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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留在梁庄的人对在外打工的亲人、族人好像没有特别的感觉，似乎他们认定在外打工的梁庄人整个心还在梁庄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会饶有兴致地讲谁谁回来娶媳妇、割痔疮、做手术、盖房子，也会以一种特别陌生、惊讶的口吻谈谁谁校油泵发财了，谁谁又赔了，现在回梁庄在做什么。梁庄始终是中心。在外，只是暂时的，讨生活的最终都会回来。也因此，他们没有认真地去思考自己的亲人在外打工的状况，即使谈起来，也以一种非常模糊的、完全逆来顺受的态度。
关于村庄里出去的一些女孩子，我听到了很多闲话。一贯高声大调的梁庄人在谈起她们时连说话的声音都会放低许多，暧昧而不屑。在红伟家里，我碰到万生，他先是在吴镇开饭馆，生意非常好，却因政府欠账太多，难以为继，就关了饭馆到西安，在那里的城中村卖河南烩面，结果还是开不下去。据说是他老婆太不会来事儿，得罪了去吃饭的老乡。我向万生要他两个妹妹玉英和玉花的电话，他却支支吾吾，周围的人也满含暧昧之色。在经过一段铺垫之后，这些女孩子的故事才慢慢地在闲话中、在破碎的证据和相互的争执中浮现出来。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梁庄（7）
回乡的梁庄打工者并非因为本地经济吸纳力转好。他们几乎都是受伤者或病患者，或因为孩子、家庭的问题不得不回乡。丰定、永树兄弟先在广州郊区打工，后来在中山的鞋厂和高温塑胶厂一干好多年，都是严重的胃溃疡患者；丰定的老婆是从15岁起在鞋厂干活，2005年左右，她的头开始有轻微的颤抖，应该是轻度中毒或中风的标志。在云南校油泵的书明被摩托车撞飞，伤了左腿，引起肌肉萎缩，不能再从事任何劳动，回到梁庄吃老本儿，天天以打牌为乐。而万青，我在梁庄砖厂看他干活时，才发现他的左胳膊已经残疾，严重萎缩。他一直隐瞒得很好。那是1994年他在山西一个煤厂干活时，煤窑倒塌伤了小脑留下的后遗症。
万青媳妇巧玉和丰定老婆对城市的打工生活非常怀念。巧玉给我算了一笔她和万青在家生活的成本账，他们两口子回来不到一年时间已经花出去了将近两万元。而在打工的地方，人情很少，“每个月到时间就有十几张红红的票子发下来，心里可美”。丰定老婆已经成为鞋厂鞋样室的员工，比在大车间干活要干净很多，有风扇吹，有水喝。更重要的是，厂里对她非常重视，工资涨到了两千五百元一个月。但是她们对于打工的城市、乡镇却异常陌生，在说起打工的镇子时，丰定老婆竟然想不起来小镇的名字，而她在那儿生活了将近二十年。巧玉在说起汕头的那个小镇时，也着急地求助于丈夫万青，她想不起来。
实际上，留在梁庄的梁庄人一部分也成了打工者。南水北调把梁庄的一部分土地占用，坟园前后、河坡上那千余亩地也已经被吴镇的两个种烟大户给租去种了烟叶。梁庄的妇女打工队队长喜娟组织了梁庄的十几个妇女和老弱男人，以一天三十元钱算。因为干活快，人又热心，打工队慢慢吸引了周边村庄的一些人，男女都有，三十几个人，每天在不同的地方干不同的活儿。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劳动”，他们直接说自己是“打工”。还有就是在砖厂干活的，道义砖厂和韩家红贵砖厂吸纳了三十几个梁庄的劳力。其他家庭有如丰定那样买了旋耕耙、挖掘机、拉沙车就在附近找活儿干。
梁庄内部的经济生活正在发生真正的改变。有一定规模的资本经营者正在进入梁庄，土地被集中起来，被那些有金钱能力和销售渠道的人所控制。相关政策部门、金融机构也因利益关系以各种方式参与到这样的集中化和集约化过程之中，这加快了资本集中的速度。在分田到户四十几年后，梁庄人开始在属于自己的责任田里给别人打工。
在村庄的十几天里，我一家家走访，一个个打电话，联系、寒暄、落实，牵出另外一个些人，再打电话，这样才逐渐理出一些头绪，并开始确定所要采访的基本路线。
在将近三十年中，梁庄人的足迹几乎遍布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西边最远到新疆的阿克苏、阿勒泰，西南到西藏的日喀则、云南曲靖、临越南边界的一些城市，南边到广州、深圳等地，北边到内蒙古锡林浩特。国外最远有到西班牙打工的。他们在城市待的时间最长的有将近三十年，最短的才刚刚踏上漂泊之程。
离开家乡，来到城市，梁庄人也依据官方的说法，认为自己是“盲流”“打工的”“进城务工人员”“进城农民”“农民工”＇网上流行这样一个段子：“请叫我公民—本名农民工，小名打工仔，别名进城务工者，曾用名盲流，尊称城市建设者，昵称农民兄弟，俗称乡巴佬，绰号游民，书名无产阶级同盟军，临时户口社会不稳定因素，时髦称呼弱势群体。”
＇。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们会自嘲就是一个“要饭的”，“就是进城要碗饭吃，啥好不好的”。
第一部分 第二章 西安（1）
农民的终结？这样带着点迟疑，也更审慎。
—H农民的终结》
德仁寨
2011年7月10日，晨，阴雨。我们一行四人，从吴镇出发，目的地为西安市灞桥区。福伯家的万国大哥、万立二哥和王家二年在那里蹬三轮车；梁家正容在那儿开店铺做小生意；韩虎子姐弟四个在那里卖菜。梁庄人来来去去，前后不下几十人在灞桥打过工。
托高速公路的福，一路顺畅，不到下午两点，我们就到了沪陕公路在西安的收费口。依据万立二哥所提示的路线，下高速，走纺北路，到幸福路，沿着幸福路，就可以看到华清立交桥。他在华清立交桥下等我们。
说得非常清楚，表哥一路开车，结果却在纺北路上偏离方向，待觉得路不对，已经过了官厅立交桥。给二哥打电话汇报，他在电话里大叫：“错了，错了！”二哥在电话里以极高分贝讲着路，还是“幸福路”“纺织路”“华清路”，可我们就是不明白。他说不清楚，我们也搞不清楚东南西北。城市里的每一座立交桥都一模一样，即使是同一座桥，在不同的方向，也同样可能碰不到面。又折腾了一阵子，最后决定，二哥站着不动，我们这边坐上出租车去接他，让二哥在电话里给出租车师傅说路。
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一辆出租车停到了我们的车前。二哥从车上下来，紫棠色的大脸，肚子挺得很高，腰带在肚子下面虚挂着，裤子几乎要坠下去。二哥胖多了，少说也有一百七八十斤，倒是那两颗几乎突出到嘴唇外的大门牙不那么突了。我有快二十年没有见过二哥了。他曾经是我的小学老师，梁庄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那时候，二哥还不过三十岁，是梁庄小学的教学骨干。他对学生非常严厉，说话尖刻，不管男生女生，只要犯错，一律痛骂。还记得一次上课，我和同学说小话，被他发现，“哗啦”一声，那个裹着铁皮的黑板擦直冲我飞过来，重重击中我的额角。我抬眼看他，正碰到他如牛一样的圆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怒气冲天。接着，一堆唾沫夹杂着急速运转的话朝我铺天盖地而来。那时，他的两颗大门牙还触目惊心地往外突着，从那里面喷出来的唾沫比话多。
看见我们，二哥大声嚷着：“日他妈，变化太大了。前些年在这儿还拉过三轮，这几年都没来，到哪儿都不认识了，路硬是说不清。”然后，上前一把抱住父亲，“二大＇二大：“大”，叔，专指父亲的堂兄弟，有些地方也指父亲的亲兄弟。
＇，你可来了，说多少次叫你来你不来。”看着我，咧开大嘴，也开心地笑着，“听二大说你来，我都不相信，多少年没见你了？”
父亲笑着骂道：“万立啊万立，你在西安几十年了，连路都认不得了，挣钱挣迷糊了？”
我们开着车，沿着二哥指的方向，终于走上了幸福路。远处是一个小山包，下面是很深的河，从山包到河这边，是一条极具弯度、高且瘦的高架桥。二哥说：“九几年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这座桥。我拉着三轮车从城里往山那边送过货，得绕二十多里地，上千斤，二十块钱。就这样，还得认识人才让你拉。”
在一片欢笑声中，父亲和二哥合编了一段顺口溜：
万立西安二十年，蹬起三轮来挣钱，
大街小巷都转遍，城里马路弄不转，
人人都说我迷瞪，一心挣钱供学生。
第一部分 第二章 西安（2）
从华清桥下来，转一个弯，是一段有围墙的长长的路。围墙刷的是劣质白粉，比临时工地围起来的高度要高一些、结实一点，但又比作为固定建筑的墙差很多，上面加着一个青瓦的顶，歪歪扭扭，围墙的高度、长度和那粗鄙厚重的形态结合在一起，有一种很微妙的压抑感。围墙里的路说宽不宽，说窄不窄，有点像乡村的老公路，年久失修，被人遗弃。路是老的，但围墙却显然是新近加的。然后一个右拐弯，一条长长的、铁锈色的街出现在面前。街的一边全是卖钢材的，长长的，铁锈色的钢管铺在店面里，溢到街道上。店主坐在同样呈现着铁锈色的房屋里，或倚在门口，神情冷漠地看着我们的车开过。另一边是一大片开阔的废墟地，废墟上堆着各种各样的建筑垃圾。再向左转一个弯，是一条小道，路的左边是一个个独门小院，右边是各种零散的垃圾堆。再往里走，右边出现了一堆堆巨大的垃圾，有生活垃圾，也有回收的废品，废铁、废铜、玻璃瓶、废纸，各种奇形怪状的物品，随意堆放、蔓延在空地上和路上。在这一堆堆垃圾之间，有一条歪斜的小道通向里面，几条狗在刨食，一个十几岁的小