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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群体——起码是比观众、读者为弱。戴锦华教授很例外地不在其中，难怪有人看她不顺眼。笔者在北大教过书，知道该校有个传统：教室的门是敞开的，谁都可以听。这是最美好的传统，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但不该是谁都可以提问。罗素先生曾言，人人理应平等，但实际上做不到，其中最特殊的就是知识的领域……要在北大提问，修养总该大体上能过得去才好。
说完了忧虑，可以转入正题。我以为科学和艺术的正途不仅不是去关怀弱势群体，而且应当去冒犯强势群体。使最强的人都感到受了冒犯，那才叫做成就。以爱因斯坦为例，发表相对论就是冒犯所有在世的物理学家；他做得很对。艺术家也当如此，我们才有望看到好文章。以笔者为例，杜拉斯的《情人》、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还有许多书都使我深感被冒犯，总觉得这样的好东西该是我写出来的才对。我一直憋着用同样的冒犯去回敬这些人——只可惜卡尔维诺死了。如你所见，笔者犯着眼高手低的毛病。不过我也有点好处：起码我能容下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2月28日《中华读书报》。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电视与电脑病毒
在美国时看电视，有些日子闹神，有些日子闹鬼。假如你打开电视机，看到所有的人都在唱歌，那一天准是圣诞节。所有的人都在唱“静静的夜、神圣的夜”，有的频道上是乡村歌手，弹着吉他，有的频道是普普通通的一家人，围在炉边唱。还有的频道上甚至是帕瓦罗蒂本人，在一个大教堂里和一群唱诗班的童子一道，把所有该在这一天唱的歌都唱完才算完——看一天电视就可以把所有的宗教歌曲都听会。那一天是耶稣基督的诞生日。美国又是个基督教国家，我们外国人没什么可说的，倒是他们美国人自己在说：年年都是这一套，真是烦死了。美国人喜欢拿宗教开些玩笑，不是因为他们不虔诚，主要是因为老是这一套，他们觉得有点烦——好在一年就闹这一次。闹神的情况就是这样。还有的日子打开电视，满屏幕都是鬼。那些绿脸的鬼怪从坟里钻出来，龇着牙在街上走着，仿佛整个世界都是绿的——当然，那一天准是万圣节。对这一套老百姓早就烦死了，经常给报刊写信臭骂电视台，但他们就是不肯改。还有时屏幕上一片鲜红，有个面目狰狞的家伙手执大斧，在所有的频道上砍人，直砍到人头滚滚，血流成河。此时你怎么也想不起还有一个砍头节。找日历来看了才知道，那一天是十三号星期五，也就是黑色星期五。对于砍人头的电视片，多数美国人恨得要死，但电视台偏要放。他们的脑子被日历拘住了。大家都知道，有些计算机病毒是择日发作的，其中有一种就叫做“黑色星期五”。这一天真是不幸，电脑闹病毒，电视也闹病毒。美国人自己也是这么说的：赶上特别的日子，你休想看上像样的电视节目。
自从我回了中国，电视总算是不闹“黑色星期五”了。但它还是一阵一阵的，和有病毒的电脑颇有点像，中国电视台的编导脑子里也有本日历。有些日子所有的频道都在闹日本鬼子——当然，这些鬼子和汉奸最后都被抗日军民消灭了，但这不能抵偿我看到他们时心中的烦恶：有个汉奸老在电视屏幕上说：太君，地雷的秘密我打听出来了——混账东西，你打听出什么了？我十五岁开始，你一直说到了现在！还有些日子所有的频道都在引吭高歌，而且唱得都是没滋没味的。这和日历当然有关，有些日子是教师节，有些日子是老人节、儿童节。现在的节日甚多，差不多两个礼拜必有一个节日。假如把纪念日算上，几乎每天都有点说头。有个说头电视台就得有所表示，表示的结果往往是让人烦躁……
某一天成为节日或者纪念日都是有原因的，我和别人一样，对此不敢有分毫的不敬。六月一号是小朋友的节日。到了这一天电视台就不需费心安排节目，只管把平日没人看的儿童题材影片弄上去演。有些影片质量很次，有些则是过时的黑白片。大人看了不满意，编导可以说，今天是儿童节，为了孩子，您就忍着点吧。小孩不满意，则可以说：叔叔阿姨们特地给你安排了节目，亲爱的小朋友，你不要给脸不要脸哪。总而言之，各方面都交代得过去，还省了买好节目的钱。但是这样的儿童节目
望小朋友会爱看。其实，儿童节的情况还算好的，到了我们的节日更糟。到了教师节，就唱些歌来歌唱人民教师，我当过很多年教师，但就是不爱听那些歌——连词带曲全都很糟。词曲作者写应景的作品，当然提不起精神。歌手们唱这种应景的歌也尽跑调儿——我看他们上台前连练都没练过。不练是对的，练这种绕嘴的歌儿会咬伤舌头。人民教师里教音乐的人听了这种歌准要哭：怎么教出这样的学生来了？以前我当教师，听见这种歌就起一身鸡皮疙瘩。现在不当了，鸡皮疙瘩起得倒少了……到了春节就要听相声，相声越来越不逗。还有那些犯贫的小品——平常的日子还可以不受这种罪……
对电视观众来说，幸运的是：不是每天都是节日和大的纪念日，在这些日子里可以指望看点好节目。对电视台的编导来说，不幸的也是：不是每天都是节日和纪念日，那一天他们必须给观众找点节目。我现在站在编导一方来说话——我们应该体谅电视台的难处。我认为，可以增加节日和纪念日的数目。举例来说，现在有儿童节、青年节、老人节，怎么没有中年节呢？要知道，中年人肩负着生活的重担。再比如说，现在有妇女节，为什么没有男人节呢？要知道，男人更需要关怀嘛。再说，打鬼子也不必等到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每年的“七七”和“八一五”都可以打他们。经过这样安排以后，可以做到每天都有一个题目，只要在这个题目之下，不管节目好坏都可以演。到了中年节，除了《人到中年》，似乎没什么可演的了，这就省得挑挑拣拣，年年都演它。我现在想不到有什么专以男人为题材的影片，那就更好。干脆什么都不演，电视台放假，在屏幕上放一条字幕：本台全体人员向全国所有的男同志致敬。有些计算机病毒闹起来就是这样：屏幕上冒出一行字来，就焊死了不动了……有些电脑可能会染上某种择日发作的病毒，比如“黑色星期五”、“米开朗琪罗”，这种病毒要好几年才发作一次，一台电脑也顶多染上一两种病毒。电脑病毒不可能时常发作，更不可能每天都发作。这理由很简单：电脑是买来用的，每天闹一次，这种破烂我们要它有何用处？相比之下，我发现大家对电视比电脑宽容得多。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11月8日《戏剧电影报》。发表时题目为“电视与计算机病毒”。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在美国左派家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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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礼拜黄先生来访问我，问我爱听谁的歌。我实在想不起歌手的名字，就顺口说了个披头士。其实我只是有时用披头士的歌来吵吵耳朵。现在我手上有这四个英国佬的几盒磁盘，CD连一张都没有，像这个样子大概也不算是他们的歌迷。只是一听到这些歌就会想到如烟的往事：好多年以前，我初到美国，深夜里到曼哈顿一位左派家里做客，当时他家里的破录音机正放着披头士的歌。说起来不好意思，我们根本不认识人家，只是朋友的朋友告诉了我们这个地址。夜里一两点钟一头撞了进去，而且一去就是四个人。坦白地说，这根本不是访友，而是要省住旅馆的钱——在纽约住店贵得很。假如不是左派，根本就不会让我们进去，甚至会打电话叫警察来抓我们。但主人见了我们却很高兴，陪我们聊了一夜，聊到了切；格瓦拉、托洛茨基，还有浩然的《金光大道》。这位先生家里有本英文的《金光大道》，中国出版，是朋友的朋友翻译的。我翻了翻，觉得译得并不好。这位朋友谈到了他们沸腾的六七十年代：反战运动、露天集会、大示威、大游行，还讲到从小红书上初次看到“造反有理”时的振奋心情。讲的时候，眼睛里都冒金光。我们也有些类似的经历，但不大喜欢谈。他老想让我们谈谈中国的红卫兵，我们也不想谈。总的来说，他给我的印象就像某位旧友，当年情同手足，现在却话不投机——我总觉得他的想法有点极左的气味。要是按他的说法，我不必来美国学什么，应该回去接着造反，我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但不管怎么说，美国的左派人品都非常之好，这一点连右派也不得不承认。
我记得这位左派朋友留了一头长发，穿着油光水滑的牛仔裤，留了一嘴大胡子，里面有不少白丝。在他那间窄小、肮脏的公寓里，有一位中年妇女，但不是他老婆。还有一个傻呵呵的金发女孩，也不是他的女儿。总的来说，他不像个成功人士。但历史会给他这样的人记上一笔，因为他们曾经挺身而出，反越战，反种族歧视，反对一切不公正。凌晨时分，我们都困了，但他谈意正浓——看来他惯于熬夜。在战斗的六七十年代，他们经常在公园里野营，在火堆边上谈着吉他唱上一夜，还抽着大麻烟。这种生活我也有过，只不过不在公园里，是在山坡上。可能是在山边打坝，也可能是上山砍木头，一帮知青在野地里点堆火，噢噢地唱上一夜。至于大麻，我没有抽过。只是有一次烟抽完了，我拿云南出的大叶清茶给自己卷了一支，有鸡腿粗细。拿火柴一点，一团火冒了上来，把我的睫毛燎了个精光。茶叶里没有尼古丁，但有不少咖啡因，我抽了一口，感觉好像太阳｜穴上挨了两枪，一头栽倒在地。只可惜我们过这样的生活没有什么意义，只是自己受了些罪而已。对此我没什么可抱怨的，只是觉得已经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