分，自动东奔的情形也必存在。
FB袁崇焕狱中写信、祖大寿接信后回师等情状见余大
成《剖肝录》。永平即今卢龙县，当时为府治。
十三
袁崇焕蒙冤下狱，朝中群臣大都知他冤枉。内阁大学士
周延儒和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来光都上疏解救。总兵祖大寿
上书，愿削职为民，为皇帝死战尽力，以官阶赠荫请赎袁崇
焕之“罪”。袁崇焕的部属何之壁率同全家四十余口，到宫外
申请，愿意全家入狱，代替袁崇焕出来。崇祯一概不准。
崇祯一定很清楚的知道，单凭杨太监从清军那里听来的
几句话，就此判定袁崇焕有罪，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何况
这“群英会蒋干中计”的故事，人人皆知。皇帝而成了大白
脸曹操，太也可羞。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御史曹永祚忽然捉到了奸细刘文瑞等七人，自称奉袁崇
焕之命通敌，送信去给清军。这七名奸细交给锦衣卫押管。崇
祯命诸大臣会审，不料到第二天辰刻，诸大臣会齐审讯，锦
衣卫报称：七名奸细都逃走了。众大臣相顾愕然，心中自然
雪亮，皇上决心要杀袁崇焕。锦衣卫是皇帝的御用警察，放
走这七名“奸细”，自然是出于皇帝的密旨。猜想起来，那御
史曹永祚本来想附和皇帝，安排了七名假奸细来诬陷袁崇焕，
但不知如何，部署无法周密，预料众大臣会审一定会露出马
脚。崇祯就吩咐锦衣卫将七名奸细放了，更可能是悄悄杀了
灭口。
对于这件事，负责监察查核军务的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向
皇帝指出了严重责问。崇祯难以辩驳，只得敷衍他说，待将
袁崇焕审问明白后，便即派去边疆办事立功，还准备升他的
①
官。崇祯这个答复，其实已等于承认袁崇焕无罪。
兵部职方司主管军令、军政，对军务内情知道得最清楚。
职方司郎中（司长）余大成极力为袁崇焕辩白，与兵部尚书
梁廷栋几乎日日为此事争执。当时朝廷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
名有两条，一是“叛逆”，二是“擅主和议”。所谓叛逆，惟
一的证据是擅杀毛文龙，去敌所忌。袁崇焕擅杀毛文龙，手
续上固有错误，可是毛死之后，崇祯明令公布毛文龙的罪状，
又公开嘉奖袁崇焕杀得对，就算当真杀错，责任也是在皇帝
②
了，已不能作为袁崇焕的罪名。
嘉靖年间，曾有过一个类似的有名例子：在徐阶的主持
下，终于扳倒了大奸臣严嵩、严世蕃父子。严世蕃十分工于
心计，在狱中设法放出空气，说别的事情我都不怕，但如说
我害死沈炼、杨继盛，我父子就难逃一死。三法司听到了，果
然中计，便以此定为他的主要罪名。徐阶看了审案的定稿之
后，说道：“这道奏章一上去，严公子就无罪释放了。”三法
司忙问原因。徐阶解释理由：杀沈杨二人，是嘉靖皇帝下的
特旨，你们说沈杨二人杀错了，那就是指责皇上的不是。皇
上怎肯认错？结果当然释放严世蕃，以证明皇帝永远正确。三
法司这才恍然大悟，于是胡乱加了一个“私通倭寇”的罪名，
就此杀了严世蕃。
但崇祯对于这样性质相同的简单推论，竟是完全不顾。
至于“擅主和议”，也不过是进行和平试探而已，并非
“擅缔和约”。袁崇焕提出缔和建议而给朝廷否决，崇祯如果
认为他“擅主和议”是过失，当时就应加以惩处，但反而加
他太子太保的官衔，自二品官升为从一品，又赐给他蟒袍、玉
带和银币。又升又赏，“擅主和议”这件事当然就不算罪行了。
这时关外的将吏士民不断到总督孙承宗的衙门去号哭，
为袁崇焕呼冤，愿以身代。孙承宗深信袁崇焕是无罪的，极
力安抚祖大寿，劝他立功，同时上书崇祯，盼望以祖大寿之
功来赎袁崇焕之“过”。崇祯不予理睬。
有一个没有任何功名职位的布衣程本直，在这时候显示
了罕有的侠义精神。这样的事，纵然在轻生重义的战国时代，
也足以轰传天下。
程本直与袁崇焕素无渊源，曾三次求见都见不着，到后
来终于见到了，他对袁钦佩已极，便投在袁部下办事，拜袁
为老师。袁被捕后，程本直上书皇帝，列举种种事实，为袁
崇焕辩白，请求释放，让他带兵卫国。这道白冤疏写得怨气
③
冲天，最后申请为袁崇焕而死。崇祯大怒，将他下狱，后来
终于将他杀了，完成他的志愿。
大学士韩爌是袁崇焕考中进士的主考官，是袁名义上的
老师，因此而被迫辞职。御史罗万爵申辩袁崇焕并非叛逆，因
而削职下狱。御史毛羽健曾和袁崇焕详细讨论过五年平辽的
可能性，因此而罢官充军。
当时朝臣之中，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其余三成则附和
皇帝的意思，其中主张杀袁崇焕最力的是首辅温体仁和兵部
尚书梁廷栋。
温体仁是浙江乌程（吴兴）人，在《明史》中列于《奸
臣传》。他和毛文龙是大同乡，一心要为毛报仇。梁廷栋和袁
崇焕是同年，同是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又曾在辽东共事。当
时袁崇焕是他上司，得罪过他。他心中记恨，既想报仇，又
要讨好皇帝。
崇祯身边掌权的太监，大都在北京城郊有庄园店铺私产，
清兵攻到，焚烧劫掠，众太监损失很大，大家都说袁崇焕引
敌兵进来。毛文龙在皮岛当东江镇总兵之时，每年饷金数十
万，其中一大部分根本不运出北京，便在京城中分给了皇帝
身边的用事太监。毛文龙一死，众太监这些大收入都断绝了。
范
此外还有几名御史高捷、袁弘勋、史等人，也主张杀袁
土
崇焕，他们却另有私心。当袁崇焕下狱之时，首辅是钱龙锡，
他虽曾批评袁崇焕相貌不佳，但一向对袁很支持。高捷等人
在天启朝附和魏忠贤。惩办魏忠贤一伙奸党的案子叫做“逆
案”，高捷、史等案中有名，只不过罪名不重，还是有官做。
钱龙锡是办理“逆案”的主要人物之一。高捷一伙想把袁崇
焕这案子搞成一个“新逆案”，把钱龙锡攀进在内。因为袁崇
焕曾与钱龙锡商量过杀毛文龙的事，钱并不反对，只劝他慎
重处理。“新逆案”一成，把许多大官诬攀在内，老逆案的臭
气就可冲淡了。结果新逆案没有搞成，但钱龙锡也丢官下狱，
定了死罪，后来减为充军。
满桂部队最初败退到北京时，军纪不佳，在城外扰民，北
京百姓不分青红皂白，把罪名都加在袁崇焕头上。
个人的私怨、妒忌、党派冲突、谣言，交织成了一张诬
陷的罗网，而最令人感到痛心的，是袁崇焕亲信谢尚政的叛
卖。谢尚政是东莞人，武举，袁崇焕第一次到山海关、第一
次上奏章就保荐他，说是自己平生所结的“死士”，可见是袁
崇焕年轻时就结交的好朋友。他在袁的提拔下升到参将。袁
杀毛文龙，就是这个谢参将带兵把毛部士卒隔在围外。兵部
尚书梁廷栋总觉得要杀袁没有甚么充分理由，便授意谢尚政
诬告，答允他构成袁的罪名之后可以升他为福建总兵。谢尚
政利欲熏心，居然就出头诬告这个平生待他恩义最深的主帅。
以袁崇焕知人之明，毕竟还是看错了谢尚政。要了解一
个人，那是多么的困难！袁崇焕对崇祯的胡涂与奸臣的诬陷，
或许并不痛恨，因为崇祯与众奸臣本来就是那样的人，但对
于谢尚政的忘恩负义，一定是耿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